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
秦建明先生撰《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刊于《文博》2006年第三期。该文旁征博引，力图抉隐发微，让人钦佩。但其说与古仪、古物却多处相悖，特予驳正，以就教秦先生及诸位专家，敬希不吝赐教。
一唐代谒陵，还需经过射礼的遴选吗秦文说：“皇帝谒陵在唐代算是一种大祭，其隆重可比郊庙之事，设石侯于乾陵前，且侯上有累累射痕，说明这处石刻，可能曾做为射侯使用。”
这里所说的“射侯”，即天子为郊庙事选择助祭人，举行大射礼时所设置的箭靶。
《仪礼注疏》卷16，《郑目录》云：“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其群臣射以观其礼数。中者得与祭，不数中者不得与祭。”《周礼·天官·司裘》中注疏大射还云：“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说明“射”是诸侯或天子为选择助祭者的一种方法。
所谓“郊庙之事”，贾公彦《疏》曰：“有郊庙之事者，郊，谓祭五天帝於四郊……；庙，谓祭先祖、先公是也。”则郊者在四郊祭天，庙者祭太庙中之列祖列宗，大祭中并无谒陵需先行射礼之规定。
谒陵，是孝子行为，是以血缘关系决定其是否谒陵及其在谒陵中之位置，而绝不是以射技之优劣来分辨的。试想，高宗入葬乾陵之时，武则天率诸子、宗亲、百官由京城长安抵达乾陵司马道（神道）上，但却不得谒陵，先要举行大射礼，以决定是否具备谒陵资格。如皇子不数中而被取消谒陵资格，此时他们脱缌麻否？是等候有资格谒陵者并祭奠完毕后，同返长安，还是先期返回？再如，没有血缘关系者如六十一王宾，他们衔命出使李唐以通聘吊之礼，因射侯不中无由参预李唐国丧大典，返国如何复命？李唐王朝是礼仪大邦，怎会做出如此轻慢使节荒谬绝伦之事呢？
何况《郑目录》还说“（射义）于五礼属嘉礼”，因此，“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
射礼陈设之器物与燕礼相同。如笙、磬、钟、金镈、建鼓、应鼙，还需献酒、设膳、供馔、烹羹等。于是，才能“射者可以观德行，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者得与祭”。试想，国丧期间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埋葬大行皇帝或来谒陵，却先要在司马道行射礼，饮酒作乐，与国丧气氛如此相左，要行射侯礼可能吗？
二石鸵鸟与射侯是两码事秦文说：“乾陵神道石鸵鸟形制与古射中的所记之射侯非常相像。石屏如同方形之侯，鸵鸟如同鹄。鹄设于侯，鸵鸟则设于屏，所以，石鸵鸟应当是仿古射侯而设，属于‘张皮侯而栖鹄’的形式。”
其实石鸵鸟与射侯完全不同，尤其是形制绝不相同。对于侯的形制，《仪礼注疏》卷16有明确描述：“侯，谓所射布也。以三侯皆以布，以皮为鹄，旁又饰以皮也者。”且《考工记》云：“梓人为侯，广与崇方，参分其广，而鹄居其一焉。则大侯之鹄方六尺，糁侯之鹄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计豻侯之鹄方三尺三寸半。”“糁者，杂也。糁侯者，豹鹄而麋饰。”从这些记述，知侯为布质，鹄为皮质，且均为方形，与乾陵神道之上石鸵鸟相比，显然没有共同之处。
据秦文，东西鸵鸟与背屏宽156-173厘米、高209-226厘米、厚35-38．5厘米。
若“参分其广，鹄居其一”，则鸵鸟宽度只能在52-57厘米之间；若视鸵鸟为鹄，则东侧鸵鸟鹄在屏上占52×52（厘米）面积，西侧占57×57（厘米）面积。但以实物勘对，鸵鸟无论宽度、高度均远远超过侯鹄之规范。
当日进行射礼时，侯高悬在植（侯两旁所栽的杆）上，射均为仰射，但神道两旁之鸵鸟射侯，据秦文说地面露明部分仅为60厘米，而与“糁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的要求相距甚远，此亦为不能视鸵鸟为射侯的原因之一。
秦文认为鹄为黄鹄，本是鹤类的鸟，鹤类的鸟长颈长足，但鸵鸟却不是鹤，更不是黄鹄。因鸵鸟形体高大，甚至可载人奔驰，不宜为鹄。《周礼注疏》卷7云：“谓之鹄者，取名于鳱鹄。鳱鹄，小鸟而难中，是以中者为隽。”《淮南子》曰：“齐鲁之间名‘题肩’为正，正、鹄皆鸟之捷黠者。”可见，鹄体小而快捷，非鹤亦非鸵鸟，以鸵鸟为鹄（靶心）于礼不通。
《小尔雅》曰：“射，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正中者谓之槷。”
就是说槷在正之中心，正在鹄之中心，鹄在侯之中心，槷就是靶心之十环，它应方六尺。而秦文说，鸵鸟背上有圆洞，东侧孔径7、西侧孔径15厘米，则与槷之尺寸不合。
这样，无论侯的尺寸，鹄的大小，悬侯之高低，鹄之种类，槷之形状等均与古仪上之侯制完全不同，所以是两码事也。
三鸵鸟若为射侯，侯道设在何处？
大射礼之礼仪很繁缛。《仪礼注疏》卷16：“前射三日，司马命量人，量侯道，与所设乏。以狸步，大侯九十、糁七十、干五十”。乏，是皮质掩蔽物，以防报靶人被误伤，不知“乏”设在神道的何处？侯道是射者与射侯之间的法定距离。大侯是指天子、诸侯所射的虎侯、熊侯。它们与射者距离是九十狸步，以每狸步为六尺，则侯道长540尺，若1尺合0．23厘米，则大侯的侯道应为124．2米。
乾陵神道宽度过去大约15米左右，经现代拓宽也仅仅25米，只合古代规定的侯道长度1／5。当日在这样狭窄的场地，谒陵的宗室亲贵、文武百官和外蕃客使成百上千，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大射择祭之礼呢？何况两鸵鸟射侯相对而立，互相阻断视线，要射中槷孔须斜射，则是难上加难之事。
若乾陵神道设射侯选择谒陵之人，那么，高祖李渊的献陵、太宗李世民之昭陵没有鸵鸟射侯，那到此二陵谒陵者，又如何选择呢？秦文说：“但是，唐睿宗桥陵陵前石刻中也有石鸵鸟，身上却无孔洞，大约与当时忽略武备、射礼有关。”这就是说乾陵神道设射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在高宗葬于乾陵的弘道元年（683）到睿宗李旦葬于桥陵的开元四年（716）的33年间实行。兴废如此重大的礼仪，贞观礼、显庆礼不记情有可原，但开元礼与两《唐书》中均无记载，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并非怪事，就根本没有射侯谒陵这一仪礼。
再者，秦文引《旧唐书·源乾曜传》“久废百官公卿三九射礼”，来说明睿宗桥陵鸵鸟无射痕之缘由，但这里并未指久废谒陵大射之礼。如果平日射礼已废，谒陵之时突然要以射艺择人，恐怕百官均会失去谒陵资格，唐代的谒陵岂不是无法进行了吗？
秦文还说：立鸵鸟射侯“还怀有一种‘孤失之利，以威天下’之意图”，就是说对参加乾陵射礼的诸侯、外蕃与群臣是一种威慑，这是发挥了无穷想像力的夸张。即使当日真有这个纯属子虚的大射礼，也阻止不了图谋不轨者的叛逆。因此，说“乾陵在神道上设制（置）射侯，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举”，恐实难成立。
四关于乾陵神道石刻设置之新解秦文说：“将鸵鸟树立陵前，为前代制度所无”，其言极是。不仅鸵鸟，连乳峰上的一组三出阙，神道两旁的石狮、石马、翼马、奉阁将军、华表、双碑（述圣纪碑、无字碑）等雕刻群，在献陵、昭陵中从未出现，而且在中国陵园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
《旧唐书·高宗本纪》云：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己酉“帝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务从节俭应以不超出昭陵为基准。除去750米长司马道（神道）两旁石刻及乳峰三出阙外，乾陵现存的遗迹、遗物，陵园城墙、王宾相、朱雀门外之三出阙，完全与昭陵相同。那么，神道两旁石刻群是何时出现的呢？
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将李治埋葬于乾陵时，只距李治去世有半年时间，不可能雕造体积硕大、数量众多、形象生动的石刻群。到了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实际掌握了统治天下的大权。永昌、载初年间（689）正式革李唐之命，改国号为周。乾陵中不符合初唐陵园制度的部分，都应是永昌、载初以后的产物。《新唐书》卷76《后妃上》曰：
“永昌元年（689）享万象神宫……遂大飨群臣。号士彟周忠孝太皇，杨氏忠孝太后，以文水墓为章德陵，以咸阳墓为明义陵。”同年改元载初（689），又改“章德陵为昊陵，明义陵为顺陵”。载初元年十月“改唐太庙为享德庙，以武氏七庙为太庙”。在将其杨氏墓改为明义陵、顺陵后，对其陵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因陵园扩大中轴线东移，并一改献陵置虎的制度，四门置石狮，南阙门内置奉阁将军，北门还置石马。新中轴线南端则有着名的顺陵走狮、独角兽、华表。这些石刻造像风格与乾陵神道上的石狮、奉阁将军、石马、翼马、华表风格完全相同，说明是同一时期设计、制作的。由此可证乾陵神道两侧石刻及四门石狮为武则天新建的大周则天皇帝陵园的主要部分，则天皇帝陵园制度在初唐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神道置鸵鸟即其内容之一。
为何有鸵鸟出现呢？因鸵鸟原产于非洲，经重译到达西域，并传入唐长安城。它与李渊在献陵上设置双犀有同样含义。献陵石犀的石座上刻有“高祖怀远之德”，是说明大唐帝国皇帝在关怀着出产犀牛的远方。而武则天的鸵鸟置于神道，亦有“则天皇帝怀远之德”的寓意。关于艺术结构形式，应从鸵鸟体态上考察。鸵鸟是两足禽而非四足兽。
若刻为圆雕则其细颈易折，长足不堪上体之重负。所以，设计制作者不采圆雕形式，而“将鸵鸟浮雕于一面方形石屏之上”，既稳定又坚固，绝不属于“张皮侯而栖鹄”的形式，不可与射侯产生联想。至于为何有孔洞，为此事请教文物专家王老翰章先生。他说：
“1954年至1955年，我与贺梓城先生奉命修复、保护乾陵石刻文物。当时，我们整修了七节述圣纪碑，并将扑倒在地的奉阁将军等石刻扶正，而独不见鸵鸟。后在老乡家发现，鸵鸟均被弄去做了井桩。每个鸵鸟身上凿孔，插入轴棍，套辘轳于其中，以便提水。经动员搬回陵园安置。”则秦文所说的“槷”孔，原系后世新凿，并非制度使然明矣！
至于孔洞四周直径约0．2-0．7厘米的小白点，绝非箭痕。试想1200多年前的箭痕，至今还能留存并呈小白点状吗？此必新伤绝非旧痕也。
武周革命在当时是很彻底的，从载初起，武则天建立武氏七庙，置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将其列祖列宗之冢墓改为武周八陵（德陵、乔陵、节陵、简陵、靖陵、永陵、昊陵、顺陵），在各方面以武周制度替代李唐制度，如果惟独对乾陵不予扩建，不更改李唐陵园规模与性质，那她只能是李家妇而不是大周皇帝，依照武则天的作为是不可能的。显然唐史有意阙佚，但《旧唐书·中宗本纪》（卷7）还是透露出消息：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683）以前故事”。由此可知乾陵神道两侧石刻乃是永淳之后树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