第二是陵园的方向。前者给人的印象是陵园的城垣和神道都是正南北方向。后者表明，陵园总体布局与作为中轴线的神道并非正南北方向，而是南偏东6°。既然乾陵是利用自然地势来营造陵园，势必要顺应地形，不可能完全按照正南北方向设计。此外，还必须考虑一些其他因素。近些年来在乾陵所作的钻探和测绘工作表明，不惟中轴线是北偏西6°，几乎所有陵园建筑遗址均为北偏西6°，如北门门址、东垣墙遗迹、下宫遗址等。根据近年对其他一些唐陵的测绘，各陵中轴线以及陵园建筑方向均不相同，如贞陵为北偏西11～14°、崇陵为北偏西3°、顺陵为北偏西8～10°、桥陵为北偏西5°（以上均为磁北）［4］，但有共同的一点，均为北偏西方向。仅仅从受地形限制的角度来解释，显然很难，尤其是顺陵，地处开阔平坦的平原地带，地形的限制几乎不存在，这让我们不能不考虑其他的人为因素。
第三是前者没有标注比例或比例尺，显然只是一张示意图。
第四是陵园建筑遗迹的遗漏。
1．当时足立喜六没有注意到最南端的双阙（也就是宋代文献所说宋陵的鹊台双阙［5］）。从近年的考古调查和钻探来看，乾陵以后的多数唐陵南面都发现有沿中轴线布置的三对阙，由南门向南依次为南门阙、乳台阙、鹊台阙，通常乳台阙距鹊台阙距离甚远，乾陵这两组阙的间距长达约2350米（西乳阙至鹊台西阙），所以早期探访唐陵的学者多未注意到鹊台阙的存在。现已探明，鹊台东阙夯土基础东西35．4米、南北34．2米，西阙夯土基础东西32．4米、南北23．4米，残高均8米左右。
2．没有标注出下宫遗址的位置和范围（因1995年测绘时尚不清楚下宫遗址的准确位置，故图二中也没有标注）。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次调查，唐陵的下宫遗址均位于中轴线乳台阙和鹊台阙之间的西侧。2006年对乾陵下宫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下宫原有内外两重宫城城垣，外城垣平面呈方形，南墙长379．7米、北墙长380米、东墙长383米、西墙长382米，内城及内外城之间发现多处建筑夯土遗迹。
3．没有标注出陵园四角的角阙遗迹位置。
第五是标注的陵园建筑遗迹名称有问题。
1．前者将乾陵陵园四门分别以四神命名（这种命名被后来的许多学者所采用），但唐代帝陵陵园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命名四门于文献无征，关于这个问题沈睿文氏曾有文章略作涉及［6］。唐代文献只出现“神门”、“司马门”、“神午门”、“丹景门”
等，其中称为“神门”的有景陵、崇陵［7］；称为“司马门”的有献陵、昭陵［8］；称为“神午门”的有桥陵［9］；称为“丹景门”的有建陵［10］；唯独没有见到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命名帝陵陵园四门的。所以，在图二我们直接标注为东、西、南、北门。
2．陵园南门门阙被标注为“内城门址”，东、西、北三门的门址也都是标注在门阙的位置。根据几十年来对关中唐陵的调查，陵园门址均在门阙和石狮以内，距离门阙尚有20～60米不等的距离，一对门阙都是独立的建筑，门址则与城垣相接，门址与门阙应分别标示出来。
3．乳峰双阙被标注为“朱雀门址”也是一个错误，现已探明，乾陵陵园南门遗址位于南门阙以北的石狮北侧，东西两侧与陵园的南城垣遗迹相接。
说起图一的来源，可能有些人并不清楚。20世纪初，有个日本人，叫作足立喜六（1871-1949），原籍日本静冈县，1898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06年应清朝政府聘请，到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职，一直到1910年春回国。在西安4年间，足立喜六在授课之余对西安及周围的历代文物古迹做了大量调查，足迹遍及长安、咸阳、三原、高陵、临潼、泾阳、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等地，1907年曾得到日本来华考察的东西交通史学者桑原隲藏、宇野哲人博士的鼓励和指导。回日本后，足立喜六执教于爱知县立第一高等女校、一宫高等女校，业余时间专心整理研究西安及附近的调查资料，参阅大量历史文献，撰写了《长安史迹研究》一书，1933年由东洋文库出版［11］。后来足立喜六潜心东西交流史，着有《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等着作，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史的着名学者。
来中国以前，足立喜六专门学习了一些测绘方面的知识，在调查过程中对不少遗址和陵墓做了简单的绘图，大多属于示意图。调查过的唐陵有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德宗崇陵、武宗端陵以及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其中昭陵、乾陵着墨最多。这本书的二五七页是“唐高宗乾陵平面图”，没有比例尺，显然也是一张示意图。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和当时对唐陵陵园遗址认识的限制，在图中出现种种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足立喜六本人在《长安史迹研究》出版之前已经感觉到了，“惟着者归国后，因研究之进展，往往发现实地调查之不足处，而深悔其脱漏焉”［12］。但不管怎么说，足立喜六是第一位对乾陵和其他唐陵进行考古调查的学者，在唐帝陵研究的学术史上有着开拓者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陕西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做过多次调查，但始终没有做过大范围的实测图。近闻2005年乾陵博物馆专门组织专业测绘人员，对乾陵陵园及陪葬墓区进行了详细测绘，形成1∶1000的总体平面图和数幅1∶500陵园局部平面图，各类遗迹皆标注清楚。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一份地图。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建议以后不要再使用足立喜六的这张老图了。在最新的大比例实测图没有公布前，可以暂时使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95年测绘的这份图。
注释：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卷，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王双怀：《荒冢残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樊英峰、雒长安、张永祥：《乾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以上只是一些关于唐陵或乾陵的主要书籍。文章利用这张图的更多，恕不一一列举）。
［3］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创刊号，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4］贞陵、崇陵测绘图为2007年测绘，资料尚未发表；顺陵测绘图见赵荣、权东计：《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桥陵测绘图见巩启明、阿历克山大·考赫：《唐睿宗桥陵》，（德）达尔马斯德特，2002年。
［5］《宋史》卷122。
［6］沈睿文：《唐陵结构名称考》，《文博》2001年第1期。
［7］《旧唐书》卷18下、《旧唐书》卷37。
［8］《封氏闻见记》卷6、《旧唐书》卷25。
［9］《唐会要》卷20、《新唐书》卷14。
［10］《唐会要》卷17。
［11］足立喜六：《长安史蹟の研究》，1933年东洋文库版。汉译本见足立喜六着，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足立喜六着，王双怀、淡懿成、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12］足立喜六着，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见“小引”第1页。
［作者：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