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略转移中的各路红军共有过七次会师，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方志敏所部）的会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一部）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以及最后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等。每一次会师，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红军将士来说，都是精神上的相互声援，也是战术上的学习和交流，更是阶级兄弟的情谊交融；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创造了有利的战机，取得了一次次的辉煌战绩，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从而将必胜的信念化作挡不住的铁流。无须讳言，长期在国民党军分隔包围下独立作战的各路红军，也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不尽相同的战斗作风与战术素养。乍一会合，也难免有分歧，甚至在少数人的头脑中不排除还有山头主义的思想作祟，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情况。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特别是在张国焘操纵下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南下作战遭受惨重的牺牲，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全军。红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维护团结成为红军全体将士的共识。从此之后，各路红军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更加注重协同作战。先行北上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们会同红十五军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并发动了东征和西征，建立了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率领红二、六军团（不久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贺龙、任弼时等，连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战胜了张国焘的阻挠，和红四方面军一道按照中革军委的指挥北上抗日，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形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
三、军民团结同甘苦，官兵一致克凶顽
被迫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指战员们，离开生活和战斗了七八年的根据地，与朝夕相处的亲人分离，也痛感缺少人民的支撑和没有根据地依托的失落与困难。基于人民军队的本质，同时也出于失去根据地人民支持的痛楚，全党和全军上下在长征路上，都十分重视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和动员。尽管军情危急，戎马倥偬（平均每天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战斗），但是各路红军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总是打垮反动势力，救助穷苦百姓，播撒革命火种，建立红色政权。特别是红军将士一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发自内心地对穷苦百姓的爱护与帮助，深深地打动了沿途的广大群众。沿途的黎民百姓箪食壶浆迎接红军，参军作战，送粮草，捐衣被，救伤员，当向导，不惜毁家舍命，赴汤蹈火。据统计，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共补充新兵17000多人。长征中，红军还在近20个民族居住的地区播撒了民族平等的火种，谱写了“彝海结盟”这样万古流传的篇章。长征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做少数民族工作的开端。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确，长征中，红军以自己的行动向16个省的2亿多人口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和过去在各个根据地的狭小区域里孤军奋战不同，长征则是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动摇了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长征使共产主义的“福音”，由苏区一隅传向了全中国。
官兵一致是红军基本的建军原则之一，在长征这场最危险、最艰难的生死考验中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在长征中，红军的领袖和各级指挥员承担了比普通战士更重的责任。条条湍急的河流，座座危耸的山峰，茫茫无边的草地，领袖和各级指挥员与普通的战士一样，凭借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完；敌人的枪弹和天上的飞机轰炸，并不因为你的职务高低而对任何人格外开恩。每一个战役展开，每一次战斗打响，从总司令到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土城战役时，朱德就曾亲自端起机枪冲锋）。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留下姓名的营级以上指挥员共432人。
红军长征历经11个省，翻越了18多座大山，跋涉了近百条河流。许多险关、激流，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用毛泽东的话讲，“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一路斩关夺隘，大小战斗600余次，击溃和歼灭敌人数百个团的兵力，俘虏敌军两万余，攻占62个中小城镇。这些战斗形势之险恶，战事之激烈和红军将士之英勇，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正是红军将士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硬是走通了前人走不通的路，战胜了极其凶残的敌人，从许多被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了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人烟稀少的贫困地区，甚至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和茫茫水草地。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缺少粮食，没有医药，而且地势险峻，气候变化无常。千年雪山，积雪终年不化，人烟绝迹。红军将士手拉手，甚至用绳子连在一起，不，是把生命绑在一起攀登跋涉。一支身着单衣、饥寒交迫的疲惫之师，凭着阶级的友爱，抱着必胜的信念，一步一步，艰难而又豪迈地征服了一座座雪山。茫茫草地，一望无边，时而雷雨风雹，时而烈日炎炎。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还有的人一脚踏入沼泽，别的同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活生生地被泥潭吞没而无力救援。到后来，连掩埋战友遗体的力气也没有了，后续部队不是靠路标，而是循着烈士的尸骨辨别前进方向。有人估计，草地吞噬的红军将士的生命，相当于长征中各次战斗中牺牲人数之和。在过草地时，战士们互相推让干粮袋中最后一把青稞，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自己宁愿选择饥饿和死亡。毛泽东把为自己准备的担架让给病号，周恩来把自己粮袋中最后一点青稞面煮成汤与战士共享，朱德亲自为部队寻找辨别可以吃的野菜，贺龙钓鱼为战士煮鱼汤……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这种崇高的阶级友爱，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生命跨越了时空，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成为一个大“我”，活着就是一切，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支撑着红军英雄们身躯的，不只是食物，也不只是意志，而是阶级兄弟的情谊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精神和情感，使红军终于超越了生存极限的困难，成为绝境天兵。
四、北上抗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
当全国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在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抵抗日寇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就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稍后，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5年12月17日，刚刚抵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针对蒋介石集团为置红军于死地而发动的大规模“剿”共战争，他又提出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北上抗日和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顺应了民心，也切合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实际。正如斯诺当年所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它有助于他们把一种有可能变成败坏士气的退却转变为斗志昂扬的胜利进军。”遵循这一战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如在党内和红军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调整国内关系、改变对富农政策等。同时制定和实施了创建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此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适时地引导党的政策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通过这些战略、方针、政策和步骤，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团结起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总之，在危难之刻人们出于求生存的本能每每能迸发出精诚团结之心，但同时也总伴有惊慌、涣散和屈服。源自求生本能的合作，往往只是直接相关者在局部环节上的短暂合作。而在万里长征的两年光阴中所呈现的全党上下和军民之间、官兵之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生死与共的亲密团结，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后来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用求生本能所无法解释的。长征的光辉历程表明，这种团结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的统率，必须有一大批经得起磨难考验的骨干力量去忘我奋斗，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为支撑，还必须有现实的目标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引导；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是在同有碍奋斗目标实现的各种力量和思想进行斗争中达成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克服千难万苦促成这种团结，从而形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力量，终于赢得长征的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