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详细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三个主要派别的性质和特点，告诫主要由德国移民无产者组成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认真克服宗派主义，脱掉外国服装，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恩格斯指出，由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主要是地方性的。这个派别的纲领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鼓吹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然后由社会出租给个人，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这完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货色，其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美国工人运动第二个派别是劳动骑士团。这个由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是以无数集会的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巨大团体。虽然它没有明确的目标，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细小的怪诞行为，但它是一支伟大的力量，处于蓬勃的发展和创造的过程中。它是一块正在涌起正在发酵的由可塑性材料构成的实体，是可以锻造出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锻造出美国社会的未来的可贵材料，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它走上正确的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当从外面嘲笑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50]。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其前身是成立于1876年的美国劳动人民党）。恩格斯对这个由流亡美国的德国工人组成的政党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它的长处是具备了欧洲多年来解放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和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有一个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纲领；因此，它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起极重要使命的作用。但是，这个党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既妨碍它自身的发展，也妨碍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早在1871年，马克思就曾经向美国社会主义者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危害性。他说：“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宗派是有其（历史的）理由的。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51]1887年，恩格斯又严厉批评了笼罩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倾向，要求他们必须脱下外国服装，学习当地语言，主动向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靠拢，改变对劳动骑士团和其他美国雇佣工人的态度，积极参加美国工人阶级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只有这样，它才能负起自己的重大使命。
恩格斯对于移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十分不满。他写信对老朋友佐尔格说“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52]他希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而要实事求是地从美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这些理论；当别人还不能理解这些理论时，不要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他说，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总之，“最重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53]
恩格斯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当时各个派别的分歧、摩擦和冲突，不过是前进途程中的小风波。这些分散的和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就会形成一支严整的战斗力量。暂时在工人阶级中只占少数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们遵循《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就能够获得广大工人阶级的信任和支持，肩负起领导工人运动的重大使命，促进工人运动向前发展。
七、为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而努力
当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实际停止活动的时候，恩格斯已经高瞻远瞩，预见到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必将出现比第一国际有更高要求的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形式。他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54]这种新的国际联合，是在80年代末实现的。
第一国际实际停止活动后，一些国家工人运动活动家曾经作过努力，企图恢复国际的活动。恩格斯对这些活动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旧国际的形式已经过时，任何想使它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882年，当住在瑞士的国际工人运动老战士贝克尔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组织时，恩格斯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实行这个建议的时机还未成熟。他说，如果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在德国等许多国家只能引起新的迫害；结果或者是被迫放弃这一事业，或者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的。后一种做法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没有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国际实际上继续存在着。各国革命工人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每个社会主义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的许多线，互相交叉，它们实际上也在起着国际中心的作用。只有当采取伟大行动的时机到来时，才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到那个时候，国际不再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他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决不应当在还比较安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55]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恩格斯看到，随着阶级矛盾尖锐化，欧美各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德国工人阶级在反对非常法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美国1886年的全国性罢工震动了整个世界；英国大批非熟练工人日益摆脱工人贵族的束缚，展开规模浩大的罢工斗争；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也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欧美各国以多种文字出版。马克思主义已经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拥护和重视。欧美各国普遍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党，正在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工会和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到了80年代末，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的条件成熟了。于是，恩格斯改变以往的态度，毫不迟疑地放下其他重要工作，积极推动和帮助德法两国工人政党开展活动，为建立新的国际而斗争。
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新的国际是一场严酷的斗争。188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圣加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责成党的代表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于1888年秋天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88年法国工会波尔多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特鲁多代表大会提出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此同时，以马隆、布鲁斯为代表的法国可能派和以海德门为代表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也决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这样，围绕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和成立新国际组织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在这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紧要关头，恩格斯挺身而出，全力支援德法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明确指出，将于1889年7月举行的两个国际代表大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由德法两国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大会；而由布鲁斯、海德门等机会主义者发起的代表大会都是些没有超出工联主义的人。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拼死的战斗”。恩格斯写道：“可能派和海德门派通过他们的代表大会，竭尽全力地企图钻入新国际的领导岗位，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这是过去国际分裂的重演，现在它使人们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巴枯宁的信徒，打的旗帜是不同了，但是他们的装备和策略全是老一套，他们是一伙企图使工人阶级运动‘屈从’于他们个人目的的阴谋家和骗子；另一边是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我们在1873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56]
为了推动和帮助在开始的时候态度并不十分积极的德法两国工人党领导人积极筹备国际代表大会，恩格斯不得不暂时中断《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给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写信，指导他们的活动。1888年12月4日，他写信给法国工人党领导人保·拉法格，要求他必须开好正在举行的法国工人党特鲁多代表大会，建立中央委员会，公开宣布1889年举行国际代表大会的消息，争取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击败可能派通过召开国际大会取得作为法国社会主义正式代表地位的阴谋。
1889年1月5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倍倍尔，向他通报法国工会波尔多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特鲁多代表大会已经决定于1889年召开“我们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消息，要求德国党必须坚决与可能派划清界限，绝对不要派代表参加可能派的代表大会。恩格斯指出，可能派已经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政府，领取政府的秘密津贴，并为其效劳；它的同盟者英国工联，同样是一个向资产阶级卖身求荣、反对社会主义的组织。因此，绝对不应该与这帮人往来；“如果与这帮人混在一起，就意味着你们背叛了以往奉行的整个对外政策。”[57]
1889年2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佐尔格，指出可能派由于为资产阶级政府效劳，已经失去工人的信任，他们借助英国工联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企图已经可耻地失败。
在恩格斯的推动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积极行动起来了。1889年2月28日，他们在海牙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准备会议，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议程和权力。至此，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取得了举行国际代表大会的主动权。
海牙代表会议以后，恩格斯又进行紧张的活动，“信件往来不绝，东奔西走”。鉴于可能派在海牙会议以后散布了许多攻击德法两国工人政党的谎言，他用很大的精力继续进行反对布鲁斯、海德门的斗争。在他建议和修改下，伯恩施坦于1889年3月撰写和发表了小册子《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驳斥了可能派和英国工联散布的种种谎言，指出可能派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是一伙内阁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社会主义者遭到政府迫害的时候，可能派却享受了种种的优待和特权。如果它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不但会得到警方的保卫，而且会得到赞助。它将得到政府、省当局和巴黎市政委员会的赏识。它将受到祝贺和百般的巴结。”[58]小册子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布鲁斯、海德门一伙是撒谎成性的骗子，击中了这些人的要害，像炸弹爆炸一样，把他们用谎言编成的密网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使他们威信扫地，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