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批判宗教的斗争。但不久就与鲍威尔等人发生分歧。随着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分歧越来越大。1843年12月，鲍威尔为了对抗马克思在巴黎创办的主张彻底改造旧社会的定期刊物《德法年鉴》，在柏林沙洛顿堡出版《文学总汇报》（月刊）。这家刊物宣扬一整套荒谬而反动的论点，所有文章的中心是“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积极因素，极力贬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鼓吹“不偏不倚”、“置身于一切党派之外”的超党派态度，反对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分子理论上的堕落十分愤慨，决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判，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53]在巴黎相聚的时候，他们深入分析青年黑格尔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性，共同研究批判内容，拟定批判提纲。恩格斯大约用十天时间写完自己分担的章节，马克思则用了几个月时间进行写作。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部共同著作《神圣家族》正式出版。
主要由马克思执笔写成的《神圣家族》，内容十分丰富，“写得非常精彩”。在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时进一步发挥了在《德法年鉴》上初次论述的关于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光辉思想。针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谬论，该书强调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少数英雄人物，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随着社会革命越广泛、越深入，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参加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将不断提高，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将越来越大。由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的工人阶级具有优秀的品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他们身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人类从剥削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
由恩格斯执笔写成的部分篇幅不大，着重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歪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驳斥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诬蔑。
恩格斯指出，自称通晓“英国的迫切问题”的青年黑格尔派，却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实践胡言乱语。他们不仅完全歪曲英国产业革命的真正历史发展，而且抹杀了资本主义制度给工人阶级造成的灾难。实际上，工厂劳动是极端折磨人的，并且引起各种特殊的疾病；而青年黑格尔分子却说：“过分的紧张不会妨碍劳动，因为出力的是机器。”实际上，工人与资本家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个阶级，而青年黑格尔分子却“把厂主和工厂工人混为群众的一团”。[54]他们反对宪章派这个反映工人阶级政治要求的组织，主张建立“工厂党”。事实清楚地表明，青年黑格尔分子的胡言乱语，完全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恩格斯指出：被无产阶级运动“吓得心惊胆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对无产阶级采取“深恶痛绝”的敌对态度。这在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弗·特利斯坦的〈工人联合会〉》一文中表现得最为露骨。埃德加尔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特利斯坦“工人创造一切，生产一切，但是他们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财产，简单地说，一无所有”的观点时写道：“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创造，所以也就一无所有；他们之所以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某种单一的东西，是平凡的工作。”恩格斯愤慨地说：埃德加尔的观点“简直就是疯话”。[55]在唯心主义者看来，精神的活动才是创造活动，由于工人创造的是可以感触到的、具体的、物质的东西，所以是“无”，只有他们的精神活动、思想创造才是“一切”！事实正好相反。在人类历史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其实，真正什么也没有创造的，正是“批判的批判”即青年黑格尔派这些空谈家。他们仅仅能够玩弄一些抽象的公式，但“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由此可见，“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56]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决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创造，而是被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青年黑格尔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诬蔑，充分暴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护的反动面目。
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热衷于所谓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批判，反对实实在在的实践，表明他们深深陷于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他说，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批判，而且贯穿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鲜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颓废’原因的认识”。[57]
《神圣家族》这部“每一个字都有意义”[58]的著作，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七、向人们宣传新的学说
1844年夏天，恩格斯回到阔别两年的故乡，十分惊奇地发现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年以前，这里的人们几乎从未听说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隔两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在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阵地。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中有商人、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政党依靠力量的工人阶级也不再那样昏睡不醒。极端穷困、政治和社会的压迫、日益严重的失业激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发出了信号，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印花工人和铁路建筑工人、柏林的印花工人以及其他地区的产业工人纷纷响应。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了。恩格斯对此十分高兴，立即向英国的同志通报了有关情况。
但是，恩格斯并不满足于表面的现象。经过细心观察，他发现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又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他认为，必须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向渴望知道共产主义的人们，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宣传他和马克思刚刚创建的新学说，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持者。1844年10月初，他写信对马克思说：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展开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的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他强调指出，必须到群众中去，直接接触和影响群众。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很快取得优势。
于是，恩格斯同赫斯、克特根等人一起，在爱北斐特组织群众集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1845年2月8日和15日，他先后两次在爱北斐特共产主义集会上发表演说，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阐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的利益根本不同，每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大多数人民却愈来愈贫困，在一小撮富翁和无数的穷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敌对现象。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少数人发财，广大群众贫困的进程就无法制止，社会各阶级的敌对现象必然愈来愈尖锐。
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在这个自由竞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在那里生产和消费。他既不了解市场对某种产品的需要，又不知道竞争对手送了多少产品到市场上去，只能凭猜测进行生产；因而，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商业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愈发达，这种不景气的现象也愈严重。
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隔五六年重复一次。危机的直接结果是生产破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受害最深的无产阶级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当失业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阶级无法生活下去时，一场反对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就会爆发。
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社会革命，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革命根本不同。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59]
在爱北斐特共产主义集会上，恩格斯“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性和优越性”。[60]他说，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必然是以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而告终，别的可能性是不会有的。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彻底铲除私有财产这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匮乏和穷困、愚昧和罪恶的真正根源，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
恩格斯指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既不存在人与人利益的对立，也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脱节，更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在这个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61]
共产主义将彻底消除对劳动力的巨大浪费。由于社会直接进行产品分配，不需要大量多余的中间人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中间人，现在是在直接损害公共福利，将来他们的双手就会解放出来参加有益的活动。由于彻底铲除了犯罪的根源，因而针对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而设立的庞大而复杂的、消耗无数人力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也将大大简化，参加社会生产的劳动力将会大大增加。此外，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人数众多的仆役，国家供养的大量常备军，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大批失业工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都将不复存在。所有这些，使社会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
由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可以利用被浪费的劳动力，而且可以合理组织劳动力，把个别的力量联合成社会的集体力量。例如，用公寓式的集体宿舍代替单独建造的住宅，集中供热和照明，发展公共食堂等社会公共服务业，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使人们更专心致志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共产主义的巨大优越性。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可以看出当时恩格斯还受到欧文空想主义的一定影响，例如强调教育的作用，主张和平实现共产主义，赞赏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计划等等。但恩格斯决不是空想主义者。他不是从道德的观点，而是从经济发展的规律论述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他不是向富有阶级乞求，而是把工人阶级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堡垒和力量；他也没有幻想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一些过渡措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谈的不是不顾民族的意志立即实行财产共有，而是首先要确定目标和保证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迈进的办法和途径。”[62]这表明他当时已远远高出于一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上。
一贯重视革命实践活动的恩格斯，由于能够在公众集会上进行宣传而十分高兴。正如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63]他的活动在乌培河谷发生深远的影响，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工人阶级的普遍注意。为此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恐惧和不安。在举行了两次集会后，普鲁士内政大臣下令禁止举行类似集会，反动军警展开了不寻常的活动，监视恩格斯和其他进步人士，扬言要用武力来对付共产主义宣传。这一切，为恩格斯继续进行活动造成很大障碍，使他感到在巴门很难长期待下去。
家庭的原因也促使恩格斯决心离开巴门。不错，父亲为他安排的生活是恬静而舒适的。但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是最体面的庸人才要求的生活，与共产主义者是格格不入的。而且，父母亲还喋喋不休地劝说他去做生意，这更使他难以忍受。他写信对马克思说：“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浪费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64]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