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平衡的根源
中兴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传统社会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重新整合，而同时又不损害清廷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中有限近代化的新计划。传统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使清政府折衷新旧的企图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根本性困难。
有组织的地方管理机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说服。民政机构缺乏足够的官吏，如果没有民众的默许，很难维持秩序。[1]在广阔而分散的战略点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驻扎有军队。直接管理的观念是违反传统政治理论的。地方行政官员的传统管理方式是利用社会力量，特别是利用地方士绅来作为他本人和他辖下的广大民众间的桥梁。这种依靠士绅的方式被普遍认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合适的。在这样环境下，地方官既不能挑动士绅和人民间的关系，也不能支持人民反对士绅。
通过士绅来管理地方，这种制度在清朝统治的前二百年中就已经成熟。在19世纪中叶，每一个外国观察者都对地方社会的稳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明显，地方社会是在实行自我管理，而且它在任何方面都不损害中央政权。在中兴时期到过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阿礼国曾指出：这个“孔教帝国”是历史上各帝国中惟一没有建立在军事力量、宗教或迷信基础上的帝国。[2]另一个英国官员在内地进行了广泛旅行后报告说：尽管这个帝国可能是虚弱的，“但是它的到处可见的绝妙组织和安排仍是特别惹人注目的”[3]。这个“绝妙组织和安排”是基于对儒学的普遍接受。每一个人（包括皇帝本人）和每一个机构（包括中央政府）都努力扮演他（它）的合适的纯正儒家角色。因此，胡林翼说：“天下治乱之机，不外乎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嗜义，则治。”[4]尽管军事力量有时是必要的，但它只能治标，治本则需要在地方运用民政原则。
这种古老、谐调、温和，然而独裁的、以社会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几乎完全适应在这个广大而分散的帝国上维持着最大程度的中央控制。当这个制度运转时，士绅们就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并接受随之而来的特权和责任。他们并不想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控制政权，而是竭力提倡一套伦理道德原则来约束政权。农民也被教化，因而认可自己在整个体制中的地位。
国家所以能够得到地方民众的理解，这不仅是由于它的深入的教育灌输，而且由于它一方面保证士绅的法律和经济的特权，另一方面支持实行救济农民的社会福利措施。国家向这两个阶级宣布要建立一个和平的有秩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根据公认的标准，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他应得的位置、富裕和正义。社会是通过说服来进行控制管理的，并辅以保甲网和高度发达的法律系统。在所有的管理形式中，地方官的品质是最重要的。地方官不仅是具有各方面管理才能的人，而且必须是体现具有最高权威的儒家教义的化身。
在19世纪中叶，国内叛乱和外国侵略破坏了儒家士大夫的性质，威胁了绅士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引起了民众广泛的怀疑，首先是对国家的信任发生动摇，其次是对传统思想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然而传统制度的惰性如此之大，以致某些东西甚至在最坏的岁月中也仍然保存着。中兴诸臣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尚存的基础上重建旧社会。
恢复士绅的作用
在传统上，绅士[5]对政府有用处，因为他们对民众有影响；绅士对民众也有用处，因为他们对政府有影响。他们的忠诚对这个国家是必要的，同样，这个国家对于保证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的特权也是必要的。
知识分子是绅士的核心，绅士家庭竭力鼓励它的最有才能的成员为参加科考而读书，因此这个阶级整个接受经常性的儒学灌输。绅士的人数不多[6]，但是他们非常均衡地分布在全国，能够影响每一个村庄。
绅士是一个开放的阶级。在农民看来，绅士的生活方式是正途，因此他们的最高愿望就是使自己的家庭进入到绅士行列。一个成功的商人，通常也是把他的钱财转移到土地上，或者把他的时间转移到读书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绅士的身份。其他阶级的人才都逐步被绅士所吸收，并失去原来的色彩。这条道路是相当开放的，例如现在有一个著名的武训的例子，他生活在19世纪后半期，是一个贫农，他经商获得成功，进入到绅士中，最后建立起私塾，并帮助清政府安定地方。
有关绅士参加公共事务活动的记录非常多。他们不断地为铺路、修桥、筑坝等筹集资金，组织地方防卫，进行道德训导，仲裁争端，从事慈善事业。虽然这些活动都与生产有关，但是没有一项是直接生产性的。此外，他们还是政治人物，他们有效地发挥作用不是依靠专门知识，而是依靠圆熟的处世之术。绅士们在这些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和他们与政府的联系，使他们能对农民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农民必须支持绅士，而绅士阶级中有学问的官员在农民与政府进行旨在防止更严重冲突的谈判时是向着农民的。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如果得不到绅士的支持，就不能履行其职责。《牧令书辑要》指出：官府的命令必须经过德高望重的绅士的解释和说明，民众才能够懂得或接受。[7]正如一个19世纪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由于中国知识阶级掌握着舆论和维护舆论的合法权力，它就起到了贵族和牧师的双重作用，起到了一种缔合作用。由于人民在地理上的隔离、（中国）语言的特点以及土地贵族的缺乏，就使这种“绅士制度”更为必要。如果考虑到中国的这些特点和绅士制度对于这些特点的强烈影响，那么除了这些绅士制度以外，要设计一个确保政府永存和在这个政府下人民都满意的更好的方案是不可能的。
中兴之前的叛乱震动了整个身份等级制度，大大地削弱了绅士对国家的责任感。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幸运的是，太平天国未能为绅士提供任何可以替换儒家的新制度，因此它仍然可以恢复儒学的权威。
曾国藩主张通过奖赏来鼓励绅士重新发挥他们的传统作用。谕旨高度赞扬绅士，对在叛乱期间保持忠诚的绅士给以褒扬，并为死者树碑。[8]
作为巩固绅士地位和忠诚的第二个手段，国家严格尊重绅士们在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传统特权。绅士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恢复，土地税优先减免。绅士向北京告状的权力得到确认。例如，一个山西省老童生认为对他课税过重，在向县府申诉失败以后，他先告到州府，又两次告到省督，最后设法告到了皇帝那里。[9]另有一个绅士，他的财产被捻军抢去了，在捻军平息之后，未得归还，地方官又未能给他以满意的回答，于是一个御史就把他的案子呈给了皇帝，皇帝当即谕令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10]
当然，绅士的要求并非全都能得到满足，但是从来不被忽视。江苏一个举人曾向都察院申请提高一个地方的船闸的水志，被否决了，但都察院仍把他的申请呈递给皇帝，皇帝则谕令3名高级官员予以考虑。[11]
实际上，对于绅士来说，恢复儒家社会秩序和儒学教义的活力比其他措施更加重要。绅士更感兴趣的是秩序和地位，而不是政治权力。在全部历史上，绅士总是把他们的砝码放在儒教君主一边来反对无法无天的农民，同时也放在儒教农民一边来反对无法无天的暴君。他们总是不断地这样做，这不仅是出于一种信念，而且是出于一种完全合理的假设。产生于古代封建中国的儒家制度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体现“士大夫的利益、愿望和理想的完备制度”[12]。这个制度给他们以地位，并且承认它和永远保持它；他们所能够要求的，除了这个被宣传的制度以外，不能更多更好了。因此，鼓励读书和做学问是中兴的主要政治措施之一。
恢复教育
清政府恢复儒家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加强对地方的多方面控制。首先，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绅士对国家已不很忠诚，除非国家能够保护他们所依赖的那种制度和价值。清王朝，作为一个非汉人的王朝，不得不表明它坚持那些制度和价值。其次，绅士对农民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靠对农民进行儒教灌输。如果农民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做出了响应，那么他们就一定继续相信他们所继承的传统价值。第三，在内忧外患的时代需要更严密地控制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居民；清政府相信，儒教的灌输是使他们就范的最佳手段。第四，中兴诸臣敏锐地认识到政府需要更多的有才干的人，而这些人必须接受儒学教育，才能具有才干和道德影响力。
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前，半官方的学校、书院、藏书楼和地方的社学遍布全国。这些文化教育机构一般是由地方知识分子创立和维持的，同时也得到官方的赞助。在叛乱的岁月中，国家顾不到这方面，许多大藏书楼遭到洗劫，学者们都投笔从戎，也几乎没有用于教育的公共基金。平息叛乱以后，清政府为了纠正这种状况，采取了许多紧急而重要的措施。
有关中兴时期重建学校和书院的史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冯桂芬——他对这一时期的高级官员有巨大影响——坚决主张不仅重建遭到破坏的学校、书院，而且要建立新的、特别是免费的学校（义塾）。[13]在中兴初期，行省官员奉命立即在收复的地区重建书院和归还书院的土地。1864年，苏松太道台丁日昌在上海创立龙门书院。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奉命恢复南京和常州几乎全部被毁的书院。1867年，闽浙总督吴棠提出了一个恢复闽浙两省书院的计划。湖北学政张之洞创建了经心书院，随后王凯泰创建了致用书院。
向没有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进行灌输，这一特别问题受到了相当的注意。19世纪60年代末，当左宗棠逐步恢复对陕甘的控制时，他就上奏建议要重视在迄今被忽视的甘肃地区发展教育，以便为这个省提供一个持久和平的基础。他创立和恢复了许多书院，并为蒙古族和回族规定了特别的教育内容，力图使这些少数民族接受汉族的意识形态。陕甘学政开列了一份关于这一地带问题的细目表，并指出：为了发展公共道德，需要人才，而为了造就人才，就需要学校。在贵州苗族地区和广东客家地区也有类似的努力。虽然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也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来改善旗人儿童的教育，在直隶，崇厚建议国家支持办学，因为旧的私人学校已经衰落，御史杜瑞联表示赞同，他指出：虽然旗人面临着许多困难，但读书比衣食更重要。[14]
各级政权所关心的不仅是形式上建立学校，而且关心学校管理机构的效率，特别是教学内容。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的教育长官，像著名的曾国藩、倭仁、李棠阶、郭嵩焘等都就教育问题发表过深思熟虑的长篇议论。李棠阶认为，不是做做样子的，培养士人是移风易俗之本，因此读书人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学习正确的书籍。他的看法代表了其他教育长官。[15]张之洞在他的经心书院中鼓励学生学习他所认为的真正学问和合乎他的观念的学科。
恢复教育自然也就要求重建藏书楼。在江浙地区原有500多私人藏书楼，经过反传统的太平天国起义，毁坏了一多半。随着中兴到来，官员和士绅协力收回散失的书籍，重新入藏。丁氏两兄弟二人搜集到大部分杭州文澜阁在太平军占领时散失的书籍，这些书籍后来成为江苏省立图书馆的核心收藏。另一位浙江的学者官员孙诒让在19世纪60年代买下了一批散失在日本的中国图书。日本当时的主要兴趣在西方，这间接地说明明治维新和同治中兴的不同。
经籍和史书重新刊印，有关政府的新书公开出版。1864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印刷所，雇用了一些从军队中精简下来的官员，让他们在杰出的学者们的指导下担任校对。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也都建立了印刷所。
江苏巡抚丁日昌资助出版那些关于地方行政管理的书籍。有关历史教训的文章汇编被进呈给皇帝，受到皇帝的赞扬。在西北，主要是在兰州，左宗棠资助重要著作的出版，并将此作为这一地区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他重视经书，认为经书（1）规范了个人行为准则，（2）是公共生活的教科书，（3）使平民百姓的思想循规蹈矩。[16]
随着叛乱的平息，御史们要求迅速地重印经书。在那些曾经进行过激烈战斗的地区，这项工作有些耽搁，原因是印版已毁坏，而在新印版的准备时期中，高级官员们恰好有机会雇用地方的贫穷学者。政府利用每一个机会给这层人以鼓励和帮助。
清廷鼓励读书和作学问，除了希望它能够影响绅士外，还希望它能够影响百姓。比如说，有这样的设想：重新印行那些有关行为规范的书籍能使骚动不安的民众平静下来。[17]鼓励读书人研究学问，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向农民进行道德教育。那时，读书人还没有被完全吸收到城市中，仍然生活在广大农村。在各地区，学者们都在拼命地研究学问和讲课，那里有为穷人开设的“冬三月”学校。毫无疑问，儒学已渗透到社会下层；“通过这些学者对农民和绅士共有的道德观念的一再重新解释，古代圣贤的学说就影响了农民。”[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