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笔记》中，有一份标题为《反思》的手稿，篇幅不长，但包含着关于再生产理论、危机理论和货币理论的一些深刻的见解。马克思从亚当·斯密区分两种贸易——实业家与实业家的贸易和实业家与消费者的贸易出发，实际考察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受到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的限制；但是，世界市场的存在、不同消费者消费水平的变化、由投机引起的虚假需求等，使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具有相对独立性。就是说，虽然实业家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第Ⅰ部类的产品）必须受到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交换的消费资料（第Ⅱ部类的产品）的限制，只有向消费者出售的产品才能成为最终产品，只有适应出售的价格才是最终价格；但第Ⅰ部类的生产，又可以脱离消费者而相对独立。其结果，必然要导致在产品实现上“最终碰壁”。
从两种贸易的相互关系中，马克思探讨了危机的原因。当时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蒲鲁东等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危机归因于货币制度的存在，已经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现实性，但这些改良家们仅仅希望通过“改变货币”来避免危机。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与消费者的贸易中。就是说，生产与消费不相适应，从而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17]。
马克思还探讨了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起的作用。他区分了货币作为单纯的购买手段和作为资本的不同作用，认为“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18]。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货币面前一律平等。同封建特权比较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往只有有特权的人物才能获得的东西，现在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拥有的货币数量获得。货币虽然掩盖和抹杀了阶级差别，造成平等的假象，但它也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工人阶级可以用货币形式的收入去购买书籍，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这样，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19]，这对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
《伦敦笔记》表明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已经为建造自己的科学大厦占有了充分的材料。正是在这种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20]。这个评论又是多么正确和深刻。自李嘉图以后，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取代了古典经济学，坏心恶意的资产阶级辩护论取代了严肃的科学理论探讨。资产阶级经济学堕落了。
19世纪50年代初期在伦敦的研究工作，使马克思深深认识到，无论古典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其全部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21]。因此，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是无产阶级革命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马克思身上。
[1]马克思：《致〈新闻报〉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3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3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4]皮佩尔：《致弗·恩格斯》（1851年1月27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8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0页。
[6]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1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79页。
[7]《伦敦笔记》全文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新版第4部分第7、8、9、10卷。
[8]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9页。
[9]马克思：《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1页。
[10]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1年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3页。
[1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3页。
[12]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1年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76页。
[13]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51年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9-190页。
[14]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1年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2页。
[15]马克思：《关于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40-141页。
[16]同上书，第115页。
[17]马克思：《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56页。
[18]同上书，第161页。
[19]同上书，第162页。
[20]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1年4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46页。
[21]马克思：《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80页。
二、精心设计科学大厦的蓝图
马克思在撰写自己科学巨著的整个过程中，时时都在考虑如何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充分而又互相联系地叙述出来，如何把资本主义经济机体各种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如何把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阐述得简单明了、清楚易懂。1866年2月20日，当他写完《资本论》三部完整的手稿，正在整理第一批付排稿时写信对恩格斯说：“我亲爱的，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就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1]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命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5年3月，他曾经与德国达姆斯塔德的列斯凯出版社签订出版《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合同。这部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1851年底，他曾经考虑把自己的巨著分为三大卷：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社会主义者批判》；第3卷《政治经济学史》。当时他与恩格斯认为，必须先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然后才阐发“正面的东西”，即本来想写的东西。这种写法虽有困难，但“也有优点，就是在最后才把人们十分渴望知道的秘密揭示出来”[2]。
1857年8月，马克思开始撰写自己经济学巨著的第一部手稿，并把这部手稿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出版自己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批判，但从手稿和著作的内容看，“正面的东西”已经优先考虑，放在主要地位。
《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不久，马克思产生了把自己的著作改名为《资本论》的最初想法。1860年初，他写信对恩格斯说：“我还在加工我的《资本论》。”[3]过了将近三年，在写作经济学巨著的第二部手稿时，他把改变书名的想法作了详细说明。1862年12月28日，他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4]马克思改变著作名称，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名称的改变，第一，表明这部著作无论从结构、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将以阐述和论证“正面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主；第二，表明著作所包含的范围已经缩小，重点更加突出，更加集中。马克思说，其实，《资本论》只包括本来应该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篇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内容，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5]他认为，这一部分是精髓，只要完成这一部分，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其余的问题了。
在改变著作名称的同时，马克思也周密地考虑改变著作结构的问题。大体上这部著作有过“五篇结构”、“六册结构”和“四卷结构”几个不同的结构方案。
“五篇结构”最初是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1857年8月，在《导言》的第三节中，马克思拟订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结构方案：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6]
这个“五篇结构”方案，体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生产的局部关系，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个结构方案以“一般的抽象规定”为出发点，进而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从经济基础到国家形式等上层建筑，从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内的活动到生产的国际关系，最后通过对世界市场这个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的研究，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全面考察。这个结构方案也是政治经济学从抽象层面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实际运用。它一步一步地向人们揭示了从抽象的一般规定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现实的进展，从理论上、逻辑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作了辩证的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自己经济学著作的分篇计划和结构方案多次作了修改，但基本的原则并未改变。第一个结构方案为以后的方案奠定了基础。
大约在1857年11月上旬，马克思对“五篇结构”的方案作了修改。主要内容是：第一，把第一篇“一般抽象的规定”的内容具体化了，指出这里要考察的是交换价值、货币、价格，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7]第二，强调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具体承担者，包含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第三，指出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自身存在的矛盾，预示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8]以及“新的历史形式”必然到来。
1857年11月中旬，马克思对“五篇结构”又作了两次修改，主要是把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进一步具体化。
此后不久，大约在1858年初，马克思对整个写作计划和结构方案作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六册结构”。他在1858年2月22日、3月17日致拉萨尔和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六册结构”的框架和第一分册《资本一般》的分篇计划：
在“六册结构”中，商品和货币不再作为单独一册，而作为绪论。从历史上来说，商品和货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从逻辑上说，商品和货币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作为商品一般和货币一般，它们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关系，因此把它们作为绪论是很恰当的。“六册结构”把“资本”作为中心，表明这部著作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目的，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9]。同“五篇结构”一样，“六册结构”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马克思不准备每一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他认为，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理论，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而在最后三册中，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10]恩格斯完全赞同马克思的“六册结构”，他仔细研究了马克思1858年4月2日来信中提出的著作计划和简单纲要后认为“全部材料分为六本书，是再恰当没有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