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润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代皇帝，本是一位有作为的明君。但是，自从北宋欧阳修等人在其编撰的《新唐书》里，给唐高宗戴上一顶“昏懦”的帽子以后，便长期被史家贬为昏君看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还没有唐高宗的应有位置［1］。其后由于多位学者的重新研究，唐高宗才逐渐显露出其明君的形象。
不过笔者认为，迄今对唐高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没有充分展现唐高宗在开拓盛唐文明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现仅就以下几个问题再谈些个人见解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一唐高宗的永徽之政1986年笔者曾撰文论述过唐高宗的“永徽之政”［2］。但其后，有的学者撰文强调所谓唐高宗的“永徽之政”，主要是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的结果，唐高宗本人并无多大功绩可言，其主要证据就是《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等人的评论：“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3］而我们研究历史，并不特别看重史家的评论，因为史家的评论可能带有某种偏见；特别重视的应是史家记载的大量史料，从中探索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先从《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史籍中看出究竟谁是“永徽之政”的决策人，“永徽之政”的主要政绩应该归功于谁。
历史证明，唐高宗李治在永徽年间（650-655）年龄23岁至28岁，朝气蓬勃，亲掌政权，不愧为唐太宗培养的有作为的好皇帝。
1．兼听纳谏，亲掌朝政永徽元年（650）正月，高宗召朝集使入宫殿，诚恳地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每天引州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4］。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八月“河东地震，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尤甚，坏庐舍，压死者五千余人”。十一月“晋州地又震”。永徽元年四月，“晋州地又震”。五月高宗对群臣说：“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之地屡有震动。良有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七月，“以旱，亲录京城囚徒”。永徽四年（653）四月，他又亲录囚徒，“遣使分省天下冤狱，诏文武极言得失”［5］。
高宗在纳谏问题上还表现得十分主动恳切、豁达大度。永徽五年（654）七月，高宗对五品以上的官吏说：“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高宗若真是一位昏懦、沉溺美色之君，无人奏事、谏诤，岂不是落得个逍遥自在，何必鼓励群臣进谏！十月，筑长安外郭城完毕，雍州（治今陕西凤翔）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说“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宰相于志宁等以薛景宣言论犯上，等于诅咒皇帝，“请诛之”，而高宗却坦然地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6］遂不予追究。这种鼓励人们提意见，而不计较其内容和态度，“恐绝言路”的做法，足可使他名垂青史。
高宗自知政治才能不及其父，因而勤于政事，终日忙碌。他不仅每天引刺史十人入阁，而且自即位开始每天都临朝处理政务。他说：“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7］直至显庆二年（657）五月，“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8］，才改为两日一临朝，而他父亲太宗自贞观十三年（639）十月三日，至二十三年（649）四月病重前，“三日一临朝”［9］。可见高宗的勤政超过乃父太宗。
2．关心百姓疾苦，发展农业生产第一，关心百姓疾苦，开仓赈济饥民。高宗召州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这绝非虚情假意做做样子。他确实是一位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的皇帝。永徽元年发生较大自然灾害，雍、绛、同等九州闹旱蝗，齐、定等十六州又患水灾。三年正月，高宗下诏：“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因此命令水旱蝗灾的地方，开正仓、义仓赈贷。并遣郎中各一人充任使者赴雍、同二州，慰问百姓［10］。他对河东（今山西）屡有地震十分关心。地震发生的当天，他便“遣使存问河东，给复二年，赐压死者人绢三匹。”永徽元年七月，“以旱虑囚”。二年正月，“开义仓以赈民”。九月，“以同州苦泉牧地赐贫民”。三年正月，“以旱避正殿，减膳，降囚罪，徒以下原之”。四年四月，“以旱虑囚，遣使决天下狱，减殿中、太仆马粟”。五年六月，“河北大水，遣使虑囚”［11］。高宗外出所到之处，考虑到因加重了百姓负担，都要下令减免当地赋役。永徽四年（653）十月，高宗幸温汤（今西安临潼华清池），“赦新丰”（当时温汤属新丰县）。五年三月，他去万年宫（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在今陕西麟游），当日又去凤泉汤（今陕西眉县太白山北麓下汤峪，当时属岐州眉县），“赦岐州及所过徒罪以下”，随即返回万年宫。八月，“诏免麟游、岐阳今岁课役，岐州及供顿县半岁”。六年正月，高宗谒拜太宗昭陵（在今陕西礼泉），“赦礼泉及行从。免县今岁租、调”［12］。
第二，继续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生产。唐太宗贞观后期，土地兼并加剧，买卖口分田、永业田者日益增多。在永徽年间，高宗下令“禁买卖世业、口分田”［13］，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永徽元年十月，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低价购买）中书省翻译官的土地，受到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劾奏，高宗贬宰相褚遂良为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大理少卿张睿册为褚遂良辩护，高宗贬张睿册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东北）刺史［14］。可见对违犯政策者，即使高官亦严惩不贷。永徽三年七月，高宗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多少？”
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15］贞观时户不满三百万，至永徽三年就达到三百八十万户，这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物价也就比较便宜。永徽五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16］。政策对头了，取得了农业大丰收。
3．继续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高宗即位后，遵循太宗遗训，继续推行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统一。史实证明，高宗有能力、有气魄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果断地处理各种关涉国家安危的重大事宜。永徽元年九月，高宗命右骁卫郎将高侃率军，击败擅权自立的西突厥车鼻可汗，追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擒之以归，其众皆降”［17］。高宗命令释放车鼻可汗，并任为左武卫将军。其降唐诸部，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加以管辖，“自是北边无寇三十余年”［18］。这是高宗处理民族问题的典型范例。三年七月，西突厥酋长、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侵扰四邻州县，杀掠数千人。高宗立即命令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率军讨伐。六年五月，高宗又命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显庆二年（657）高宗又派大将苏定方，统率唐军冒着大雪、昼夜兼行追获沙钵罗，平定西突厥，并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加以管辖。唐高宗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
唐高宗平定安抚“西南蛮”一事，亦应永标青史。“西南蛮”泛指唐时西南，地当今之云、贵等省少数民族。永徽二年八月，郎州（今贵州西部六枝地区）白水蛮（今彝族先民）反叛，进攻麻州（今云南武定），高宗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伐。十一月，赵孝祖讨平白水蛮，并上奏请求顺便西讨、安抚处在动乱中的大、小勃弄。经高宗批准，永徽三年（652）四月，赵孝祖在西洱河（今云南洱海）东降服大、小勃弄（今云南祥云、弥渡一带）等地的各部落（今白族先民），“西南蛮遂定”［19］。
4．兼容儒道佛三教，促进盛唐文化的发展唐高宗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勤奋好学，喜欢着述，长于书法，史家是众口一辞的。他尊儒信道崇佛，兼容三教，使其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他即位后，便以儒家经典治理天下。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20］。他兴建学校，发展科举制。史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21］。高宗继承祖、父传统，尊崇道教始祖老子李聃为李皇家族的祖先。永徽三年三月，玄奘法师奏请朝廷在大慈恩寺内造塔，用以安放佛经、佛像及舍利等宝物。高宗迅速批准了玄奘法师的计划，并“赦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22］。长安大雁塔建成后，玄奘法师有了藏经之所，中国又多了一处佛教圣地。高宗在长安城的建筑史上有特别重大的贡献。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永徽五年（654），高宗下令重修外郭城，由工部尚书、大画家兼大建筑家阎立德亲自设计，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板筑三十日而罢，九门各施观（城门楼）”［23］，而“明德门至一门五观”［24］，使长安城更加宏伟壮丽。唐高宗在法律的制定上也有重大贡献，永徽二年（651）闰九月，高宗“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唐代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以下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25］。所谓“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就是向全国颁行了一部“新编法律大全”。永徽三年（652），高宗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长孙无忌、李积、于志宁、唐临、段宝玄、刘燕客、贾敏行等奉诏“参撰《律疏》，成三十一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26］。这就是今传《唐律疏议》。
实际上，唐高宗在永徽年间的政绩，还远不止以上这些。故旧史家说：“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但同时旧史家又特别强调“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把唐高宗在永徽年间所取得的政绩，几乎都说成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二人辅政、出谋划策的结果，以致于迄今仍有人因袭这种成见，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是北魏皇族，初为鲜卑拓跋氏，后改姓长孙氏。少与李世民友善，其妹后嫁给秦王李世民。因随世民征战有功，特别参与决策“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迁左武候大将军。以功第一，又进封齐国公，拜尚书右仆射等职。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遣诏辅政”。永徽二年（651），监修国史。三年，他奉高宗之命与律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唐律疏议》30卷。其后他便竭力拉拢褚遂良、于志宁、韩瑗等，结成关陇士族集团，竭力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成为“反武派”官僚的首领［27］。褚遂良字登善，其父褚亮为隋末唐初学者。祖、父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县），后徙钱塘（今浙江杭州）。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
贞观时，因善于辨别王羲之书迹真伪，甚为太宗赞赏，后升任宰相。太宗临终时，与长孙无忌一起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不久，他就因低价购买中书省翻译官土地，被高宗削去中书令职务，贬为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永徽三年（652），高宗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其后，他与长孙无忌结成死党，充当“反武派”的急先锋。永徽六年（655）他被贬为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都督［28］。从史书的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褚遂良在辅政治国、发展经济等方面，并未提出多少良策供高宗采纳。而的确是唐高宗没有辜负太宗的培养和教诲，继承了贞观之治，虚心纳谏，勤于政事；关心百姓，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兼容儒道佛三教，促进盛唐文化的发展。其后，高宗执政，武则天辅政，把初唐的历史文化，推进到盛唐阶段。唐高宗的永徽之政及其后二人的成就是武则天创业的基础，其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