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王福时主持召集李华春、李放、郭达等人翻译斯诺有关苏区的各篇报道，准备汇编成书。斯诺夫妇把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倾注到这第一本有关中共真相书的出版上。据王福时回忆，斯诺夫妇“把后来在欧美成为热门畅销书的书稿无偿又贴钱地提供给我。王福时等人不辞辛苦，连夜突击，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书编译出来。由于当时北平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冲淡书的政治色彩，保护读者，编译者们”用了《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这个又长又古怪的名字。全书八篇，共300页。
第一篇是《毛斯会见记》，共60多页，这是现存的记述毛泽东与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数十次谈话的最原始的文字记录。
第二篇，《红党与西北》即前文提到的斯诺1931年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的讲演稿。
第三篇，是根据斯诺已在《大美晚报》、《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报刊上发表的十三篇稿子翻译的，题为《红旗下的中国》，后来它构成《红星照耀中国》的主体部分。
第四、五、六篇，是根据《亚细亚》杂志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曼·韩威尔有关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三篇见闻翻译的，即《中国红军》、《中国红军怎样建立苏区》、《在中国红区里》。
第七篇，是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值得注意的是，此篇是在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的当月，就被翻译发表。这较1937年6月13日巴黎《救国时报》刊载此文早三个月。它虽然不是斯诺记述的毛泽东谈话录，但却是由斯诺提供，并在斯诺的资助下翻译出版的。这使得毛泽东对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2月份发生的“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的评述，在3月份即被国统区的人民所了解，也不失为一篇“独家新闻”。该书的最后一篇是陈云署名“廉臣”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主要记载红军长征的情况。
斯诺还为该书提供了包括“毛泽东在保安”那幅著名照片在内的32幅照片和10首在红军中流行的歌曲，以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据查这也是首次发表，它与现在流行的《长征》诗略有不同。是这样写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抬悬岩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7年3月，《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刷出版。第一版印了五千册，很快就销光。此后出现了十几种翻印本，其中流传较广的有1937年4月上海丁丑编译社和193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翻印本。参加此书编译工作的李放说，1938年6月他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一个小书摊上就发现此书，可见，在抗战爆发前和抗战初期，此书曾风行全国。
斯诺本人称赞此书“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尼姆·韦尔斯形容此书“像一击闪电，它唤醒了人民”。的确，此书的汇集出版，早于《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初版四个月，比1938年2月复社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则早了差不多整一年。它虽然在内容上不如后来《西行漫记》那样流畅，但是在时间上，它直接配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速发展的形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出版的第二个月，即1937年4月，该书的总编译王福时陪同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5月15日，毛泽东接见了尼姆和王福时。王将一本《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和一支张学良送给他父亲王卓然的手枪赠给毛泽东。毛泽东成为该书最早的读者，1938年5月，毛在《论持久战》中曾引用过这本书里面有关记述。
帮助编译出版《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是斯诺报道和传播他苏区见闻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斯诺宣传他苏区之行最重要的活动则是写作和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7月，伴着卢沟桥上空隆隆的炮声，斯诺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原名不叫《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曾根据朋友的建议，原拟将书名定为“中国的红星”。后来斯诺把书稿寄给美国的出版经纪人海瑞塔·赫茨。赫茨非常欣赏此书。她写信给斯诺，误将书名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看着赫茨的信，喜出望外，对此书名极表赞成，书名就此定了下来。“红星”一出，光芒四射，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它。
1937年10月，伦敦维克多·戈兰公司抢先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英国版。它一鸣惊人，当月之内就印刷三次，发行10万册以上，仍供不应求，至年底就出了五版，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1937年11月，美国兰登公司等出版公司亦竞相出版斯诺此书。预定翌年1月15日发行。但鉴于伦敦版受到争购，供不应求的情况，兰登公司有意把发行日期提前至1月3日。书出后，三周之内就销售一万二千册，平均日售600本，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最畅销的书。
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以及印地语方言等近20种文字出版，驰誉全球。全世界亿万读者读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从国家总统、外交官，到军人、实业家、传教士、基督徒，从工农群众、游击队员、青年学生到学者、教师、演员。他们或给斯诺这本书极高的评价或被它感染、受到教育。
早在1938年2月，诺曼在《论中国的几本书》中就写道：《红星照耀中国》是“英文的关于中国苏维埃最真实的记录”。皮克在1938年6月说它是“研究现代中国历史最原始的资料”。詹韦说它是“报告文学的杰作”。卡特在《评“红星照耀中国”》一文中认为“此书标志着西方理解中国的新纪元”。拉铁摩尔指出该书是“多年来新闻工作者的最大突破”。吉尔伯特说它是“一个外国记者谈一个别的国家的最值得注意的一部书”，“它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以后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拉奇曼指出：“斯诺的《西行漫记》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画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养和目的，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红星照耀中国》“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因著有《大地》而被国际文坛誉为在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出世之前最了解中国的作家。她在读过《红星照耀中国》之后，不由地赞叹：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非凡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读了斯诺的书，深受感动，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回答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他说，”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有同感。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2月召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看过《红星照耀中国》。据说他因看过此书而成了“斯诺迷”，还曾亲自推销过斯诺的著作。其后，罗斯福还曾两次召见斯诺。斯诺对中共及其领袖、红军及苏区的介绍，使罗斯福早在40年代初，就预见到有朝一日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在他有生之年，罗斯福曾做过这种努力。
在亚洲，印度的许多青年学生以“红星”作为思想武器发动广大青年反对***主义和帝国主义。后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柯棣华大夫和白求恩大夫一样，就是受“红星”的启示来华支持中国革命斗争的。在缅甸，在马来西亚，在印尼，游击队战士从“红星”中汲取精神力量，学习战术方法。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博士为能借到《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奇书”的英文原版而欣喜无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在阅读过程中，再三掩卷落泪……像我这样落魄如残骸朽木的六旬衰翁，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获取力量，至为喜悦。”他当即满怀激情地写下，“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萧萧五载前，如今得把奇书坐，尽日魄飞万里天”。读罢此书，他深信，经过十年内战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英勇红军，将是日本侵略军所难以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