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分估计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正确估计形势，是保证党的路线、政策正确的前提。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首先在于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估计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历次“左”倾错误的通病，王明这位“左”倾教条主义者更具有这个特点。
1930年春，全国新军阀混战加剧，革命形势有所发展。但国民党统治依然强大，全国革命高潮并未来到。
1934年4月，英帝国主义的水兵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对手无寸铁的“和记”工人进行屠杀，制造了“四·三”惨案。帝国主义的屠刀没有吓倒“和记”工人，反而激起南京工人、学生、市民的愤怒。他们举行了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对“和记”工人表示声援。上海工人与群众听到南京“四·三”惨案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表示对“四·三”惨案抗议和对南京的革命运动声援。可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又在上海制造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四·八”惨案。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制造惨案的暴行，王明及时地于4月10日在《劳动》第28期上，发表了《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一文，声援南京、上海工人学生的革命斗争，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对于推动当时的群众运动，具有积极作用。
可是，王明在这篇文章中，又仅仅根据南京“四·三”惨案这个局部事件断言：“这表示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根本破产”，“国民党的统治的末日已经来到了”，“这是表示革命高潮已经加快的到来了！”他坚决认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肉搏血战的日子已经迫在目前了，我们应该加紧领导和联合农民兵士以武装暴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我们不能不承认，“左”倾冒险主义者有一副革命面孔。可我们从理智上必须记住，这些“破产”、“末日”等等的断言，这些“肉搏血战”、“武装暴动”的号召，又给人民生命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
（二）强调进攻路线，主张同盟罢工
中国政局进入1930年，革命形势虽然有所发展，但全国仍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中心城市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党在城市的工人运动刚刚恢复，工人运动从整体上看，还处于人数少、力量小、组织差的阶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的城市工作不应该采取以进攻为主的武装暴动，而应该在服从农村的武装斗争的条件下开展斗争。白区城市工作应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斗争，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去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联合红军，推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在李立三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实行了一条进攻路线，号召工人实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总罢工。整个白区工人运动围绕着罢工这架巨大的机器在不断地旋转，工人们成了这架机器上不知疲倦的螺丝钉。各种各样的纪念日都成了罢工、示威、游行的契机。“红五月”来临时，“五一”、“五三”、“五四”、“五九”……组织者在忘我的宣传、鼓动、组织；参加者们奋不顾身的示威、游行、呐喊；敌人则可以不用密探就在预定的日子里去逮捕、镇压、屠杀。党内的“左”倾冒险者们既不惧怕敌人的镇压，也不思索工人们鲜血的代价，仍在狂热地鼓吹进攻、进攻、再进攻，罢工、罢工、再罢工。似乎行动就是胜利，结果并不重要。
在这种狂热的“左”倾气氛中，王明成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吹鼓手。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一味强调进攻，强调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政治示威，强调搞武装暴动。每逢纪念节，王明就号召工人向敌人进攻。他在《怎样准备五卅工作》一文中，就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抓住五卅运动，向一切反动势力进攻。”王明片面地把“革命”与“进攻”等同，并引经据典大谈“防守是暴动的死路”。谁如果主张防御，他就会轻松地给谁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他说：“政治罢工、同盟罢工，已经是我们日常工作的迫切任务；不仅再怀疑这些行动‘有没有可能’的观点是机会主义，就是把这些行动只当作‘一般的策略和很远的前途’，而不积极马上实行准备、组织与实现，也同样是右倾。”（《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
在进攻为主的方针指导下，王明这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又成了无所畏惧的“进攻勇士”。他不断号召工人举行罢工，他曾说：“同盟罢工是当前工人阶级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同盟罢工已经成为群众实际行动的迫切要求。”（《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同盟罢工的性质是伟大政治罢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
当“红色五一”节来临之际，王明又要求工人们，把“‘五一’的罢工示威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积极热烈英勇参加的行动”（《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当准备纪念五卅运动时，他要求“今年五卅工作的中心路线，毫无疑问地是组织全国的总政治罢工与总政治示威”（《怎样准备五卅工作》）；当汉口蛋厂工人爆发同盟罢工时，他又要求“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一定要在武汉区域继续扩大和深入”；当上海水电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后，他号召电话、电汽、电灯、自来水、邮务、纱厂等行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进行声援。
一味号召工人举行政治罢工的王明，与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样，并没有从根本上了解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他们轻视经济斗争，不重视与工人有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无限制地搞政治罢工。即使工人举行了经济罢工，也要硬给它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对立起来，自然也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政治斗争。
（三）把罢工失败说成是“政治胜利”
热衷于在纪念节搞政治罢工、政治示威、飞行集会的结果，使许多党员和工人被捕，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工人队伍损失严重。1930年4月20日，上海公共租界千名汽车工人首先举行罢工，4月25日又爆发了几千电车工人的罢工，电汽、电话、电灯、自来水等行业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同盟罢工。但是，这些急躁冒进的罢工斗争在国民党政府镇压和破坏下很快失败了，同盟罢工也未能实现。
承认失败需要有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深刻的反思，这恰恰是“左”倾冒险主义们难以做到的。上海水电工人的罢工失败之后，王明却接连发表了《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大谈这次罢工的“成功”和“胜利”，大讲其“伟大意义”，而且还说：“这不只是汽车电车工人对公司资本家的胜利，而是全上海及全中国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
事实上，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并没有成功。王明在文章中也承认，“因自来水、电汽、法电、华电等，被残酷地白色恐怖镇压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未能立即实现”，而汽车电车工人并没有得到自己提出的12条和9条要求，只不过得到“细微的经济条件的承认”后，就立即复工了。
但王明又不愿承认这就是失败，而是玩弄文字游戏，制造出一套把失败说成胜利的理论。
他说：“政治罢工的胜败.不能仅从罢工直接条件的有否收获为鉴评，这是列宁主义不易的真理。所以，有时政治罢工得不到任何直接条件的收获，但仍不失政治上伟大胜利的意义。”
王明还列举了六条“政治胜利”的表现，要求人们承认其“伟大意义”。
王明也知道，自己的这套说法不会有多少工人同意。他承认，“许多赤色工会会员及一般工友群众，还未能普遍正确地了解这一同盟罢工的胜利实质”，因此，他决心“详细地阐发”“这伟大胜利的意义”，纠正“许多赤色工会会员”的认识，批判其“错误看法”。
谁如果说：“电车汽车工人同盟罢工失败了”，王明就凶狠地批判说：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无耻呼声”、是“取消派、上海总工会等工贼走狗装腔作势”的腔调；谁如果说：“这次是经济上胜利，政治上失败——或相当失败的复工”，王明就批判说：这是“少数落后同志估计”，他们这“是陷入右倾及取消主义倾向的泥阱”了。
甚至人们作出这次罢工“不过是推动上海工人的斗争”的估计，王明也不放过，责备这“是对于这一胜利的实质和意义的不正确的估计”。这种阿Q精神，***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文中有过生动回忆：
“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估计这次示威如何‘成功’，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灭亡，如何成为什么信号，以及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单是王明的发明，也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们的共同特征。
（四）把黄色工会作为“最直接敌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以外，还存在着各种黄色工会。他们有的是国民党的官办工会，有的是厂方办的，有的是工头办的。这些黄色工会的政治主张、经济要求与组织程度也各不相同。对于黄色工会的复杂情况，党的工作应区别对待，慎重从事。特别是黄色工会中有大批的工人兄弟，更需要我们去争取。对黄色工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只会分裂工人队伍，削弱工人运动力量。
然而，即使复杂的事物，在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里，也只有肯定和否定这两极。
王明不加分析，一律把黄色工会看成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的敌人，咬牙切齿地大骂他们是“国民党的走狗”、“破坏工人运动的奸细”、“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蒂”、“最直接的敌人”。号召赤色工会会员行动起来，“推翻黄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等口号，在王明的文章里司空见惯。
王明把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阀等同起来。他说：“帝国主义、国民党、黄色工会三位一体的压迫罢工运动”（《一个笑里藏刀的口号！》）。“帝国主义、社会民主党、黄色职工国际的领袖、国际联盟、国际劳工局、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黄色工会，是一家人，……都是反革命。”（《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
王明不但把黄色工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等同起来，而且还把黄色工会看成比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危害工人运动的“最直接敌人”。
他说：“必须认清黄色工会是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直接在工人群众中的奸细和技师，是赤色工会当前最直接敌人。”（《怎样准备五卅工作》）
实际上，党当时在处理黄色工会问题上的主要任务，不应是打倒黄色工会的口号，而应是争取参加黄色工会的广大工人兄弟。只有把黄色工会中的广大工人争取过来，才能壮大赤色工会的力量。像王明那样对待黄色工会，只能阻碍工人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十、与立三“左”倾异曲同工
1930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更加剧烈的一年。
蒋介石在1929年接连在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张桂战争、蒋唐战争中打了胜仗，战胜反蒋各派。但是，反蒋各派虽然兵力受损，可是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手中仍拥有50万大军，李宗仁桂系尚存20万兵力。蒋介石的胜利和排斥异己的政策，促使他们形成了反蒋大联合。1930年4月，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蒋冯阎大战爆发。
战争初期，蒋军在战场上受挫。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率10万强兵入关，使战局急转直下。10月6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这场历时七个月，动员百万兵力，死伤三四十万人的中原大战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
军阀混战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但客观上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促使“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头脑进一步发热。在中原大战爆发一个多月之后，1930年5月15日的《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同时发表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王明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两篇重要文章。
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而且，向忠发这位名义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无领导全党的能力，中共中央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工作。李立三发表的看法代表着当时中央的意见。
李立三之所以这时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正如他自己所说，目的在于回答“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为此，他把在《红旗》发表过的短篇“系统的贯串”，汇集起来，重新加以发表。这篇14000多字的文章中充斥着“左”倾错误观点，是形成立三路线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