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晓凤
中国古代表彰功臣的地方，主要有汉代的麒麟阁、唐代的凌烟阁、宋代的显谟阁以及清代的紫光阁等。其中，唐代凌烟阁是最有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七年二月，令图像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此后，代宗、德宗、宣宗、昭宗等帝也相继在凌烟阁续画功臣。凌烟阁图像功臣对唐代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现将半个世纪以来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研究现状综述如下，希望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一研究动态学术界对凌烟阁功臣的研究，可以上溯至20世纪60年代。最早的文章，当推金维诺的《“步辇图”与“凌烟阁功臣图”》。20世纪70～90年代，杨希义在《张巡事略》（《中州学刊》1982年第1期），牛致功在《魏征何以不视〈七德舞〉》（《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卢华语在《论魏征的忧患意识》（《贵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中，都对凌烟阁功臣有所涉及。保全的《唐重修内侍省碑出土记》（《文物》1983年第2期），还粗略列举了（含天佑元年“图字梁王全忠”在内的）唐代五次图像凌烟阁事件。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章出现得并不多，涉及的面也极为狭窄。人们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魏征、张巡等少数名臣、大将身上，而对于其他功臣还缺乏探究。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关注唐代凌烟阁功臣的学者明显增多。如2000～2001年间，刘治立撰《傅玄魏征合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3期），将魏晋年间着名政治学、史学家傅玄与唐代的魏征，这二人的谏言思想与个人命运进行了比较。牛致功的《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第2期），用墓志解读了凌烟阁功臣程知节与唐太宗间的关系。卞孝萱的《“玄武门之变”和〈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将太宗贞观年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划分为六大类。虽然，其论述范围只限于太宗朝凌烟阁功臣，但该文为第一个尝试将凌烟阁功臣进行集体研究的作品，极具创新性。
2002年至2003年，学术界对于凌烟阁功臣成员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展。个体成员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房玄龄、李靖、李积、长孙无忌等功臣身上。如李启良的《唐代金州新罗寺》（《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讲述了凌烟阁功臣段志玄资助佛事的事迹，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这一功臣的历史面貌。李尚叶的《唐名将南霁云》（《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则论述了唐代后期宣宗朝的凌烟阁功臣——南霁云的生平事迹。郭绍林的《托塔李天王何以是李靖》（《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分析了功臣神化现象形成的社会原因。首都师范大学马秀勇撰写的《试论唐代民间信仰的当朝人物崇拜》一文，又进一步将被广为崇拜的当朝人物分为民间建祠立庙崇祀的当朝人物、民间神化和仙化的当朝人物、民间鬼化的当朝人物来加以论述。
其中涉及的凌烟阁功臣有郭元振、张巡、南霁云等，为我们认识凌烟阁功臣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章尚正在《人文杂志》上发表的《汉唐图像褒奖功臣论》（2002年第6期），从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高度，探讨了“图像功臣”制度的起源与兴衰。认为，用图像的方式褒奖当朝功臣的做法，起源于西汉宣帝图像麒麟阁。而唐代图像凌烟阁是其鼎盛期。该制度在唐后渐衰，宋后诸帝“再难效行”。并认为：汉唐两代诏令功臣图像共七帝九次。这九次的社会效果前后悬殊，体现了该制度的渐趋衰亡。对于唐代图像凌烟阁，它用了不少笔墨进行论述，还细列了前三帝图像功臣的名单，对后世凌烟阁功臣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2004年至2005年的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但到2006年，有关凌烟阁功臣的研究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对于功臣的独立研究有很大进步，如钱南的《五绝之臣虞世南》（《文史天地》2006年第7期），详细讲述了虞世南的生平事迹，并给予他很高的称赞。孙秩泯的《民间祠祀与李靖神化》（《云梦学刊》2006年第6期），对李靖神化提出新观点，认为民间广布祠祀，加速了历史人物李靖向神祗的转化。云南师大梁瑞的硕士论文《浅论魏征的儒学思想及其实践》，从魏征所具有的儒家思想观入手，论述了其儒学的实践和社会作用，总结了其特点、历史地位及对我们当代的借鉴意义。
其次，对于功臣的合论在该阶段也有新的突破。如张耐冬的《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从探讨跟随李渊起兵夺取天下的太原功臣们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的政治走向与历史命运出发，揭示了唐初政治性质的变化及政治结构的特征。太宗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有五位出身于太原功臣，故而，该文不仅在内容上对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有所补益，也对其研究角度与方法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最后，这一年里最值得称道的，当属杜正乾于2006年7月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一文。这篇文章在总结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凌烟阁的地理位置及建制、凌烟阁图像功臣和唐代政治的嬗变、唐凌烟阁图画功臣的意义及影响等三个方面内容做了阐释。它是研究凌烟阁图像功臣的最新成果，也是一篇较为难得的佳作。但因其篇幅有限，未能涉及到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仍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重要问题通过上述研究动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的轨迹。那么，学术界对凌烟阁图像功臣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一）凌烟阁得名渊源太宗图像功臣的凌烟阁，并不是于贞观十七年始建的。史书记载，贞观四年，太上皇李渊闻擒突厥颉利可汗后，曾招太宗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欢宴庆贺。由此看来，“凌烟阁”在贞观初年就已经存在了。至于以“凌烟”命楼的习俗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王志超、王鸿的《中国古代着名的楼》（《文物》2000年第4期）一文中，初步推论“凌烟阁”之名的出现“不始于唐，也不始于隋，起码在北周以前就有”。
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史料单一，有孤证之嫌。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在前一文曾引庾信《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的基础上，又追加了南朝刘宋时着名学者鲍照《鲍氏集》10《凌烟楼铭》和清代倪璠注解的《王子年拾遗记》中所推测的“凌烟之名始于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的典故”，证明以“凌烟”来命名楼阁当在南北朝甚至以前就已出现。其中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的典故中讲：“晋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鸦绕烟而嗓，或集介子推之侧火不能禁。晋人嘉之，后立台，号曰思烟”。杜文认为“凌烟”源于典故中的“思烟”，介子推为晋功臣，后世用“凌烟”命名图像功臣的阁楼，是以寄托对功臣的崇敬之情。杜文进一步指出，唐代前期凌烟阁曾被称为“戢武阁”，后复改为“凌烟阁”。最先察觉并论证了这一名称变化的人，是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杜认为“戢武”一词在诸多文献中均可以被理解为“息兵”之意，“唐太宗图像功臣，无论是在凌烟阁或是戢武阁，都是为了表示其偃武兴文，表彰勋旧之意”。
(二）凌烟阁的地理位置和内部结构唐代凌烟阁的具体位置，史书记载不详。今人章尚正在他的《汉唐褒奖功臣论》(《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中，简单罗列了几条相关史料：一是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630）三月丙子条下注引阁本《太极宫图》曰：“两仪殿之北为延嘉殿，延嘉殿之东为功臣阁，功臣阁之东为凌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