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调统一性，忽视独立性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党的根本政策，王明对此是明确的，他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也做了许多论述。但是，如何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又是不清楚的。因此，在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中，就很少以至后来干脆不讲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不讲国共两党的区别，他所集中强调的是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实际上是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来实现统一战线中的“统一”。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召开之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态度和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重大让步。但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于建立国共合作却提出了四项先决条件：①取消红军；②取消苏维埃政府；③停止赤化宣传和相信三民主义；④停止阶级斗争。
这四项条件的前两条涉及军队和政权问题，是国共双方谈判的关键。如果把“取消红军”理解成为改变红军名称，红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把取消苏维埃政府理解成为苏维埃政府变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这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按照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分子的理解，前者是从肉体上消灭红军，后者是解散苏维埃政权的一切组织，则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不能同意的。
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后，1937年3月，王明针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主张，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对国民党三中全会进行评论。在关于改变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问题上的立场，王明和中共中央在四项保证中申明的国共合作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他提出：“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但仍保存红军原有的军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加进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这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由此可见，这也不仅是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名称，而且真正改变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中共中央的四项保证申明的是：“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王明则提出，不仅仅是改变名称，而且是“相当地”、“真正地”改变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如果王明所说的改变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仅仅是“将红军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其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的民主的政权”，这还可以理解为提法上的不妥。但王明所理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没有独立自主原则的统一战线，是只有“建立各党派和各团体的抗日合作，创立起有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才是“完全地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9月1日，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王明撰写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王明在这篇文章中论述到“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环境中的任务”时提出：
“如果在前一时期，共产党仅仅达到了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当基础；那么，现在共产党的直接斗争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和完全地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各党派和各团体的抗日合作，创立起有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文章还提出。“必须要建立包括有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南京中央军，各省地方军，抗日人民红军，东北抗日联军等等）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武装，以及对敌作战有统一军事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
应当说，王明在这时期有时也讲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我们共产党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主张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共同斗争去反对共同敌人；可是，同时，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分钟也不允许丧失自己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一分钟也不允许掩藏自己共产主义的面目和旗帜。”
但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呢？王明在同期的文章和谈话中很少提及，表现出他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明确。
我们不妨看一看，也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四项保证的解释。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王明不能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而且不懂得只有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能保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才有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二）过高估计蒋介石政策的转变
王明右倾错误的产生是与他对蒋介石政策转变的过高估计联系在一起的。
王明以及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对于蒋介石集团能否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个反复的过程。
《八一宣言》虽然宣布了愿与任何停止进攻苏区的部队联合抗日，但宣言中提出的是抗日反蒋，直呼蒋介石为卖国贼。
随着《八一宣言》的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开始意识到蒋介石集团参加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在1935年11月间发布的《中国红军全体将士就建议联合抗日致中国所有其他军队将士宣言》中，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宣告了红军愿与之共同抗日的意愿。
王明在1935年11月写的《新形势与新政策》中也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去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国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进入1936年以后，当蒋介石继续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公开发表反动宣言，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继续加紧对陕北红军进攻时，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1936年2月24日，中共代表团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蒋介石竟自绝于国人》的社论。认为，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号召全国人民在“抗日必须讨蒋”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让蒋介石受全国人民革命法庭的最后裁判。
王明及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态度的再次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抗日反蒋并提，主张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灵活策略之后发生的。
1936年4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按照共产国际对待蒋介石政策的转变，决定修改“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反日讨贼”取而代之。但此时王明和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能否同共产党联合抗日，仍然表示怀疑。
4月30日，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了《怎样准备抗日》一文，认为：
“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经验来看，只有在以下的条件下，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才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可能而已）。1.如果在中国军队，特别是南京政府的基本军队、黄埔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和中国民众已经自动的实行武装抗日，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丧失信用的情况下，它们将迫不得已投机参加抗日战争，以保余命……2.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特别是在爆发苏日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受到苏联的打击而败退之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许会实行抗日战争。”
5月27日，王明在《致纽约〈商报〉主笔信》中又提出：“当内战未息的时候，从中国内部斗争的观点看，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主要敌人。因此，一切反蒋派别，主观上或客观上不能不是红军反蒋的朋友。”
1936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关于瓦窑堡会议情况的报告，专门召开了讨论中国局势和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正式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放弃“抗日反蒋”策略，实施“联蒋抗日”的方针。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中共代表团于7月22日召开会议，肯定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对蒋介石的策略问题，即关键用什么方法去影响蒋介石军队，以便和蒋介石搞好关系。
采取“联蒋抗日”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必然要求，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王明以及中国代表团的策略转变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的错误在于从此以后，逐渐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对蒋介石政策的转变，给予了过高估计和过分依赖。
1937年11月7日，王明在回国前夕，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文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王明在文章中除了重申要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和供给以及在统一军事计划内实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行动的军队”外，还对国共合作后蒋介石的某些姿态作了盲目乐观的估计。他说：
“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中国以前是对日寇侵略不抵抗，至多也不过是局部的抵抗，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北方五省和上海区域，实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抗战了。”在中国，“已开始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了”；“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确实开始了全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战争，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已经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已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苏维埃工农政府也改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这种变化确实是空前的。不过，认为中国从此就和平统一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也将消失了，这只是一厢情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也决定了统一战线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但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从而使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又不可避免。看不到国民党在建立统一战线之后，仍然要采取限共、溶共以至反共的政策，放弃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就不会有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有被消灭的危险。
王明恰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问题上放弃独立自主原则，过高估计蒋介石政策的转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
王明的这种右倾错误在其回国以后有着进一步的发展，也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新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