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孩提时代起，只要山姆决心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干好。我想他生来如此。他做报童的时候，有过一个比赛。我忘了奖金是多少了——可能是10美元，谁知道呢。他挨家挨户争取新订户，最终赢得了比赛。他知道他会赢。这就是他的天性。对此我唯一的解释就是，山姆继承了我们母亲身上的许多品质。
——巴德·沃尔顿
我不知道什么会使一个人变得雄心勃勃，不过事实是，我从降生那一刻起便背负了太多的期许和梦想。对此，我想我兄弟的解释可能是对的，我们的母亲对我们有着极高的期望。她读过许多书，热衷教育，虽然她自己并没受过太多教育。她上过一年大学，紧接着就退学结婚了。也许是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她一开始就要求我将来要上大学，并做出一番事业。我一生最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正当我们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时，她因为癌症而过早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定是个特别能激励他人积极进取的人，因为当她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始终尽力做到最好时，我认真听了她的话。所以，我总是怀着真正的热情——有人会说那是偏执——去从事我感兴趣的每件事，去获得成功。我总是给自己设立很高的要求，我立下的个人目标都是极高的。
我记得，当我还只是密苏里州马歇尔镇上的一个小屁孩时，就已经有着勃勃雄心了。好几年里我一直担任班长的职务。我同其他孩子一起玩橄榄球、棒球和篮球，在夏天时我还游泳。
我非常争强好胜，当我加入马歇尔镇童子军时，我同其他成员打赌，看谁能第一个获得“雄鹰”徽章。在我获得马歇尔镇童子军“雄鹰”徽章之前，我家搬到密苏里州的谢尔比纳，它是个总人口大概只有1500人的小镇，不过我还是赢得了赌约。我在13岁那年获得了“雄鹰”徽章，在当时，是整个密苏里州史上该徽章最年轻的获得者。
1932年夏季《谢尔比纳民主党报》：
周四下午，一名训练有素的童子军成员、谢尔比纳镇的汤姆·沃尔顿夫妇14岁的儿子山姆·沃尔顿，自索特河中救起一名落水儿童K.R.彼得逊教授夫妇的小儿子唐纳德·彼得逊。
唐纳德落水之处河水太深，他无法爬上岸来，于是大呼救命。孩子们的陪护者洛伊·琼斯试图将他拉上来，但是唐纳德拼命挣扎，反而数次将琼斯先生拖下了水。少年沃尔顿离事故发生地有一段距离，见状迅速赶来，在唐纳德第五次沉入水中之际加入救援。正像他在童子军训练中学到的那样，沃尔顿从背后抓住唐纳德，将他拖上岸并施行人工呼吸，这是童子军成员必须熟练掌握的本领。
当时唐纳德已经失去知觉，全身发紫。花了好长时间才使他苏醒过来。
他们说是我救了那个孩子的命——也许是，也许不是。在这类事情上，报纸总是喜欢夸大其词。不过，至少是我把他拉出了水面。回顾这些孩童时代的小插曲，能帮助现在的我认识到，我始终对于行动有种强烈的偏好——这一特点已经成为“沃尔玛传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坦率地说，谈论这个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担心，这看上去会像是我在吹牛，或是试图把自己说成某种大英雄。这点特别让我感到烦恼，因为我很早之前就认识到，在公众面前自吹自擂，绝非建立有所成效的企业组织的办法。一个只追求个人荣耀的人，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就。在沃尔玛，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去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结果，团队协作——这也是我在早年间学到的。
五年级时我开始参加团队活动，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将我们一帮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少年橄榄球队。我们与别的镇上的球队比赛，像是奥德萨、希代利亚和里士满。我是端锋，但我想成为四分卫或跑卫，尽管我还是个小屁孩，根本挤不进人堆抢球。球队活动是我整个高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也是如此，当然，是校级水平。当我们家搬到谢尔比纳镇时，我玩橄榄球已经比绝大多数九年级的孩子有经验得多了，所以我得以以替补四分卫的身份加入球队。我个子还是很小——大概只有130磅重（约59公斤）——不过我知道许多关于阻断拦截和传球的技巧，并且表现得非常勇猛好胜，最终，我成为了正式队员。
接着我们再次搬家——这次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镇。在那儿，我进入希克曼高中就读，积极投身几乎所有的校内活动。我并不是人们称为“天才学生”的那种人，但我的确非常用功，所以跻身优等生行列。我曾担任学生会主席，并且是许多社团的活跃分子——特别是演讲团，我记得，我曾被评选为“才艺之星”。我还是个体育迷。我喜欢去体育馆打篮球，但我并没参加校队的选拨赛——也许是因为我只有5英尺9英寸（1米75左右）高的缘故吧。尽管如此，当我高三的时候，他们还是把我选进了校队，我成为一名后卫，有时候会首发出场。我不是个优秀的投篮手，不过控球很棒，而且是个出色的球场领袖。我喜欢带领球队的感觉。我们是一支常胜之军——我们赢得了州冠军——那是我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
我在高中的运动生涯的确挺让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我同时还是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这也是一支常胜的队伍——也赢得了州冠军。特别是我掷球并不是很出色，不过我们主要是以速度取胜。坦率地说，就一个四分卫来说，我速度不够快，但我善于应变，有时我甚至会摔倒在地，透过面前一丝空当把球掷出去。在防守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教练把我给忘了，让我去做线卫。我总能预感到球将掷往何处，我真的非常喜欢把球截住的感觉。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我正经算是有实力的了，而我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才能，也许正和我作为一个零售商所具有的最好资质一样——我是一个出色的激励者。
在我的一生中，我参加的橄榄球赛从没输过，这挺难让人相信的，不过，这是真的。当然，我不能把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而且事实上，这其中肯定有些运气的因素。有几场比赛时我生病了或是受伤了，没有上场，而那几场比赛我在不在都不一定能赢——我就是这样避免了几次比赛生涯中的败绩。不过，我觉得这个“不败”的记录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它教我学会期许胜利，教会我即使面对严峻的挑战，也要始终相信未来一定会赢。
在此后的岁月中，我总是把凯马特超市或是我们面对的所有竞争对手，都看成杰夫高中球队，这支球队在1935年与我们对战，争夺州冠军奖杯。我从未想过我会失败；对我来说，就好像我天生有这个权利去赢。这样去想的话，事情往往真的会朝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因为我是希克曼丘比队这支不败的州冠军队的四分卫球员，我在哥伦比亚镇一带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而密苏里州立大学就位于此地。所以我高中毕业后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大学里绝大部分社团其实只对有钱人家的子弟开放，按常理来说我是没有资格成为会员的。但它们一窝蜂地来找我入会，尽管我只是个土包子。而我作出了最佳选择。我选择了贝塔·泽塔·派（Beta Theta Pi），因为它是学校最顶尖的学生社团，多年以来一直领导着校内的运动社团联合会。
我大学二年级时，贝塔会推举我担任会员招募部门的负责人。于是我买了辆老掉牙的福特车，在那年夏天跑遍了整个州，面试有潜力的贝塔会候选会员。当时我真是满怀激情和抱负，甚至想过有朝一日当上美国总统。
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成为大学学生会主席。我老早就知道了成为学生领袖所需的一个秘诀，那可真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当有人朝你迎面走来，在他们开口对你说话之前，跟他们打招呼。我在学校里就是这么做的。我在送报纸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我总是目视前方，同每个朝我走来的人打招呼。要是我认识他们，我会叫他们的名字，就算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会向他们问好。没过多久，我认识的学生也许已经比整个大学里所有其他的人都要多了。大家都认识我，把我看成朋友。我参加了每个学生干部职位的竞选。我被选为高年级生荣誉协会（QEBH）的主席，担任了我自己所属社团内的一个职位，还当选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我还是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ROTC）精英部队“鞘与刀”的上尉与主席。
1940年《学生会报》“能干的沃尔顿”：
山姆·沃尔顿是那些少有的、能叫出每个门房名字的人中的一个。他在教堂里托着盘子收取布施，喜欢参加社团组织。山姆的领导才能成为许多玩笑话的来由。他的军装让他得了个“小凯撒”的外号。又因为他担任着圣经讲读班的班长，别人都开玩笑地叫他“执事”。
我在密苏里州立大学念书，同时又被选为布洛尔圣经讲读班的班长，那是一个由来自密苏里州立大学与斯坦芬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大班。在我的成长岁月中，我每个周日都要去教堂和主日学校。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不知道我本质上是不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我一直觉得做礼拜很重要。显然，我在大学生涯中喜欢角逐各种职位。但随着时间流逝，除了略微涉足一些市议会政治活动以外，我真的已经将竞选公职的雄心抱负留在大学校园里了。
1940年，我即将从密苏里州立大学毕业，取得商学学位。我在大学里很用功，和我一生中任何其他时候一样用功。我总是精力充沛，不过那时我觉得很累。从念高中开始，我就是自己挣所需的一切费用，自己给自己买衣服穿。这种状况延续到大学时代，而且在大学时我的开支里还增加了学费、伙食费、社团会费和约会的花费。要是我的父母有能力的话，他们会很乐意向我伸出援手，但那时候正是大萧条时期，他们根本没有余力。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继续送报纸，进入大学以后，我增加了几条送报路线，雇了几个帮手，使送报这件事成为了一项正经不错的业务。我每年大概能挣到4000到5000美元，在大萧条时代后期，这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伊兹拉·恩特金，《密苏里哥伦比亚报》前任发行部主任：
我们雇用山姆·沃尔顿送报，而他实际上成为了我们的首席推销员。每年学校开学时，我们都会在学生社团和女生联谊会中搞个征订活动。而山姆正是参加这一活动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争取到的订户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很棒，非常棒，而且挺用心的。
除了送报纸以外，他干着许多其他的事情。事实上，他有时会有那么一点点注意力不集中。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总是会忘记一件两件的。不过，我跟你说，当他集中精神干某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定干得非常漂亮。
除了送报以外，我还当餐厅侍应生以换取免费饭食，我还是游泳池救生员的头儿。你可以看出我有多忙，也可以看出我那“臭名昭著”的、尊重每一美元价值的做法还在延续。但是当我站在大学毕业的门槛上时，我却准备放弃这一惯常做法，我真的是急于走进社会，在某个正经的工作岗位上做些事情出来。
我与零售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当时我家搬家了，隔壁住的人名叫休·马丁尼。他曾是密苏里州奥德萨镇上的一名理发师，后来和他的兄弟开了家连锁杂货店，到我家搬去时，他们的连锁店已经有60家分店了。我可能同他谈起过关于做生意的事情，怎样着手去做、怎样才能获得好的收益。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之后甚至提供给我一份工作。
但在当时我从没认真考虑过投身零售业。实际上，我确信自己要做一个保险推销员。我有个高中时代的女朋友，她父亲是全美人寿保险公司一位非常成功的推销员，我曾同他谈过他的业务。在我看来，他简直是在赚全世界的钱。对我来说，卖保险好像是天生注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是个推销高手，我总能卖出东西去。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卖过《自由》杂志，卖一份挣5分钱，接着我转而卖《妇女家庭之友》，一份能挣一毛钱，算下来我能挣之前两倍的钱。后来那个女孩和我分手了，但我依然有许多大计划。我琢磨着先拿到学位，然后去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务学院继续深造。但当大学快念完时，我意识到即使我继续像大学期间那样半工半读，也依然没有钱到沃顿去念书。
于是我决定到此为止。当时有两个公司前来密苏里州立大学进行校园招聘，我跟他们的招聘人员谈了谈。他们都给我发了入职通知。我接受了杰西潘尼公司①的工作，而拒绝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②。现在我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投身零售业只是因为我累了，我想要一份真正的工作。
协议很简单——毕业后三天，也就是1940年6月3日，到爱荷华州得梅因市的杰西潘尼店报到，作为一名管理部门受训人员开始工作。薪水是每月75美元。那一天就是我进入零售业的日子，而且——除了一段很短时间的兵役之外——到去年为止，我在这一行整整干了52年。也许我天生就是要做个商人的，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不太懂什么命运之类的事情。不过我很确定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爱上了零售业，到现在我依然对它充满热爱。不过，事情并不是一下子就全部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