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右倾主张，虽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基本被纠正，长江局也被撤销，但王明仍是书记处书记。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整风运动普遍开始，王明在延安还是比较活跃的。他经常到延安各界作报告，发表演讲，在《新中华报》、《中国妇女》、《解放》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揭露蒋介石集
团消极抗日、声讨汪精卫卖国投降、宣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王明在这一时期关于妇女运动问题也发表了不少论述，他还兼任了延安女子大学校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就把中国妇女的解放作为一项奋斗任务。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主要还是始于延安时期。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提出：“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的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
同年3月3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王明领导下的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又发出了《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指示信提出目前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以便坚持抗战到底与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缩短到抗战胜利去的过程，抗战建国的大业，假使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的。”
指示信对于“现阶段妇运的特点”、“对目前工作的意见”都做了详细论述，最后又提出了“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的五个方面，鲜明地提出；“只有加强全党对妇女工作的注意和克服党内许多党员轻视妇女工作的现象，才能把妇女工作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才能转变党内工作最薄弱的这一环。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政党，首先是代表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一切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共产党对于妇女解放事业的同情，忠实和有办法，是任何其他党派所不及的。”“忽视妇女工作的党员（不论男女）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
1939年3月8日，王明写了《共产党与妇女解放运动》一文，在《解放》第1卷第66期发表。王明的文章虽然还摆脱不了大段大段地引用革命导师的话作为论据的习惯，但整篇文章的精神是与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一致的。
1939年7月，为了培养妇女干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由王明兼任女子大学校长。
7月20日下午，女大开学典礼在中共中央大礼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全体同志、党政军首长及各机关代表以及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等参加了大会。王明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报告，论述了创办女大的意义，女大培养人才的方向，女大的现状及女大的前途。最后说：
“有了这一切，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证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地经常地领导和帮助女大，再加以各方面的爱护和帮助，我们深刻地相信：女大这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孩，一定会长成一个庄严伟大美丽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④
女大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学校。副校长有柯庆施、林莎，政治部主任由王明妻子孟庆树担任，教务处主任张琴秋，总务处长吴朝祥。女大开办时有学生近500人，分为8个班学习。其中有普通班6个，高级研究班和特别班各1个。高级研究班主要培养具有较高深理论的干部；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女运动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普通班中的一、二班是妇训班，专门培养妇运工作干部；三、四班是抗大女生队归并过来的，曾受过军事训练。五、六班是普通班。
女大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及海外来延安的华侨青年，年龄最大的41岁（1人），最小的14岁（2人），大多数在18—22岁之间。
女大制订了“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的教育方针。
女大还制定了校歌和校训。女大校歌是由王明作词，经冼星海修改和谱曲而成的。
校歌的歌词是：
我们是妇女先锋。
我们是妇女榜样。
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
在女大亲爱地欢聚一堂。
女大是我们的母亲，
比母亲更慈祥。
女大是我们的太阳，
比太阳更光亮。
要努力学习革命方法；
学习理论武装；
学习职业技能；
学习道德修养。
我们要深入农村工厂，
我们要英勇地走上战场。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一个个锻炼得如铁似钢！
争取民族社会和妇女的解放！
女大的校训是：
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女大普通班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妇女运动、生理卫生等。高级研究班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特别班有识字课、妇女工作等。此外，还可以选修军事教育、外国语、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医药等职业教育。
党中央对女大的工作非常关心，毛泽东、周恩来、王明、邓颖超、博古等亲自给女大学员讲授党课，对女大在生活上也尽可能的给予照顾。女大的窑洞都粉有白灰，主要为增加光线便于学习；学生睡木铺板，为的是减少皮肤病和其他潮湿病；吃井水，为的避免和减少痢疾；有淋水浴的澡堂，为清洁并为预防传染病。而且还规定放生理假的制度，即学生在月经期间可以停止生产或其他劳动，如必要时可以停止学习。这些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规定，在当时已是很大的照顾了。
女大从1939年7月开办到1941年8月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学校合并成延安大学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先后毕业1000个班，培养了1000余名妇女干部，为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明作为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女大校长，对于女大的发展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王明在这期间还发表了不少有关妇女工作的文章和讲演，如：
《论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妇女》第二卷第1期，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与宪政运动》（《中国妇女》第1卷第7期，1939年12月20日）；《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的讲演》（1940年3月29日）；《在女大成立一周年纪念、第一届同学毕业大会上的讲演》（《新中华报》1940年9月8日）；《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任务和组织问题》（《中国妇女》第2卷第9期，1940年l2月）等文章，对当时妇女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三、在整风运动中
延安整风运动如果从准备时期算起，是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的。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
可以说，在中国党内，最早也是最深刻认识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是毛泽东；认识到只有通过一场全党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才能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影响的也是毛泽东。
王明是一位言必称马列，行文如流水的“理论家”，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使王明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这是王明的“资本”；但王明致命的弱点，却是缺乏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对中国社会特点的把握。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尚不高的环境下，王明犹如“鹤立鸡群”，成了党内的理论“巨人”，他自己也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确实俘虏了不少人。
而毛泽东，是一位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读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而且能够紧紧抓住马列主义一定要中国化，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很少引用马列主义词句，但他却运用自己对经、史、子、集等的娴熟掌握，成语典故、农家俚语信手拈来的本领，将马列主义那些高难深奥的理论化解成为人人都可接受的道理，让人听来读来虽然不如王明那样“高深”，但却感到灵气十足，合情合理，实际可信。
不过，毛泽东深知，要想把人们从王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还得靠马列主义，也就是必须让人们懂得什么叫掌握马列主义，应该怎样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因此，必须进行一场长期的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巨大理论工作。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罗迈）任副部长，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正式开始了整风运动的准备。
毛泽东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总设计师。他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目的就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重新认识党的历史，掌握中国革命规律。1939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分阶段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党的幼年时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
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作了深刻阐述，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指明了方向。
随着全党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的掀起，王明感到了危机。虽然王明并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但在王明看来，“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矛头指向不言自明。不是要总结历史吗？好吧，看看谁是历史上的英雄。于是，1940年5月，王明在延安又一次再版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在三版《序言》中说：
“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本无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王明在三版《序言》中还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断，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
不过，此时的王明已经不是在苏联再版这本小册子的那个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了，这件“武器”也已经丧失了昔日的威力。1943年9月22日，***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在上面批注道：“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窥见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黑幕，使我们对于党内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段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这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王明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倒成了“左”倾错误路线的证明材料。王明见无法继续与毛泽东抗衡，1940年5月，他又一反傲慢、自大的习惯，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5月3日，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他颂扬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王明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