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批评却更进一步：导致一种非常有限的“手法”概念。在《银幕》的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只关注特殊的电影制作“手法”——电影符码——的倾向。这些手法与其他文化资源或条件的关系尚未得到检验：比如，现实主义符码与电影制片人的职业精神之间的关系，或一般媒体与国家和形式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因素都可以视作手法(它们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话，那么，生产的原材料也大部分是缺乏的，尤其是文化形式的原材料。与其他大众媒体一样，对电影来说，它只能从既存的公共话语领域——即是说，从整个领域，而非仅仅称作“电影”的那么一点——提取原材料，而在我们所检验的这种条件下，也要从私有知识里提取。对再现观念的批判(视其为现实主义批判所不可或缺的)使这些理论家更难以把对旧式比较充分的理论称作“内容”的任何精心思考植入他们的电影理论之中。电影(以及电视)评论仿佛只是“关于”电影和电视的评论，仅只再生产或改造电影或电视形式，而非吸收和改造首先在别处生产的话语。这样，电影文本就被从围绕和构成它的整个话语群(ensemble)和社会关系中抽取出来了。
大部分这种研究都存在的另一个严重局限性是拒绝涉及现存再现手法背后的解释措施，不管这是语言体系，一种特殊的“指意实践”，还是政治体系。论证被简缩成文本手法和(纯粹)文本“效果”。手法并未得到历史地思考，并未被认为它们都有自己的生产时刻。这并不是特殊分析中的局部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的理论缺失，在最早的有影响的理论模式中就已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使索绪尔派语言学家惴惴不安。尽管语言体系的规则决定言语行为，但对语言形式的日常应用似乎并未涉及语言体系本身。这部分由于对语言原理的思考是如此抽象，以至于无法窥见历史变迁或社会变体，但也因为语言系统本身没有真正的生产时刻。对语言和其他指意系统的真知灼见都因此而被遏制了：即是说，语言是生产出来的(或被区别出来的)，是有社会组织的人的实践所再生产和改造的，没有说话者就不会有语言(除非是已死的语言)，语言要不断地在其词语、句法和话语运用上辟出一条路径。为了重温这些真知灼见，对语言感兴趣的研究文化的学生就必须走出以法国符号学为主导的传统，而回归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家沃洛什诺夫或跨越学科而投靠深受伯恩斯坦或哈利迪影响的独特的研究。
文本中的读者；社会上的读者
后期符号学的最典型特征是发展主体生产理论的主张。起初，这个主张是哲学上普遍针对人文主义简单的、统一的“我”或主体观念提出来的。这个“我”或主体理直气壮地矗立于思想、道德或审美评价的核心。这种结构主义特征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体、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类似论点，以及与弗洛伊德对人格矛盾的非原子化都有相近之处。
“高级符号学”提出了对主体性加以理论化的若干层次，这些层次是很难揭示的。这些错综复杂的融合把重要理论家的真知灼见与理论界的灾难混杂在一起。在我看来，其深刻洞见在于，叙事或意象始终暗示或建构一个或多个位置，据此可以对它们进行阅读或观照。尽管“位置”仍然是有问题的(它是一整套文化能力，还是如这个术语所说，是对文本的某种必要的“屈从”？)，但这一洞见的确光彩照人，尤其是在应用于视觉意象或电影时。我们无法感知摄像机从新的角度从事的工作，它不仅呈现一个客体，而且还把我们置于它的镜头之前。如果把这一见解补充进来，即，有些文本(“现实主义”)自然化了借以定位的手法，那么，我们就获得了极其有力的一种双重洞察力。它的特殊承诺是把迄今人们无意识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快感)的过程付诸明确的分析。
在我自己论点的语境内，这些深刻见解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提供了把文本形式叙述与对读者主体性的交叉点的探讨相联系的方式。审慎、详尽和等级森严的论述文本中提供的阅读位置(如叙事结构或言说方式)，在我看来，是文本分析限阈内迄今最先进的方法。当然，不应该认为这些阅读是对其他方法的否定：对文本的明显和隐蔽主题的重建，其外延和内涵时刻，其意识形态问题或限定性假设，其隐喻或语言策略，这些都是不应否定的方法。一个“位置”辨别的合法客体是主体形式的压力或倾向，它们感动我们的方向，也即它们的力量——一俟找到栖身之所。如果认为这些倾向在读者的主体性中实现而无需附加的和不同的探究方式的话，困难就出现了——而且目不暇接。
这个理论诸多令人陶醉的地方使人对这样一个步骤跃跃欲试。但是，要从“文本中的读者”滑到“社会上的读者”就等于从最抽象的时刻（对形式的分析)滑到最具体的客体(实际读者，因为他们是社会地、历史地和文化地构成的)。这极易丢失——但作为理性的抽象却并不明显——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大量新的决定因素或压力。按学科来说，我们从通常由文学研究所占据的地盘走向另一个对于历史学或社会学能力都比较熟悉的地盘，但这里共有的新因素是处理大量共存的、在许多不同层面运作的决定因素的能力。
这将引导我们对“阅读”进行长期复杂的探讨，以便努力衡量这一跨越的整个宽度。在把阅读作为自身是一种生产行为而不是接受或吸收的过程中，你只有强调一些难点的余地。如果文本是这种实践的原材料，那么，我们将再次遭遇所有关于文本界限的问题。为进行学术研究而把文本孤立出来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形式。更为常见的是，文本不加区别地与我们遭遇；它们通过各种共存的媒体、以不同的速度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在日常生活中，文本材料是复杂多样的、重叠的、共存的、并置的，简言之，是“互文的”。如果我们用像话语一样脆弱的范畴，来表明切断不同文本的那些因素，我们可以说，一切阅读也都是“互话语的”(inter-discursive)。任何主体形式都不能单独行动，也不能通过形式或逻辑手段预示其综合，甚至不能对公共话语领域进行经验分析，尽管这当然意味着假设。相反，联系产生于更为特殊的逻辑——客体和主体方面、读者或读者群的被结构的生活活动：他们的社会位置，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主观兴趣，他们的私下世界。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实践的工具，或已经存在于特定社会环境内的符码、能力和取向的话，同样的问题也会产生。这也是不能从公共文本中预测出来的问题。它们属于私下文化，也即这个术语在文化研究中通常所指的那些文化。它们根据“生活方式”而归为不同组合。它们存在于混乱的历史地积淀的群(ensembles)之中，葛兰西称之为常识。然而，这些却必然决定那些特殊质询时刻的或长期或短期的结果，也就是我所说的总是发生在阅读之中的文化改造的形式。
所有这些都趋于通常所说的“语境”的中心性。语境决定特殊主体形式的意义、变化或特点，正如决定这个形式自身一样。语境包括上面描述的各种文化特征，但也包括直接环境的语境(如家庭环境)或更大的历史语境或时机。
然而，任何理论如果不注意到阅读行为本身和对阅读产品加以理论化的尝试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缺乏对读者行为的关注是形式主义理论的特点。甚至关注生产的、解构的或批判阅读的理论家(如布莱希特《泰凯尔》和写出《S／Z》的巴尔特)都把这个能力归于文本的种类(在巴尔特的术语中叫做“可写的”［writable］和“可读的”［readable］)，而根本不归于真正读者的历史。阅读中生产的这种缺乏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把生产活动归于指意系统是并行的。特殊的阅读行为充其量被解做人类基本经验的重演。正如旧式文学批评寻求文本中的普遍价值和人类情感一样，新的形式主义批评把阅读解做分析地限定的精神机制的复活。以拉康镜像理论为基础的对观照者凝视的分析能辨别出男人运用妇女形象并与英雄相关联的一些意向。这种分析的确把文本与读者连接起来。对文化研究来说，弗洛伊德的批评范畴确实有巨大的潜力和批判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批评范畴所具有的或正在拥有的。然而，目前对这些范畴的使用往往要付出某种代价才能把文本与读者连接起来：即对社会主体进行极端的简化，把他或她归结为原始的、赤裸的、婴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很难详细阐明人们想要掌握的差异领域，甚至令人惊奇地难以说明性别的差异。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关于真实主体的非难归结到几个普遍项，正如现在文本只有几个基本特征使我们感兴趣一样。对一种常规方法有一些区别性限制，在否则便是变化的现象中，这种方法会发现相同的旧的机制产生相同的旧的效果。
这些理论还缺乏更加细腻地描写表面形式的尝试，这种表面形式就是内在言语和叙事的流动，是主体性在经验上最明显的方面。也许如此关注意识会被看作人文主义者吧？但是，我们不都是(难道不是吗？)连续地、巧妙地、绝对狂热地使用叙事和意象的吗？这些使用是部分地产生于头脑之中的，产生于伴随我们每一个行动的想象或理想的世界。我们不仅仅被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关于别人的故事所定位。我们利用关于未来的现实主义故事做准备或计划，把描写危险和愉悦事件的脚本表演出来。我们利用虚构的或妄想的形式逃避或转移。我们利用记忆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同时建构关于我们现在是谁的表白。在形式主义分析中这一切也许不过是事先假定的，然而将其置于前景之中似乎具有重要含义。它使得揭示主体性理论中自我生产的因素成为可能。它意味着在我们能够衡量新的质询的生产活动之前，或预测这些质询的流行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哪些故事已经到位。
所有这些都势必要超越似乎是形式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真正的读者”在每一次遭遇文本时都将被下一次质询置于新的位置(或解放)，因而被“一扫而光”。后结构主义的修正强调语言或话语的连续生产是一个过程，但在这里不一定有多大用处，因为根本不清楚这种生产活动实际生产什么。这里没有真正的主体性理论，这部分是由于那个待解释的东西，即仍有待于说明的这种理论的“对象”仍然是被规定的。特别提出的是，像用话语术语对记忆重新加以理论化所允许的那样，没有人关心自我身份从一个话语时刻到下一个话语时刻的过渡或连续。没有人关心连续或关于常项或累积，没有人关心在成年生活中尤甚的自我感知的转化或重新安排。这些变化始终含蓄地指“外在的”文本形式，如革命或诗歌文本，通常是文学形式。是什么事先决定了读者要建设性地使用这些文本的意向？除文本形式本身之外是什么条件促进了革命关头的主体范畴？没有人关心这些问题。同样，由于对文本的这种强调，某些读者(大概也包括分析家)何以能批判地使用传统或现实主义文本的问题也没有人关心。最重要的是，关于我所说的斗争的主观方面也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关心在主体流动的某一时刻，社会主体(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何以能够说明自己的身份，成为意识的政治动因，即政治地构成了自身。要寻找这样一种理论并不是要否定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见解：即主体是矛盾的，“在过程之中”的，破碎的，生产出来的。但是，人和社会也努力生产连贯性和连续性，并通过这种连贯性和连续性对感觉、条件和命运实行控制。
这就是我所说的“后-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它要重新提出旧的但却重新阐述的问题——关于斗争，“统一性”和政治意志的生产问题。它要接受结构主义的见解，将其作为对问题的陈述，我们是否在谈论我们自己已经破碎的自我或可能作为政治构成成分的客观或主观破碎。但也涉及严肃对待在我看来是最有趣的理论导向：即主体话语自我生产的概念，尤其是以历史或记忆的形式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