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土陪葬品的使用与科学技术(一）铁伏弩的使用与陵墓防盗技术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陪葬乾陵的唐章怀太子墓，在该墓前甬道出土了一批铁箭头、铅块和机具零件［44］。所谓机具零件，实为古代的伏击工具——伏弩，是墓道中设置的机关暗器的重要部件。铅块应为机关配重，同铁箭头一起组成墓道内的机关暗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明了弩，汉代时军队大量配备，到唐代时军队仍在使用。
弩是由机械力射箭的弓，一般由弓、弩臂和弩机组成。弓横装于弩臂前端，弩机装于弩臂后部。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弩机用以扣弦、控制发射。弩机一般由牙、悬刀、牛三部分组成，牙用来勾弩弦；悬刀又称机拨，即扳机；牛，又称垫机，将牙和悬刀勾合在一起。发射时，扣扳悬刀，牛松开，牙面下落，弩弦弛开，箭即射出。弩的发明，使弓箭可以引而待发，在时间和空间上将张弓和射箭分了开来，这使得弩的变种——伏弩用作暗器成为了可能。弩中的弓和弩臂一般为竹木质，弦为皮革质，出土时多已腐朽，一般只留金属质的弩机、箭头和与之配合的铅块等物。
唐章怀太子墓因早年被盗，出土的铁伏弩残存两件，具体组合不甚明了。其一件为牙状器，另一件为钩形器。牙状器全长19厘米，宽约1．7厘米，厚约1厘米。于中部曲折，折角约150°。距一端端点3．5厘米处突起一个高约1厘米的牙突，牙突最高点与该端点间形成一个刃状斜面，距该端点5厘米处穿附一可动部件，呈柳叶形，长5．5厘米，宽2厘米，厚0．4厘米，由一个长5厘米、截面直径0．5厘米的圆柱形铁销垂直穿附于牙状器该端一侧的侧面上；另一端长10厘米，无附件，在尾端向上卷曲而形成一个直径2厘米的圆环。钩形器全长17厘米，宽2．3厘米，厚约1厘米，距一端端点1厘米处横穿一长7．5厘米、宽2．3厘米、厚0．6厘米的四棱长铁条，似为固定端，另一端为门闩形，据该端点3厘米处形成闩钩。此外，该墓还出土了一批铁箭头和总重量65公斤的铅块四块，铅块形状有圆饼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三种，应为机关配重，同铁箭头、铁伏弩一起配套使用。作防盗用的伏弩，装上毒箭，置于墓室并处于待发状态，用绳索连接要害部位，装配配重装置，盗墓者一触即发，成为盗墓者的天敌，在古代陵墓防盗技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因该墓早年被盗，此件器物部件缺失，具体组合不甚明了，但仍可以说明当时确实使用了伏弩这种暗器机关，这也使传说中的墓葬使用暗器机关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那么，乾陵使用它的可能性也很大，加上前已述及的乾陵地宫隧道的密封技术，可以充分说明当时防盗技术的先进。(二）酒盅、酒杯、小桌与酿酒技术大多数人认为唐代尚未有蒸馏酒（酒中混有较多的酒糟，类似于现在的醪糟），论者多依《本草纲目》中蒸馏酒始于元代的说法。但是，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的宋代蒸馏器就已经推翻了《本草纲目》的记述，说明至迟宋时就已经有蒸馏酒了。另外，唐诗中的“烧酒初开琥珀光”（白居易）、“自到成都烧酒熟”（陶雍）等诗句以及《唐国史补》中着名烧酒品牌“剑南春”的记载，似乎说明唐代已经有了蒸馏酒［45］。笔者认为唐代已经有了蒸馏酒。
陪葬乾陵的唐永泰公主墓就出土了多件体型较小的酒器，包括耳杯、高足杯和一件小酒盅。其中三彩耳杯，敞口，平底无足，口呈椭圆形，高约4．2厘米，长径12．5厘米，短径7．5厘米；三彩高足杯，直壁，弧腹，饼形高足，通高约6．6厘米。另外，还有一件更小的三彩酒盅，酒盅直壁，弧腹，无足，口径约3厘米，高约3厘米，同今天的酒盅极为相似。其实，是否有蒸馏酒，也就是酒的浓度高低，在人们饮酒时使用的酒具上是可以得到反映的，我们知道，酒器的发展同酿酒技术密切相关，从商周时的爵、尊，到战国汉晋时的琥、钫、卮等，再到唐以后的杯、盅，酒器呈现小型化的趋势，这也充分说明了酒的浓度在逐渐提高。为唐人所钟爱的烧酒，因酒精度较高，性烈，不可多饮，小杯、小盅就应运而生。反过来，小杯、小盅的出现，足以证明酒的浓度的提高。
除这些酒器外，永泰公主墓还出土了一件造型别致的彩绘三足桌（有人称做几），桌泥质灰陶，圆面，饕餮形桌沿下折，下为三个兽形足，桌面直径约15厘米，高约8厘米。
据《中国传统文化通论》，这同唐人的饮酒习俗有关。唐人饮酒时，已经不再“坐床”，而改为“就桌”，接近于今天的饮食习惯，这种习俗使传统的酒器不方便使用，从而促使了小而精巧的瓷质酒器的产生。反过来，它们的配合使用也可以说明蒸馏酒已经产生了。
这些酒盅、酒杯同三足桌的配合使用，可以说明唐人饮酒时的习俗，并且可以说明当时酿酒技术已经趋于成熟了。(三）三彩熨斗与织物熨烫技术唐永泰公主墓还出土了一件三彩熨斗，为一个带柄的小圆盘，形状极像一把勺子，此器只是一个模型，非实用器。实用器为铜器，使用时在盘中加入烧红的木炭，就可以熨烫织物了。唐玄宗时期的宫廷画师张萱绘的《捣练图》为我们绘制了当时熨斗的使用情况。该图绘制的是宫廷中，宫女们捣练、织修、熨平等场景。旁边木炭炉旁一个小宫女手握团扇，使劲扇着炉中炭，以便及时更换熨斗中的木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织物的熨烫技术。
综上，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人们在石料的开采和雕琢、城墙的构筑、用冰及寒尸技术和防腐技术、鎏金及贴金工艺、壁画制作时粉本的使用、酿酒技术、陵墓防盗技术以及织物熨烫技术等方面均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并且已经懂得了许多相应的物理化学知识。因而可以说，当时是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期，甚至可以与我国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相媲美。
注释：
［1］据（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载，唐高宗崩于弘道元年丁巳。中华书局，1975年，同书卷5《高宗纪》载其葬于文明元年八月庚寅；查陈垣《廿二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知，以上两时间分别为公元683年12月27日和684年9月25日，其间273天。
［2］分别参见河南省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杨根等：
《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察初步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185页；
［3］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23《郡国志》引《华阳国志》言：“（李冰父子凿岩时）其岩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中华书局，1965年。
［4］据郭荣章：《褒斜道石门的历史地位及其开凿之法探述》，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辑，页210-212。
［5］据（唐）高彦林：《唐阙史》卷上之“贞陵开山”条。
［6］李商隐诗《韩碑》有“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之句，载［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刻好的石碑要重新撰文勒石，要磨平原文，先以粗沙大石，最后还要用细石细磨。
［7］参《埃及的胡子女王》，见《发现之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
［8］参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增订本。
［9］见《考古》1974年第3期。
［10］［33］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据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12］参《资治通鉴新注》卷19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参《周礼·春官·鬯人》及《周礼·春官·女巫》卷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14］［26］［28］参（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15］参见朱启新：《古人的藏冰和用冰》，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9日第4版。
［16］见郭伯南：《古代是如何藏冰的》、《古代冷藏保鲜有妙方》，载《文物纵横谈》，文物出版社1990年。
［1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长乐宫发现凌室遗址》，载《考古》2005年第9期。
［18］参（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
［19］分别见《全唐文》卷375，中华书局，1983年；和孟晖《潘金莲的发型》（为中国古代服饰、饮食、起居等的随笔集）之第34节《冰块的遭际（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见《古代冰井与冰厨》，载《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
［21］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冰山避暑》。
［22］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2《自负》之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段。
［23］［25］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6《礼仪下》。
［24］转引自刘春华等：《从“以水银为百川湖海”看我国东周秦汉时期墓葬之内的防腐措施》，载《秦文化论丛》第8辑。
［27］［29］［30］参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31］参杨正兴《乾陵》，见《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
［32］《唐摭言·矛盾》有“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34］见常秉义：《周易参同契解读》，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35］（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陶弘景的话“（水银）能销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
［36］见《方以智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并见方中通等编：《四库提要》子部杂家类六。
［37］［43］见侯晓斌：《乾陵永泰章怀两墓壁画〈天体图〉探究》，载《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
［38］（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第十四·黄金》。
［39］见（清）王概：《芥子园画传》，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
［40］见宋迪生等：《文物与化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
［41］（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据中国书店出版社1983年《书法正传·图绘宝鉴》。
［42］见（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画三》卷212吴道玄条，中华书局，1961年。
［44］陕西历史博物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45］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113页。
［作者：穆兴平，陕西省乾陵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