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提德曼活着跑掉！”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老人第一个上去给了他一拳，
提德曼老爷猛地栽了一个跟头，
提德曼老爷躺在那里血流满地。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提德曼老爷血流满地，
而犁耙自由地在黑土上走来走去，
猪也自由地在森林里吃东西。
南哈尔德人喜欢这样。
在发表这首民歌时，恩格斯向受到拉萨尔主义影响的工人们明确指出诗歌的现实意义，指出反对封建贵族，是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任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答应为拉萨尔派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该报至少要像反对资产阶级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俾斯麦政府和封建专制政党。该报主编施韦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拉萨尔分子。他违背办报初期向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保证，除了在报上变本加厉地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攻击国际工人协会以外，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献媚。1865年1月，他在报上连续发表五篇题为《俾斯麦内阁》的社论，狂热吹捧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认为这个政策“把普鲁士历史的光荣传统从长期睡眠中唤醒”，要求俾斯麦“在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把这个反动政策“贯彻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对施韦泽的态度十分气愤。鉴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愈来愈俾斯麦化，马克思、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发表声明，今后不再为该报撰稿，断绝同该报的一切关系。
当时，德国出现政府与议会的“制宪冲突”。政府要求改组军队、增加军费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持反对态度。这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争夺德国领导权的斗争。随着冲突日益剧烈，双方都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拉萨尔派公开倒向封建贵族，在工人阶级中造成很大混乱。因此，公开阐述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态度，“对两者同时给予迎头痛击”，是引导德国工人运动走上正确道路的迫切需要。1865年1月底，当李卜克内西请求恩格斯就此问题写篇文章时，马克思立即表示支持。恩格斯接受这个建议，并且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见，抨击政府（包括以前的和现在的）要同抨击进步党人一样尖锐。仅仅用十天左右的时间（而且只是在晚上！）就写完了篇幅达三个半印张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特殊的阶级地位，指出，现代无产阶级是伟大工业革命的产物。1848年以来，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种力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在腐朽的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双方都企图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特殊的阶级利益、特殊的独立的未来，决不做任何阶级的附庸。无产阶级对待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其他问题的态度，无论与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有根本的区别。由于工人政党站在直接冲突之外，因此它有可能科学地、历史地、解剖式地讨论这些问题。他深入分析了普鲁士军事制度，认为军事问题本身，让它按自然的进程发展就行，工人政党不必加以干预。但是，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掌握武装，进行自己的“军队改组”。
恩格斯详尽阐述了德国工人政党对待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捍卫了1846-1851年无产阶级著作界代表们所坚持的观点。他写道，在腐朽的旧社会的残余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双方都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资产者是直接剥削无产阶级的社会阶级，是无产阶级天生的敌人。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在1848年背叛了与他们一道反对封建贵族的无产阶级；他们害怕无产阶级最小的独立运动超过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他们宁愿用奴役换取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在德国当时的情况下，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太古生物：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权、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等等。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有这些太古生物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妄想开历史的倒车。这是荒唐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借助现代化的劳动工具发展一切生产部门，消灭封建生产和封建关系的一切残余，从而把整个社会归结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单纯对抗。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德国阶级斗争的形势表明：“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的胜利。相反，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同时也是工人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能使工人战胜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12]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与资产阶级结成反对封建贵族的暂时联盟。
恩格斯指出，拉萨尔分子鼓吹工人阶级与封建贵族结成联盟，通过普选权取得政权，纯粹是无稽之谈。反动派能够让工人阶级真正参加政权吗？根本不能。第一，在现代历史上，无论英国还是法国，没有一个反动政府这样做过；第二，在普鲁士当前的斗争中，反动政府正是要把全部实权集中在自己手里，难道政府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把这种权力赠送给无产阶级吗？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那么，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本来，在德国这样的封建专制国家中，议会不过是装饰品，一切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宫廷、军队和官吏手中。还应该看到，由于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由于没有任何集会、结社的自由，由于报刊遭受严格控制，还由于人数比城市工人多两倍的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他们仍然是封建贵族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决不能通过普选权得到丝毫成功。工人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德国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一旦工人运动发展到危及政府，就必然要遭到残酷镇压。因此，无产阶级“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13]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一个成果，归根到底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无产阶级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的背叛。工人阶级要推动资产阶级进步党真正的进步，促使它制定和执行一个激进的纲领，无情地抨击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骤和弱点，随时随地同它的背叛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面对德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搏斗，工人阶级必须建立与资产阶级根本不同的独立政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工人政党都决不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它必须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它将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它只能像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原则。德国工人政党将通过自己独立的政治活动，“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14]
马克思对《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书评价极高，认为这篇东西写得很好，必须及时出版；并且对恩格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快速工作的本领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本小册子于2月底在汉堡正式出版，立即在有觉悟的工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不仅在清除拉萨尔遗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为德国工人政党提供了完整的行动纲领和指导方针，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重要的理论文献。
三、从埃及的幽禁中逃出来
1869年7月1日，恩格斯辞去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务，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鬼商业”，从“埃及幽禁中”逃了出来。这是他一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
50年代初，恩格斯刚刚到这家公司工作时，不过是个普通办事员。从60年代初开始，他成为合伙人，在公司的地位有所提高，工资和红利有所增加，担负的任务也更加繁重。根据他与公司老板欧门签订的协议，他必须“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公司的业务工作。
长期以来，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支援马克思，帮助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的创作，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牺牲，从事商业。他经常抱怨唯利是图的老板的刻薄和刁难，抱怨无穷无尽的业务洽谈、来往信件和收支账目消耗了宝贵的时光，担心由于这种无聊的生活而影响自己从事理论创造和思想工作的能力，早就希望结束这种埃及幽囚的生活。1867年4月，他写信告诉马克思，已经到了认真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他说：“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利德的合同就要满期，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人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分裂更早发生也不是不可能的。果然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如果现在还独自创业，那就是说，要极其辛勤地操劳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要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业生活就要结束。”[15]
在结束商业工作以前，恩格斯认为必须切实安排好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他考虑到，随着商业工作的结束，收入就会大大减少，那时能否继续在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使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不致受到影响。1868年秋天，当他与哥·欧门开始进行谈判时，便写信询问马克思：（1）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全部债务？（2）你平时的正常开支，每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够用？根据他与欧门初步谈判的情况，欧门将付给他一笔“赎买”金，因而使他有可能保证在五六年内每年寄给马克思三百五十英镑，在紧急情况下甚至还能多一些。他要求马克思尽量十分准确地答复上述两个问题，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16]马克思收到这封信十分感动，立即写信表示：每年三百五十英镑完全够用，“只要彻底摆脱债务，就能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17]
经过长期谈判，恩格斯与哥·欧门签署结束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的协议。欧门一次付给恩格斯一千七百五十英镑补偿金，恩格斯则答应五年内不创办与欧门竞争的新企业，并让欧门继续使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字号。恩格斯对谈判的结果基本满意。他写信告诉友人库格曼：“按照我原来的估计，从订契约时起我就指望在它满期时可以通过正当的商业积攒一笔钱，尽管在此地看来为数很小，但我可以靠它来生活，从而和商业永远告别。这个打算固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经过和我的股东的几次谈判……我仍旧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的。”[18]
1869年6月30日，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苦刑式的工作就要结束，恩格斯多么高兴！当时在他家做客的爱琳娜后来回忆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当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到营业所去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地喊着：‘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19]次日（7月1日），恩格斯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对“亲爱的摩尔”说：“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马克思为庆贺老朋友逃出埃及的幽囚而喝了“不该喝的一小杯”。同一天，恩格斯满怀喜悦地写信告诉年迈的母亲说：“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煤烟尘垢了，窗台上摆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货栈里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20]
整个7月份，恩格斯还必须处理与欧门的财务关系。直至8月10日，才办完全部签字手续，彻底摆脱一切有关商业的事务。几个月的紧张、忙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