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这段通俗易懂的比喻实际上是讲城市比乡村重要。问题是根据我国国情，如何选择争取最后胜利的革命道路，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城市还是农村。一个最蹩脚的指挥员也懂得在战争中捣毁敌人心腹的重要。问题不在于阐述它的意义，首先要分析有无这种可能。幻想是最美好的，但终究是幻想。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就在于只能一点一点斩断统治阶级的四肢，最后才能炸裂统治阶级的心腹。对此，急躁、冒进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是认识不到、也不愿接受的。
王明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这篇文章中倒没有像李立三那样激烈地批判“以乡村包围城市”，但他在此之前，于1929年4月1日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发表的《〈武装暴动〉的序言》中曾经说：“在武装群众的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
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中，他关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争取首先在一省几省胜利，实现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首先胜利的主张，也是城市中心论的基本表述。
（六）认为右倾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
进入1930年，日益发展的“左”倾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主要危险。可是，站在“左”倾立场上的李立三和王明，却把右倾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反对。
李立三说：“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我们应当严厉的指斥这种观念的错误。”
王明也认为：“现在党内存在有各种右倾倾向，是非常主要的危险。右倾倾向的第一种表现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高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为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们曾经在前文中提出，把右倾作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盛行时的通病。甚至在王明取代李立三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之后，竟然认为以“左”倾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也是“右倾”。
（七）关于革命转变
王明和李立三虽然口头上都承认当时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都认为，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之后，应立刻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李立三认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起革命政权，必须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银行，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了。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不会有丝毫的间隔。“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王明在与《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同一个月发表的《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一文中提出：“革命转变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篇文章中王明虽然没有展开论述革命转变问题，但他在批判毛泽东等在苏区的“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农民意识”时，表达了他对这种“右倾”影响革命转变的担心。
他认为，这种“右倾”的危害就是使游击队、红军、苏维埃区域都拘守一隅，使革命最多也不过比平民手段彻底完成土地革命，革命转变的前途沦于幻想。
实际上，正是这些“拘于一隅”的革命力量，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对于“从未到过中国的任何苏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自白）的王明是无法理解的。
以上七点，是李立三、王明文章中的共同看法，也是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基本主张。
应当指出，王明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虽然比李立三更“左”，但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是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精神提出的。王明此时还只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追随者，只不过在有些问题上比李立三在“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李立三和王明的文章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
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把革命高潮同直接革命形势混为一谈。他还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
王明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两个观点，尔后这竟然成为王明与李立三争论的重点，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时的资本。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重大原则问题，只不过是在“左”的指导下对个别问题的不同看法。
王明在《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中的某些观点，李立三文中也没有涉及。例如，王明和李立三都把右倾作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加以反对，而且王明还提出反对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问题。他说：“与各种右倾倾向在理论上、组织上、政治上采取各种各样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掩护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的有力护符，是右倾的实际同情者和赞助人。”因此，反对这种调和倾向，也应“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李立三文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李立三不反对调和倾向。而是说明王明在反右倾问题上，比李立三更积极、更坚决、更彻底。
李立三文中没涉及的另一问题，就是王明大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他说：“孙文的三民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王明批判的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以三大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他说：这种“真正三民主义”，是指“实行所谓‘三大政策’——联俄、联共、工农政策；国民党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到现在已经成为过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纲领”。这就不仅全面否定了孙中山与新三民主义，而且也否定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由此可见，王明的“左”倾狂热比李立三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明后来作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夺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力，并不在于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王明比李立三更“左”，更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并不像王明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李立三的主张是错误的。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虽然先后发表了19篇文章，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但终究是因为被捕事件中的错误离开了中共中央机关，王明对此一直不满。
有一次，王明与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作了一次长谈。据罗章龙回忆说：
“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辞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①
王明野心勃勃的谈话并没有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却引起了罗章龙和全总许多同志的极大反感。鉴于全总同志的意见和王明确实积极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党中央又把王明调出全总，重新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王明调回中宣部不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冒犯了中共上级机关共产国际的威严，从而为王明上台创造了条件。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幕王明反“立三路线”并进而登上了中国共产党权力巅峰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