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做老板，一定会面对劳资纠纷：是合作而不是剥削
1892年7月1日，我们的工厂发生了自经营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劳资冲突。26年来，我一直积极处理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尽力使双方都愉快而满意，这让我感到自豪。我自认为和员工之间是朋友关系；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员工尊重我，我付给他们高薪，是一种双赢，是一项很好的投资。
贝西默炼钢法的发明，深刻地变革着钢铁制造业。公司意识到仍在服役的设备已经老化，就在荷姆斯泰德建了规模更大的工厂。新设备的钢铁生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18名与我们签了三年工作协议的工人，由于最后一年新设备的添置，在按钢铁产量计算工资的原则下，他们的收入在合同结束时也增加了近60%。
这样，公司决定以新标准对这60%进行重新分配：30%用于工人的工资，30%由公司用来支付相关的开支。这种分配不仅公平合理，而且是慷慨的，因为与之前相比，工人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增加太多。在过去，工人们将会满怀感激地接受。但当时公司正忙着为联邦政府制造必要的装甲车（此前已经拒绝过两次）；与此同时，公司还签了为芝加哥展览会提供材料的合同，可谓忙得焦头烂额。几个工人领袖得知这些情况，坚持要求分配全部的60%，并天真地以为公司会被迫答应。这简直是勒索，或者说是落井下石，就这一点而言，公司的拒绝是完全正确的。
在处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分歧时，我的原则是：耐心等待、讲明道理，并指出他们要求的合理与否；但绝不会新招员工代替他们——从来不会。然而荷姆斯泰德的主管被误导了，当时有3000名没有参与纠纷的工人，保证能让工厂正常运行，只是不愿与卷进纠纷的280人一起工作——后者组成了联盟，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有资格加入。
主管刚从基层岗位提拔上来，没有足够的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为数不多的联盟成员的不合理要求，以及3000个非联盟人员认为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看法，自然让这位主管认为，工人按照协议进行工作是不容置疑的。那280人的工作，那3000人当中完全能找到合适的替换人选——至少他是这样向我报告的。
被误导的主管，又把我的合伙人给误导了，便决定重新开工。现在看来，重新开工的决策无疑是错误的，公司应做的就是告诉工人：“这次劳动争议，只有在你们自己中间才能解决。公司已经给你们提供了最优厚的薪酬，所以只有争议解决之后工厂才能重新开工。你们现在的工作岗位仍然为你们留着。”或者主管可以对那3000人这样说：“好吧，如果你们不需要任何保障措施，那就回来继续工作吧。”这样工人就会为保护自己而行动了——3000人对抗280人。最次的做法也应当是，州政府动用警卫队保护这数千人对抗那几百人。后者都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武器，能恐吓那数千人。
这样做，是希望工人们能理解，公司决定所有工人停工的举措，只是在耐心地等待双方协议好，以便能够尽快复工，而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试图换掉他们。最好的工人不应当到大街上找工作，只有游手好闲的人才会把这作为谋生的出路；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尽量不让优秀的工人失去工作。要知道，在现代化的炼钢厂，让新手成功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不可能的；而用新员工将那数千名老员工换掉，致使他们对我们不支持，是我们的错，又怎能责怪他们呢？
然而，如果我在美国，也可能会被劝服开工，像主管那样，试验老员工是否会如约复工。但我的合伙人并不是让新员工开工，而是我们数以千计的老员工自愿要求开工。这点很关键，我们奉行不聘用新人，等待老员工复工的原则，的确就是这样实施的。当初要是一直等到老员工主动要求复工该多好啊，就不会发生罢工者枪杀州政府官员事件了，幸好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派出了8000人的军队，控制了这个局面。
罢工高涨时期，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行，两天之后才收到消息，那是对我伤害最深的事情。荷姆斯泰德罢工，在我商业生涯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以新的标准来算，由于使用了新机器，那些罢工者每人每天能挣4至9美元，比之前多出了30%的工资。
在苏格兰时，我收到了工人联盟办公室人员发来的电报：“尊敬的老板，请告诉我们您愿意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做到。”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是太迟了。伤害已经造成了，工厂被政府控制在手中了：太迟了！作为卡内基工厂的所有者，员工惨遭杀害，仅此一条就足以让我背负罪名许多年。
但毕竟还有令人宽慰的事，朋友们纷纷来信，表现出极强的同情心。另有一件，就是让我接任马可·汉纳议员的全国市民联合会主席。该联合会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组建，其目的在于通过相关措施缓解雇主与雇员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但不幸的是，马可·汉纳议员突然去世了。副主席奥斯卡·斯特劳斯邀请我到他家中用餐，并见一见联合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晚宴快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起身致辞说，有关汉纳先生继任者的问题，所有劳动团体都希望我能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有许多劳动团体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表示同意斯特劳斯先生的提议。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有多惊讶，有多感激，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我知道自己赢得了工人们（包括我自己的工人）的同情与信任。但由于荷姆斯泰德的罢工暴动事件，公众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卡内基公司就是在剥削工人，挣工人的血汗钱。
我起身向宴会来宾解释说：我恐怕不能接受这份巨大的荣誉，因为每年夏天我都要去避暑，而联合会的领导则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动。我诚恳地表示歉意，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是我所收到的最欣慰的礼物，是医治我受伤心灵的良药。我最后说，我虽不愿接替朋友的位子，但若能加入执行委员会，同样是份需要加倍珍视的荣誉。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请求。由此，我才从因荷姆斯泰德暴动和工人被杀而深深愧疚的境遇里解脱出来。
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做的这次辩护，他曾读过我早年写的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在与工人的谈话中也不时引用。感谢两名来自匹兹堡工人联盟的领导人，怀特和斯凯菲尔，他们向来宾介绍我与工人和睦相处的事迹。
此后，工人们偕同家属在匹兹堡图书馆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发自内心的演讲。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资本、劳工和雇主像一个板凳的三条腿，每条腿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切又都好了起来，我们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高高举起。但不久，我又得知了另一个可怕事件。
2.罢工，我更倾向用道德和公平的方式解决
此次事件伴随着荷姆斯泰德罢工而发生，是我在鲁特格斯大学的朋友戴克教授告诉我的：1900年春，他在美墨边境碰到一个说英语的人，名叫马克卢基，曾是荷姆斯泰德卡内基钢铁公司一名娴熟的技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一份可观的财产，并在民众的拥戴下，成为荷姆斯泰德的镇长。
1892年罢工的时候，马克卢基自然而然地站在罢工者一边，并尽到做镇长的职责，下令逮捕那些私家侦探，因为他们是来荷姆斯泰德保护工厂和维持秩序的。马克卢基坚信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很公正：侦探们是以武装部队的形式进入他的辖区，他有权力逮捕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可惜他的命令导致了流血事件发生，双方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
众所周知，罢工者最终失败了。马克卢基被指控谋杀、暴动、叛国罪，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罪名。他被迫逃出来，伤病、饥饿、法院的追捕使得他不得不四处躲藏，直到事件平息。他发现自己被列入美国所有钢铁企业的黑名单，到哪里都无法找到一份工作。他最后变得一无所有，妻子死了，家也毁了。几经周折后，他决定去墨西哥，并参加一个距离拉诺维亚韦德约50英里处的矿厂的招聘。但对于只需求最廉价劳动力的墨西哥来说，作为优秀技工的他又大大超出对方的需求。他找不到任何事做，身上一文不名。
戴克教授认为，像马克卢基这样优秀的人，没有必要抱怨所遭受的打击。同时令戴克教授奇怪的是，马克卢基并没有责怪我，并多次说如果我在的话，事情绝不会如此糟糕，那些工人可以跟我友好相处，跟我的合伙人则不能。
戴克教授离开那里到达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后，就写信告诉我此事，并说他受到的惩罚太重了。我请求戴克教授给马克卢基所需要的钱，但不要提我的名字，戴克教授告诉我对方拒绝了这笔钱，说要靠自己的奋斗，创造自己的天地。多么典型的美国精神啊，他会再次赢得人们的欣赏与敬重。
后来，戴克教授向索诺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诺戈尔提过马克卢基。随后不久，马克卢基就在铁路公司的钻井队找到一份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还娶了一位墨西哥妻子，可以说是安居乐业。马可卢基的天空变得清澈，戴克教授就向他说出了当年那笔钱的实情：“马克卢基，当初我提供给你的钱并不是我的，那是安德鲁·卡内基的钱。那是他通过我向你提供的钱。”
“就是那个该死的白头发的安迪？”
这是马克卢基第一次责备我，可他的话比一切神学教条，都更像是前往天国的通行证。他是个好人，他之所以下令射击警务人员，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镇长，还是荷姆斯泰德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可他却因此被通缉，不得不抛弃一切逃走。
后来这件事被披露出来，因为我曾宣称宁愿将马克卢基的话作为我的墓志铭，而不要别的，报上随后刊发了一则故事，讥讽我的伪善。但我问心无愧。
劳资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法律条文的约束，还有道德准则的约束，我处理劳动纠纷常常倾向于后者。
有一次，钢轨生产厂的高炉操作工发出一份“联合声明”，说如果公司不在周一下午四点之前提高工资待遇，他们就不再管理高炉。而此时，离他们工作协议的到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他们打算撕毁协议，再签第二份也没有用。尽管如此，我还是连夜从纽约动身赶到工厂。
我愿意多了解我的工人，也很看重他们自身的优点。然而工人也有自己的偏见，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因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无知，而不是敌对。我让主管通知工厂三个委员会——不仅有高炉委员会，还有轧钢和转炉委员会的负责人来见我，他们都脱了帽，围成半圆坐在我的面前，看起来真像一次会议。
我问轧钢委员会主席：“麦克凯先生，我们之间有一个工作到年底的协议，对吗？”
他慢慢摘下眼镜，说道：“是的，卡内基先生，您也没有足够的钱可以单方面毁约。”
“说这话的不愧是美国工人，”我说，“我为你自豪。”随后我又问转炉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先生，我们之间也有类似的协议吧？”
约翰逊先生是个又瘦又小的人，他从容不迫地说道：“卡内基先生，每签一份协议的时候，我都会很认真地阅读条款。如果条款不合我意，我是不会签署的；只有全部合我意我才会签。一旦我签了一份协议，就会遵守它。”
“这也是一位自重的美国工人所说的话。”我说。
而后我又向高炉委员会主席凯利问了同样的问题。凯利先生说他不很确定，签署协议的时候，他没有认真阅读条款，不知道里面究竟说了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突然大声说道：“凯利先生，你知道我为你读了两遍，还讨论了相关的内容。”
“冷静，冷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做出解释。我签的很多协议也都没有读过——很多文件都是我们的律师与合伙人代签的。凯利先生说他也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协议，这我们应该能理解。但是，凯利先生，我觉得对于误签的协议，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将其履行完，这样，下次再签的时候才会更谨慎。如今你继续履行完余下四个月的协议，那下次你再签署的时候看明白，不是更好吗？”
他没有回答。我站起来说：“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如果不能在下午四点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撕毁协议，并离开高炉委员会。现在还不到三点，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委员会，就算高炉四周长满荒草，我也不会屈服于你们的威胁。这个世界上，工人最糟糕的一天，就是撕毁协议带来不光彩的那天。这就是我的答复。”
委员会的代表缓缓地离开，剩下的人都沉默不语。一个前来联系业务的陌生人进来说：“我在走廊上，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人将一个名叫凯利的人推到一旁，说：‘你们这些人现在知道了吧，别想在工作上捣什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