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公祭活动，由于在时间上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因此活动组织的规格更高，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也许是为了保持这项公益性活动能够持久进行，江苏省暨南京市领导层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即公祭活动分“大小年”两种方式。
何为“大小年”？即逢五周年或逢十周年谓之“大年”，其他为“小年”。
比方说，每逢抗日战争胜利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的五周年或十周的年份，如1995、2000、2005、2010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年，1997、2002、2007、2012年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地方公祭大年，其余年份为“小年”。
每逢“大年”时，江苏省暨南京市“五套班子”的正职领导都会出席活动，参与活动的社会各界人士保持在1万人左右；而每逢“小年”，则由江苏省暨南京市“五套班子”的副职领导参加，集会总人数控制在5000人左右。
正是这种不成文的规定，保证了20年活动的持续不断，经久不息。
三、南京公祭的文化价值
14年抗战，既是中国人的抗争史，也是中国人的苦难史，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国人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国传统里有一种乐感文化，追求团圆的结局、回避激烈的悲剧冲突。曾经有许多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丢脸的事情，是一块伤疤，有什么必要屡屡提起呢？正因如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选择了回避和沉默。
南京公祭活动的建立是对历史纪念活动的创新与创造，是对历史资源的深度发掘与解读，也是对历史负责的人文关怀与对策。
历史是什么？在我看来，历史是一种厚重的文化。
关于文化有多种解释，一般是指戏剧、文学、书籍、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博物馆等等，西方的美国人叫它“高文化”，东方的中国人叫它“纯文化”，博物馆就是属于“纯文化”或“高文化”的范畴。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文化的概念也在发展变化，现在普遍是指政治、经济军事等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文化。如果从观念的学术层面来看文化是什么呢？
美国哈佛大学两位教授，一个是塞缪尔·亨廷顿，一个叫劳伦斯·哈里森，在他俩合著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中，简明扼要地这样定义：“文化就是一种态度和价值观。”
塞缪尔·亨廷顿
历史文化是什么？历史文化是一本教科书，它教会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明确现代人的正确政策、策略和方法，开拓未来发展的正确途径。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
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人们应当在公祭中学习历史，在反思中传承历史文化。因此，南京公祭不是单纯的祭典亡灵的活动，这项活动具有以下内涵深刻的文化价值：
悲剧文化价值。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文化排斥悲剧文化，喜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但悲剧往往更能打动人，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譬如国际上的奥斯威辛、珍珠港、广岛和长崎等都是悲剧文化，人家不仅很重视，而且重视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例如波兰，早在1947年就把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等5个集中营开辟为国家级博物馆，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它们保护起来，至今仍然不变。美国珍珠港的亚利桑那纪念馆，直接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管辖，战后一直是国家出资保护和利用的。
人类警示文化价值。笔者认为，南京大屠杀对人类有普遍的警示意义，人类不应该付诸屠杀、暴力、血腥和恐怖。每年的遇难同胞悼念活动，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也在警示世人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
和平教育文化价值。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南京大屠杀，历史永远翻过了那惨痛的一页。我们今天展示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去展示历史，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和平的生存与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和谐的世界，各民族之间应该不要诉诸武力，而应该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因此，遇难同胞纪念馆在设计理念中涵盖了“历史？和平”四个字，既充分展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又把和平作为重要展示内容和建馆目的。
爱国主义教育的文化价值。南京大屠杀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它们揭示的道理很浅显：国家不强，老百姓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国防不强，就可能导致民族的灾难。每年12月13日拉响防空警报、悼念遇难同胞、举行南京国际和平集会活动。南京从1994年在全国率先举行这一活动，至今已形成独特的文化活动模式。目前，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成为北京中关村中学、西安交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全国100多所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基地，特别是上海市西中学等上海市的10多所重点高中，均将遇难同胞纪念馆列为每年必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四、乐做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认知有“三段论”，起初主要来自于祖辈的讲述。
我的爷爷1937年时曾经在南京新街口的银行工作过，这家银行现在仍在南京闹市区新街口原样保存着。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爷爷去那家银行里拿退休工资。爷爷曾告诉我，南京大屠杀时，他从银行跑回老家南京市郊区六合县，该县位于长江的北面，一条长江保住了不少人的生命。但爷爷在回南京城内上班时，仍然看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尸体。他告诉我，当年大江（指长江）里漂着数不清的尸体，惨极了。他们银行所在地新街口，也有人被日本人杀死。
祖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与讲述，在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后来，我在南京军区服役期间，有一位战友叫徐志耕，我读过他写的《南京大屠杀》报告文学后，主要是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加深了我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了解。
1992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从南京市级机关的工作岗位，转换到遇难同胞纪念馆任职，从到新岗位工作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应当为这段历史尽心、尽职、尽责。
特别是自1993年5月我担任馆长以来的21年时间里，随着对这段历史了解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肩负的责任重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那么多人被杀，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怎样的惨案？”夜不能寐之际，我经常这样反问自己。
《南京大屠杀》报告文学作者徐志耕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一书中写道：“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正是源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没有想要得到什么永恒，我的确把守护南京大屠杀历史当作自己的一项崇高使命，当作一项重大的责任，无怨无悔地去做一些在别人眼里属于犯傻的事。
曾经有一位关系很铁的部队老战友对我说，这个年头大家都为钱为权而干，你却往历史故纸里钻，图个啥，真是犯傻劲。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遇难同胞纪念馆只有三亩三分地（意即当时占地面积只有33亩），不值得你花那么多心血去经营。更有人经常在公开场合讽刺挖苦我是大屠杀专家，是守灵人。
对此，我只是报以一笑。搞历史研究的人通常都知道，与历史长河相比，人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非常渺小。人的一生做不成几件事，如果我能够做一两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有个雪泥鸿爪，足也。雷锋说过，愿当革命的傻子。虽然我没有雷锋那样高尚的思想境界和觉悟，但我具有愿意犯傻的精神。
遇难同胞纪念馆虽然单位不大、空间有限，且无权无钱，但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责任重大，需要有人去担当、值守、发展与壮大。况且，要当好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不容易，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多方面的才能、多方面的积累。有句古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争取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中出成果不是也很好吗？这份工作是异常重要的，是对历史的传承，也是对遇难者的慰藉。至于守灵人有什么不好，为南京的前辈守灵，为民族的历史守灵，为国家的重任守灵，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