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兴
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诏令迁葬五年前被母亲武则天赐死的儿子李重润、女儿李仙蕙遗骨于乾陵东南侧，作为父母陵寝乾陵的陪葬墓。为了慰籍死去儿女冤魂，他不惜采取超常规手段，提高规格“号墓为陵”，在当时成为皇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不仅如此，他还为儿女建立寺庙追福。关于永泰寺，笔者曾在《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中有所论述［1］。本稿依据现有文献及金石史料，对于懿德太子寺庙关联问题试作探讨，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懿德太子寺庙的出现长安城延寿坊南门之西所在有隋朝的慈门寺。隋开皇六年（586），刑部尚书万安公李圆通建立了这座寺庙。唐临《冥报记》中曾载有京兆殷安仁在慈门寺发生的故事［2］，流传很广。神龙元年，唐中宗李显为死去的儿子李重润追福，将慈门寺改作装修，绘制了精美的壁画，使这所寺庙焕然一新，进而改名为懿德寺。这样，懿德寺庙在长安正式出现。
首先，设立专门的寺庙及祭祀管理机构，四时祭典。史载“旧制，诸赠太子庙令各一人，从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下；录事以下，准隐陵署例。”现在知道的有开元初年，任晖其人“弱冠，补清庙斋郎。尝褅礼仪，为庙之藩翰。解褐授懿德太子庙丞。暨乎六载，俄丁忧外艰［3］”。就是说，任晖曾担任懿德太子庙丞达六年之久，当时庙令是谁，不得而知。其次，懿德太子寺庙管理者庙令、庙丞，其职责为“八处修营，四时祭享”［4］，即维持寺庙日常的运营修护，负责每年数次的祭祀活动。寺庙的相关费用朝廷予以支给。第三，懿德太子寺庙还有专门的僧人，这一点很少有人论及。唐人崔融作《唐故密、亳二州刺史赠安州都督郑公碑》中，谈及墓主郑仁恺的次子智度，中宗神龙二年后曾为“京懿德寺僧”［5］。当然，懿德寺庙中不可能只有郑智度一个僧人，应该还有不少。因为河南嵩山嵩岳寺，神龙二年敕改其为永泰寺时，就专门度僧27人［6］。
与永泰寺相类比，在当时的状况下，懿德寺所在和尚数应当与之相差不多。至于懿德寺僧侣人数规模、住持者是谁等问题，因缺乏史料，难于求证。第四，懿德太子寺庙四时祭祀之同时，还依据一定的礼仪，举行相应的祭享活动。现在还能看到的《享懿德太子庙乐章》，就是当年祭祀时演奏音乐所和歌词。史载：“神龙初，享懿德太子庙乐章，第一迎神，第二登歌、酌鬯，第三迎俎及酌献，第四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第五武舞作，第六送神，词同隐庙。”［7］其词如下：
迎神甲观昭祥，画堂升位。礼绝群后，望尊储贰。启诵惭德，庄丕掩粹。伊浦凤翔，缑峰鹤至。
登歌酌鬯誉阐元储，寄崇明两。玉裕虽晦，铜楼可想。弦诵辍音，笙歌罢响。币帛言设，礼容无爽。
迎俎酌献雍雍盛典，肃肃灵祠。宾天有圣，对日无期。飘飖羽服，掣曳云旗。眷言主鬯，心乎怆兹。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八音协奏陈金石，六佾分行整礼容。沧溟赴海还称少，素月开轮即是重。
武舞作隋季昔云终，唐年初启圣。纂戎将禁暴，崇儒更敷政。威略静三边，仁恩覃万姓。
送神皇情悼往，祀仪增设。钟鼓铿锽，羽旄昭晣。掌礼云备，司筵告彻。乐以送神，灵其鉴阕。［8］
可以看出，该乐章分为六部分，是作为祭享懿德太子时随音乐传唱的歌词。从歌词字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深究的东西，应该是按照当时祭祀的书仪惯例，添加庙主相应的素材创作而成。同时期的隐太子李建成庙、章怀太子庙等也有相应的祭享乐章，而且也是分为六章。但孝恭皇帝李弘及皇后庙享乐歌词则分为九章，以此可见两者祭享礼仪上的差别［9］。
二懿德太子等寺庙的存废中宗在位的神龙、景龙年中，懿德太子庙以及他的伯重祖父李建成、伯父李贤三个寺庙，享受唐朝廷特殊政策，国家派专人，遵照祭奠礼仪四时祭享，哀荣备至。睿宗在位时间短促，上述祭享活动照样举行。然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开元三年（715），担当右拾遗的陈贞节上疏，对唐朝廷负担祭祀上述三寺庙，以及随后出现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庙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主张“诸太子庙不合守供祀享”。
他认为：王者祀典，义存德坊，犹且远庙为祧，去坛为墠，亲尽则毁，此皆为继体之君焉，苟非斯文，并从咸秩。伏见章怀太子等四庙，远则从祖，近则堂昆，并非有功于民，立事于世，而寝庙相属，献祼连时，事不师古，以克永世，臣实疑之。今章怀太子等，乃以陵庙分署官寮，八处修营，四时祭享，物须官给，人必公差，合乐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颂功德，登歌所以扬辉光，以感神只，以和邦国。故《诗》曰：“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锡有功也。若使无功而颂，无德而扬，乃以姑洗为宫，蕤宾为羽，声含六代，或类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肃雍》以延祉，是使舞咏非虔，金石乖仪。谨按《周礼》始祖以下，犹称小庙，未知此庙，厥名维何？臣谓八署司存，员寮且省；四时祭祀，供给咸停。臣又闻磬石维城，既开封建之典；别子为祖，非无大小之宗。其四陵庙等，应须祭祀者，并令承后子孙，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礼经。
很明显，陈贞节对朝廷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定时祭祀隐太子李建成、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节愍太子李重俊诸庙很有意见，认为此四人并无特殊的功勋和德行，像供奉死去的皇帝一样，设庙四时祭祀不合祖制，更与《周礼》的规定格格不入，建议应该即刻停止所有由朝廷负担的祭祀活动，改由其子孙承担相关的祭祀责任，如此才能“崇此正典，冀合礼经”。现在看来，陈氏奏疏所论不无道理，说出了当时宗室贵族生前食民脂膏、死后仍然耗费国家资财的现实。唐玄宗敕令朝野臣僚上疏议论如何办理此事。驾部员外郎裴子余、太常博士段同泰引经据典，驳斥右拾遗陈贞节的观点。认为：其一，上述四位皇子“并前皇嫡胤，殒身昭代”，皇上之所以保留祭祀，是“哀骨肉之深，锡烝尝之享，宪章往昔，垂范将来”。其二，周朝、汉晋均有先例，如果强行改作，就是“去羊存朔，非礼所安。徇利忘礼，何以为国？”其三，奏疏中提到的四位皇太子，当今皇帝（唐玄宗）要么“本服缌麻”，或者“本服周年”，或者“本服大功”，即和当今皇帝有直系血缘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亲并未尽”，故而“庙不合废”。和裴、段二人同时上奏的还有礼部尚书郑惟忠等27人。唐玄宗综合群僚奏言，采取对于上述四太子的祭祀享典仍然一如其旧，“陵庙既在，官不可削”，只是将“其府史（吏）等各请减半”。
如此处置措施，在当时应该说是权宜之计。经过十余年后，唐朝廷在实践中逐渐改变了此前执行的办法。开元二十二年（734）七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敕令：赠太子顷年官为立庙，并致享祀，虽欲归厚，而情且未安。蒸尝之时，子孙不及，若专令官祭，是以疏间亲，遂此为常，岂为敦孝？其诸赠太子有后者，但官置庙，各令子孙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无后者，宜依旧。
应当说明的是，早在储位皇太子时期，李隆基就前往国学释奠，令大臣褚无量讲解《孝经》。即位后的唐玄宗，主张“以孝治天下”，倡导孝道。开元七年（719）组织注疏《孝经》班子，并博采诸家众说，亲自为《孝经》作注；天宝五载（746），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作注，这就是至今仍陈列于西安碑林着名的御注《孝经》［10］石刻。正因为有唐玄宗的提倡，懿德太子等寺庙的关联问题，也和“孝道”联系了起来。如此，唐朝廷上述敕令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说，一方面考虑到上述众皇太子子孙应向死去的祖辈尽行孝道，另一方面也是为减轻国家相应的负担，故采取新的管理方式。即对于其他有子孙后裔者，四时祭祀仍在原寺庙设祭，祭祀所需由其子孙全权负担，朝廷对祭祀所及不再负责。对于像懿德太子等没有子孙后裔者，仍然依据原来的办法祭祀。天宝六载（747）正月十一日，唐朝廷赦文中又提到上述皇太子祭祀问题：诸庙之主，礼有遵于合祭，同等则祔，义亦取于旁通。
其章怀、节愍、惠文、惠宣等太子，虽官为立庙，比来子孙自祭，或时物有阙，礼仪不备，宜与隐太子及懿德太子列次诸室，简择一宽处，同为一庙。应缘祭事所须及乐馔，并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庙令，仍自余所废庙官宜停。
就是说，鉴于章怀、节愍等太子寺庙，虽有后裔子孙前往祭祀，但并未尽行孝道，除不能按照规定的时节祭祀外，即就是祭祀，也缺乏享礼所需物品及应有的礼仪。遵照“礼有遵于合祭，同等则祔，义亦取于旁通”的原则，将章怀、节愍、惠文、惠宣四太子与没有子孙后裔的隐太子、懿德太子一起，选择一处地点立庙祭祀。这样，就出现了“七太子庙”。关于“七太子庙”的地点，韦述《两京新记》载云：“七太子庙”在长安永乐坊，但宝历二年太常寺奏言中，又载其在永崇坊［11］。对此，至今没有定论，期待发现新的史料作进一步的探讨。
此后，“七太子庙”问题在上元二年（761）、贞元十五年（799）、元和元年（806）、宝历二年（826）、开成三年（838）、大中六年（852）等又被提出来。为什么如此？主要是针对此后新增加的太子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祭祀方式而展开的讨论。臣僚们援引前例，在各个时期提出相应的建议。
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懿德太子寺庙的出现，到天宝六载（747）“七太子庙”的建立，懿德太子寺庙共存在了40余年。其间有过设立专门机构、僧侣诵经香烟袅袅、国家祭享的辉煌，也有罢除庙令机构、由朝廷有关部门简单祭祀的落魄。至于天宝六载后懿德寺庙作何用途，未见有史料记载，难于作论。但无论如何，如果真有魂灵存在的话，19岁就死于非命的懿德太子李重润理应知足。因为寺庙供享虽然未能独享，但位于乾陵东南“号墓为陵”的坟茔仍然存在，他没有变成孤魂野鬼。1300余年后的今天，也正是因为有陵墓的发掘，有关他的祖母、父母，以及他的故事才更具魅力、享誉中外。
注释：
［1］拜根兴、樊英峰：《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2］参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4］《唐故朝议郎行鲁郡兵曹参军任府君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5］文中未注出者均见《唐会要》卷19《诸太子庙》。
［6］《全唐文》卷220《唐故密亳二州刺史赠安州都督郑公碑》。
［7］《全唐文》卷915《永泰寺碑》。
［8］《旧唐书》卷31《音乐志四》。
［9］《全唐诗》卷25《享懿德太子庙乐章》。其中“送神”乐词，与隐太子庙乐章相同。
［10］参陈萍萍：《唐玄宗御注〈孝经〉始末》，《台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陈一风：《论唐玄宗注〈孝经〉的原因》，《长春师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1］文中没有注出部分，均见《唐会要》卷19《诸太子陵》条。
［作者：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