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氏仅存的批评就是过于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屈服于由天津教案引发的外国人的要求，以及宁肯提拔其湖南同乡而不提拔其他候选人。虽然有关其残酷的指责不可否认，但它像曾氏所认为的一样，不是野蛮或者疯狂人的那种残忍，是对错误与邪恶实行控制和极度残酷无情的行为。有关对外国人屈膝投降的指责是绝对不公正的；在维护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他一直努力调整与西方的关系。当时天津教案戏剧性地揭露了中国人对外国人潜在的刻骨仇恨，他为了企图寻找某些体面的妥协姿态受到内外双方公众的嘲笑。对他倚重与他长期共事的湖南同乡的指责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所提及到的湖南人是有才能的官员，因而这种指责无伤大雅。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或者曾氏本人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去谋取地方利益，也没有证据证实对来自其他省份有才干的人紧闭大门。
不论批评得怎样激烈，批评家都承认曾氏有才能，肯干，清廉，有影响力，受人尊敬，对其事业肯于奉献。在此，像太平军领导人一样反对曾氏政策的条约口岸的外国人提供的见证是中肯的。他们承认他在整个中国卓著的声望，他所获取的“前所未有的荣誉和光荣”，以及他的“广泛影响”。他们认为，像李鸿章在肉体上难以折服一样，他在道德上难以战胜。虽然他们把他划为“排外、反进步一方”的成员，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才能、聪慧和政治上的诚实”，以及他“绝不耍花招”的事实。[22]
外国商人也许已经恰如其分地嘲弄了曾氏是他们的工具这一奇妙看法。他是最令他们头痛的敌人。他的权威建立在赢得他们不情愿或情愿赞扬他的各种品质之上。他十分了解他力量的源泉不是外国人的支持而是中国人的支持，而且外国商人对于已经唤起这种支持的人品略知一二。当曾氏于1868年离开两江总督任上时，《北华捷报》评论说：“预计他由达官显贵们陪伴到至少扬州以远，这种伴送总督的状况以前从未发生过。因为他的官署不受达官贵人清规戒律弊端的束缚，所以他总是和其部下打成一片。他很严厉，但是人们总是能够理解他的意旨，结果与通常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较，在他手下遭殃的官员总是微乎其微。”[23]
马格里在曾氏总的指导下工作过，他赞同中外权威人士对曾氏品格的评价。他证实说：甚至在使他于8天后去世的首次发病后，曾氏仍坚决不许放松他的工作时间表。
左、李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左宗棠作为一名思想家几乎没有什么杰出之处，但是他同曾国藩一样是一名儒家社会哲学的杰出实践者。他在建立福州船政局、平定西北回民起义以及恢复并计划实现西北经济近代化等诸方面的成就为人所熟知，然而几乎没人知晓他在复兴科举考试制度、宣传儒家学说以及保护传统农业经济等诸方面的成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他的许多重建工作可以很好地同掌握着更多技术知识和物质资源的后来中国人及中外合作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相比。
像曾氏一样，左氏受到了解他的外国人的尊敬；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热情而又易冲动的性格使他受到爱戴。相似的是，他廉洁、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太在意家庭财产，并为公共事业作了慷慨的捐赠。结果其家庭相当拮据，致使他激励其后人继承他作为农民及学者的遗产。
中兴的三位地方杰出人物中的三号人物李鸿章继中兴结束后获得最高的声望和权力。他同曾氏和左氏相比较更少参与中兴问题，他的声誉主要不是靠儒家政治家的身份获得的。在中兴时期，他是位活跃而年轻的军事天才，曾氏对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采纳了曾氏的思想方式，但是从最初起，他就擅长于处理对外事务及统率军队。虽然他受到敏锐的儒家学说的理论家冯桂芬的深刻影响并感激他的这位顾问，但是在冯去世以后，他选择了不同的顾问并且从儒家的正统学说中游离出来。
胡林翼和骆秉章在中兴的三位伟大地方领导人的名单上经常取代左宗棠和李鸿章。当时李氏，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左氏，正忙于由于中国与西方联系的增多而引起的问题，胡氏和骆氏则参与了更多的、传统上的国内问题。曾国藩曾把自己的经历发展归功于胡，而胡最接近于曾氏，并且无论在他的时代还是后来都受到同样的尊敬。他作为一名学者、一名地方巡抚以及一位卓有成效的儒学军事家都相当出色。大概仅仅因为他于1861年过早逝世才使他的声望不能与曾氏难分伯仲。
骆秉章具有曾氏与胡氏两个人的品格，但他从未获得像他们那样的全国性声望。他的声望有赖于身为一名地方巡抚在每一领域中做出的非凡成就，也有赖于正直，而这种正直在他之后的中国地方当局中被迅速地废弃殆尽。
在整个中兴过程中声望不高但具有才能的人充任大部分主要省份的领导岗位。马新贻任闽浙总督，后为两江总督，他在恢复公共工程、赈济救灾、重建战后灾区、宣传传统学问以及裁汰军队方面成绩卓著。虽然外国人认为他极端保守而且排外，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的正直与诚实。郭嵩焘由于后来的外交生涯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他在19世纪60年代代理广东巡抚，而且忙于稳定该省以及精简该省行政以便效率更高地工作。他的继位者——蒋益澧的工作受到广泛的赞扬；他后来被降职大概并不反映他的能力。另一位学者兼官吏——丁宝桢有典型的中兴成绩：恢复了捻军破坏的山东，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流域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进了海防，改革了盐政等等。像他的大部分同僚一样，由于他的勤奋、正直以及对公共福利的献身精神，使他享有很高的声望。
虽然我们对中兴官僚的了解所知甚少，但似乎清楚的是，有一些忠诚、有才能、受人尊敬的儒家官员与吴棠和官文之类趋炎附势者相对。它似乎还清楚说明：中兴期间比以前或者后来的阶段里更加集中了身居高位的人才。人才荟萃从理论上看，是一次中兴的关键因素，同治时期在实践上确已实现了人才荟萃。
求才
在咸丰统治期间道德败坏及混乱的阶段里，选拔官吏的传统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已丧失了它的大部分功能。由于下级官僚中包含许多不合乎传统标准的官吏，使有能力的老资格高级中兴官吏认识到：除非提高年轻官员的质量，不然他们的政策将无法实施。再者，除非立即制止这种腐败现象，否则未来的高级官僚将从这些庸碌无能的低级官吏中选拔。因此迫切的问题是淘汰通过邪门歪道获取官职的官吏，同时呼吁再次把科举考试作为授以高职的正途。
然而，尽管中兴政治家实际上一致赞同一旦对科举制度施以适当的管理，它便会为选拔官吏提供保险系数最大的依据，但是显然不可能完全地或者机械地根据无偏见的考试选官。因此，由一位高级官吏为有前途的年轻人做保的荐举制便成为科举制度的一个必然而重要的补充。
理想中荐举制与科举制不存在冲突，科举制的最热烈支持者竭力提倡荐举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在广泛探访及搜寻新的人才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们没有就他们的批评者攻击此点作任何歉意表示，相反却为其实际行动进行了雄辩而充分的辩护。王闿运轻率地观察说：“胡林翼能求人而不识人才，曾国藩能用人才而不求人才，左宗棠能识人才而不容人才。”[24]像大多数妙语一样，有关人才问题的这种评论是不公正的，然而它却阐明了寻找人才的重要性。
曾氏备有人才的系统名单，并写信鼓励他们，探访他们，向他们授课。他复兴国内政府的方案是广泛招募、小心任用、勤于指导、严格控制。第一个步骤是广泛地结识[25]，第二个步骤是记下不同人与不同类型才能的长处与弱点。曾氏的估价是精明而现实的。虽然他相信所有人才最终取决于道德修养，但是他承认特殊的才能各不相同，而且为了养成特殊的潜在人才以及恰如其分地使用他们，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对此问题所阐述的一样：“三代之丁习于耕一地，如同未修耕的耕地，非良丁也。”[26]
所有其他的中兴领导人都进行了类似的实战，因而他们都同意左宗棠的意见，即“占尽人才，人才尽用”[27]。继镇压捻军起义后，山东巡抚丁宝桢立即出发探访人才，并报告他所发现的人才。[28]郭嵩焘呈递了一份奏折，其中论述了他所发现的有才能的地方学者，里面包括了数学家李善兰，李氏后来官升同文馆教习。郭嵩焘极力主张像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29]后所做的一样，朝廷以邀请地方学者到首都讲学的方式促进学术活动的大恢复。
冯桂芬是在探访人才中所发现的众多人才之一。1832年，当时的江苏巡抚林则徐把冯桂芬带到南京，推荐他为翰林院编修，他在那里一直从事研究工作。在冯氏早期论述水道、盐税及军队组织的文章中，他阐明要抓应办事务和经济问题，因此在咸丰统治之初的1850年，他得到“举荐”。冯桂芬的情况说明在选贤举能中，科举制与荐举制是怎样互补的。
然而，在科举制与荐举制之间一直存在冲突的可能。左宗棠写道：“至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30]这种程序比起科举制度的冗长程序可能更迅速地达到人尽其才、量才任用的目的，只要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有资格得以选拔，那么这种程序也不会损害儒家制度。当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时，特别需要像左宗棠一样具有能力和魄力的行政管理者。同时，如果道德败坏之风盛行，或者停止作为科举制度补充的荐举制，那么就会具有滥用人选的极大可能性。
作为一名保护人的高级官僚需要凭可靠的依据进行举荐，同时他们本人要对其被保护人将来的任何失误负责。即使如此，御史胡家玉在1873年的奏折里说：举荐任命的资格仍然太低，结果造成中进士的人几乎没有升迁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胡特别抱怨给予总理衙门过多（三次）任意授与官职的特权，军机处本身也被允许这样做。虽然，尽管尽全力把西学引进传统制度中，然而科举制度仍不能足够地产生能处理新问题的人。
虽然没人提倡废除举荐制，但是许多富有思想的官员努力使它从属于科举制。[31]
科举制的复兴
虽然关于文明社会高度的能动性和关于德才兼备的最佳人选组成政府的中国神话从不能与历史现实完全相符，但是科举制度在其最佳时期确是一种使理想变为现实的卓越制度。这种神话的复活和这一制度的很大程度上的复兴表示了同治中兴的特征。
科举考试的庞大网络体系以三种方式为儒教国家尽力：（1）科举考试选拔出聪明的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的官吏。科举制度无疑禁锢了人们那富有创造力的自由驰骋的思想，但是它并非像对科举制经常抨击的情形一样，用无能的诗集作者来填充官僚机构。（2）它使士绅的注意力集中在正统学说上，而且为有才能和有抱负的人提供了正途。（3）它通过为百姓提供当官吏的机会而赢得了百姓的支持，而官吏的权力与行动是以普遍接受的教规为依据，而不是建立于财富、出身、军事权力或者皇帝任性行为的基础之上。
科举制度在太平军起义期间已经瓦解了。荣誉头衔的官阶以及给予不先通过低级考试就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许可是基于军功或捐资。而且日益证明在主考人中所存在的越来越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在同治中兴之初，有两种类型的人——暴发的商人和军人在官僚队伍中滥竽充数，他们的出现正在破坏政府的整个传统体制。实际上，已经买到官职的商人根据“生意经”而非父亲般的仁慈进行统治。军官则寻求通过暴力及惩罚而不用道德的榜样力量来控制百姓。
由于在发生战争的地区里已多年未举行选拔举人的乡试了，因此，负责一个业已收复地区的官员首要行动之一便是宣布按计划重开科举考试。在1864年10月22日，从太平军起义分子手中收复南京后的两个月，曾国藩要求从北京派遣所需要的官吏去监督计划冬季举行的江苏省选拔举人的乡试。从1855年至1865年的10年间，在贵州省一直没有举行科举考试。1866年时，由于当时和平已来临，因而张亮基上奏皇上，不仅要求准许举行1866年当年的科举考试，还要举行1855至1858年长期耽误的过去的科举考试。在瑞麟和蒋益澧结束了广东客家战争，并且重新安置了客家人后，他们像广东省“当地人”一样，被授予选拔一名年方二十的青年人参加考试的特权。左宗棠一平定陕西，他就宣布举行已过期的乡试。
由于在整个帝国恢复了秩序，因此科举考试在此时的新闻中突出地显露出来。1867年蒋益澧在广州安排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庆祝活动，两万名候选人参加了南京举行的乡试。《汉口时报》感到吃惊的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1万余人云集一处准备参加1867年举行的湖北省乡试。该报称颂科举考试为：“一个最令人钦佩和最有益的计划打破所有观念范围，为国家和百姓提供了一种内聚力。”[32]地方的举子们群聚在通往北京的道路上，在为获取最高学位的京城会试中展开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