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难能的是，毛泽东一开始就注意到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一个必须正视的核心问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地主买办营垒是铁板一块。他首先从理论分析中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亲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接着，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范围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毛泽东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而王明关于“联蒋抗日”的空泛口号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历史不能假设，王明虽然提出“联蒋抗日”在先，但他没有参加国内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如果我们以王明1937年11月回国后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做法进行反推理，那么，按照他的主张去“联蒋抗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毛泽东是在实践中逐步认识这个问题的，有一个变化过程。由于蒋介石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是抗日反蒋并提。1936年2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一看法。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反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⑼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⑽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毛泽东“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⑾，“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⑿。8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现与南京蒋介石政权的合作，在利用一切渠道表达中共合作抗日诚意的同时，毛泽东一方面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总之，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毛泽东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双方力量的消长，日本侵略的加深和蒋介石态度的转变等），适时地提出“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等阶段性的口号，以促成全国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步骤和方法。前文讲到，在同张国焘争论应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时，毛泽东就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到达陕北后，在粉碎敌人“围剿”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对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他为红军制定了“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作东北军的工作”的战略方针。⒀毛泽东还对根据地周边的各路国民党军做了政策上的区分。即把东北军、西北军同其他地方军阀武装加以区别，把晋绥军、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马鸿宾等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军加以区别，对他们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逐步建立起不同程度的统战关系，争取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武装对红军抗日救亡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循着这样一条路线，毛泽东还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各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外部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仔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抗日战争前夜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提出并实践了党在历史性转变时期的政治路线。他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各阶层群众，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使中国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并在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是党成熟的标志。它虽然没有提出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却为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做了组织准备；它虽然也没有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但它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纠正和随后所实行的那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却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精髓。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场伟大转折表明，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注：
（1）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2）《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7页。
（3）《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8页。
（4）陈云，《遵义会议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参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5）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年谱》，第446页。
（6）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参见《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7）《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页。
（8）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发言，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497页。
（9）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76页。
（10）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19页。
（11）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68页。
（12）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73页。
（13）1936年5月2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年谱》，第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