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以《学习毛泽东》为题，发表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周恩来围绕“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这一主题，从几个方面精辟阐述了如何向毛泽东学习的问题。今天重读周恩来的文章，结合回顾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不由得使笔者想起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诗人臧克家曾经套用旧时塾师赞颂孔子的话，给笔者写过这样一幅字：“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毛泽东之前没有毛泽东，毛泽东之后谁若毛泽东！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一百二十年以前，中国——湖南——湘潭——韶山，一处坐落在偏僻山坳里的普通农居，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毛泽东。正像那首被后人争相咏唱的歌曲中所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是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之子，生活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却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伟人。是什么铸就了毛泽东？是什么使他摆脱了父亲为他设计的由米店学徒逐步发家致富的道路？是什么使他由一个说湘潭土话的私塾学生成为五四时期的一方青年领袖？是什么使他由相信皇权至上发展为信奉维新改良，进而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什么使他由崇拜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到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其一生一世的唯一信仰？是他救国济民的赤子之心，是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宏大志向，是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不断进取精神。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是执著的。为寻求救国之路，他走三湘、下武汉、两上北京、三赴上海；为求民众的大联合，他从发出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和自修大学，直至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创建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又是务实认真和富有创造性的。湖南中共地方组织的建设，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不能算是开展得早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深入细致，而成效显著，一再得到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的赞许和推崇；湘区近代工业在全国而言，也远谈不上发达，但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发动组织下，湖南工人运动却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各地职工运动都陷于低潮，唯有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被著名的职工运动领袖邓中夏称为“硕果仅存”；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和国民党没有任何渊源，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却因他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诚和坚定，因他卓越的统战才华和远见，受到国民党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敌视，不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现代农民运动的，在他1925年冬回韶山开展农运之前，浙江萧山衙前和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早已经闻名遐迩，但是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由他领导发动起来的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成就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完成的事业”；除去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湖南新军中的半年下士经历外，毛泽东谈不上有什么军旅阅历，更没有读过一天军校，但他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切实感受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急切和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如果说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是作为后起之秀投入中国社会变革洪流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年的砥砺锤炼，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已经成长为具有独立见解的坚定的革命领袖。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毛泽东这不无懊悔的话语，透映着他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大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回绝了要他去苏联留学或是去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建议，而选择了“下湖上山”，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毛泽东，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暴风骤雨所造就的一代历史伟人。
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对此问题上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从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并阐明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著名论断，更主要的在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产业工人数量少而广大农民居于革命战争主力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如何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领导其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
作为一个从未带过兵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凭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从浏阳文家市到永新三湾村，到宁冈，到茨坪，直至赣南、闽西和闽粤边，深深地印下他跋涉探索的踪迹；蒋介石，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总司令的阅历，但留下的却是“进剿”、“会剿”、“围剿”，一次次失败的耻辱。这绝对是两个等量级的较量。毛泽东靠什么能打败蒋介石指挥的精锐之旅。靠的是众志成城，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靠红军指战员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把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并进而独立自主地开辟了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是唯一能引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全国各红色根据地人民和各路红军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最多时发展到三十万人，特别是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给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四万万同胞带来了希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描绘的那样：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犹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往胜利的大道并非尽是坦途。毛泽东能指挥他那支原来并不被人们看重的农民武装粉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次次“围剿”，却无法说服党内那些奉共产国际决议为神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他因坚持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一再受到指责和排挤。眼见亲手创建的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受挫而锐减，苦心经营的苏区在一块块地丧失，毛泽东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尽可能的设法避免和减少“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为了扭转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败势，他几次犯颜直谏，而不被采纳。在长征的危急时刻，为防止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中被彻底围歼，他又反复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力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进。在他的积极努力下，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挽救了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舵手，英勇的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跨越万水千山，踏上胜利的彼岸。
三、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徘徊二、三十年
“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徘徊二、三十年。”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中国革命自遵义会议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二十年间，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的客观总结。在这二十年间，虽然中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依然强劲，虽然中国革命的任务依然艰巨而复杂，虽然还有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拍打冲击，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处在要为一个连部的照明油灯究竟是用一根灯芯还是两根灯芯而筹措的困境，但是航向已经明确，党的核心领导空前的坚强有力。因此，再也没有出现像大革命后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中期那样，来自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全局性的颠覆和失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劈波斩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险阻，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征尘未洗就投入到摆脱尾追之敌、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急迫任务之中。他亲自率部东征，运筹西征，联合张杨，抗蒋拒阎，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毛泽东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日夜操劳，更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而焦虑。如果说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段关系的变化，正确地制定并促成坚持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在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数次斗争中，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的一个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