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左右为难，一个“中间派”的无奈
1766年2月，印花税法案被废除之后，英国政府内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的内阁因印花税法案而倒台，新内阁政府成立。这本来是一次改革的契机，但结果却成为了美洲独立的导火索，一场大变革即将来临。
印花税法案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我打算回到费城，在伦敦我也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做。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却接到了州议会的委任，我被派遣为宾夕法尼亚州的驻英代表，帮助宾州处理英国的事务。尽管我很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我的妻子，但我还是选择留在了伦敦，为家乡、为整个美洲争取利益。
我在接到委任的时候，英国政府内部和殖民地还算平稳，但我心里很清楚，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英国政府不想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但殖民地渴望得到平等的对待，总有一天，这样的矛盾会激起更大的波澜。然而，作为殖民地的代表和英国的子民，我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相同点，然后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大英帝国的完整。然而，我的梦想破灭了。
英国原内阁倒台后，新内阁对殖民地的剥削反而变本加厉，甚至是提出了比印花税还要苛刻的赋税政策。从1767年开始，新上任的财政大臣颁布了许多税务条例，其一，规定美洲严禁走私品进入，税务人员和政府有权力进入任何地方搜查走私品；其二，由英国输入美洲的纸张、玻璃、铅矿、颜料、茶等，一律增加一项入口税，用于支付殖民地的行政和司法经费；其三，纽约州州议会被强迫解散。因为纽约州州议会曾抵制英国在1765年颁布的一项税收政策，该政策规定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供给当地的英国军队，而纽约州恰恰是英国驻军最多的地方。
新上台的内阁政府对已定制的税务政策的执行要求极其严格，甚至从英国派人管理税务，查处走私。1768年，马萨诸塞州议会联络弗吉尼亚州议会，共同发出巡回信件，呼吁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制关税。而英国政府没有认识到殖民地的愤怒，他们发出一个命令，解散了马萨诸塞州议会。对于一些反抗政府的人，英国政府还打算抓他们去英国接受审判，以叛国罪论处。
这些政策的实施，令刚刚缓和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甚至远超印花税法案时所带来的抵制情绪。率先反抗的是波士顿的商人，他们拒不缴纳多余的税款，而且对于那些前来搜查的人，他们更是毫不留情地用武器对抗他们。另外，他们还动员整个美洲抵制英货，这样一来，英国的资本家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加入到反对新税收的浪潮中，要求英政府废除之前的税务条例。最终，英政府迫于外界的压力，放弃了之前的税务条例。
虽然这次事件最终平息，但是英国政府此时已对美洲产生了警惕，特别是美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刺激了英国当局。为了打击北美人的力量，英政府开始动用各种手段摧毁美洲工商业，而这次，英国的资产阶级也都站在了政府的一边。面对英国内部的联合，美洲还没有准备好，大部分人依旧愿意效忠英国政府，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此次事件结束后不久，我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但等刊登出来后，这篇文章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就这样，在英国人的眼中，我努力改善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关系所做出的努力，被认为是我对政府的指责和对殖民地的偏袒。而在北美，广大殖民地的人民虽然把我当作英雄，但对我“软弱”的行为大为愤怒，认为我已经被政府收买了。
我在当地报纸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写道：“我并不是要支持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只不过他们是被逼无奈而已，尽管国会明智地废除了相关法案，但对于某些偏见，早已经在殖民地人民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
我还在文章中说：“对于这种无视我们权利的行为，我们是时候团结起来了，共同抵制那些征税的英国货。而对那些前来征税的人员，我们大可以给他们找些小麻烦，让他们知难而退。让我们勤俭度日，用自己勤劳的工作制造我们需要的产品吧。”其实，这只是我对英政府的警告，但可惜的是这些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最终这些都成为了现实。
对于这一切，包括对我的不理解，以及对我的仇视，我并不在意，我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想法，依旧充当双方调和人的身份。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一件事情的发生令我的想法彻底改变，我终于明白殖民地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
2.“波士顿惨案”给我全新的启迪
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中，整个北美就属波士顿的反抗最为激烈，此时以波士顿为主的反抗斗争，已经让身处殖民地的皇家总督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向英国政府求助，希望能派兵前来抑制反抗运动的扩大。1768年10月，新上任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下令，派遣4个军团，共计4000人前往殖民地。
武力的威胁并没有让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归于平静，而是收到了相反的效果，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抗英政府的运动中，他们要求英政府撤走在波士顿的军队。1769年，英国政府撤离了2个波士顿的军团，但还有2个军团留在波士顿，所以反抗运动依然没有停止。
其实，早在英国军团到达波士顿的时候，双方的冲突就不断发生。殖民地人民经常去骚扰驻军部队，甚至是向他们投掷石块等。而那些士兵则依靠手中的武器，经常胡作非为，1770年3月5日，英国驻军凌辱了一个当地的学徒，这件事成为人民怒火的宣泄口，许多人聚集到英军驻扎的地方，要求他们离开这里。可没有想到的是，英军指挥官竟然下令开枪射杀这些普通百姓，结果造成5死6伤的“波士顿惨案”。
“波士顿惨案”的发生，令我翻然醒悟，英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我在给朋友写的信中说道，如果英国政府还不停止对殖民地的压迫的话，革命或许很快就要来临。早在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建立苛刻的关税体系时，双方的争斗就已经开始，殖民地人民是无畏的，他们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但作为统治者的政府，却认为人民的不满是因为这些措施不够苛刻，于是更重的赋税、武力的胁迫等接踵而来。这样一来，英国政府将失去殖民地人民的忠诚，武力的抗争必将到来。
我深信，对于将来发生的革命，胜利最终将属于殖民地人民，但是战争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要有冲突就会有流血牺牲。所以那时候我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英国当局和殖民地人民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场纷争。
观点激进的人往往认为革命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持不同政见的人倘若能够互相妥协，才是真正双赢的举动。尽管现在我们已经通过独立战争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回想革命爆发前的那段岁月，我时常觉得如果当时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一下的话，很有可能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这样一来也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牺牲，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原本有机会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战火却毁掉了他们的全部。
眼见英国当局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面对日益激烈的冲突，我也已经感到了厌倦，于是我产生了回家的念头，我想回到费城，陪伴自己的妻儿度过余生。至于殖民地和政府的斗争，我也不再打算插手，毕竟在1770年时，我已经是一个64岁的老人了，不再是那个曾经勇敢、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了。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虽然我已经萌生退意，但是时代却不肯“放过”我。由于我之前“偏袒”北美殖民地的行为，英国统治阶层已经把我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政府看来，作为整个美洲殖民地的代表，政府不管有任何政策涉及到美洲殖民地，都会让警觉的我提前采取行动，或者游说各方重要人士，或者发表相关的文章制造舆论压力。
最终英国统治阶层决定，要将我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赶出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的“捣乱”。可英国政府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直到1773年，这样的机会来临了，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3.我依靠平和心态摆平“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曾是马萨诸塞州州长，他不但反对民间组织，还破坏过一些反抗组织，因为其在镇压殖民地反抗中的作用，一度被誉为英国政府忠诚的大臣。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赫金森于1768年～1769年写的6封信和另外一位检察官于1767年～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是英国内阁成员。1765年，颁布反印花税法案的时候，波士顿人民因为赫金森对民间组织的打击，一怒之下将他的房屋烧毁。这样一来，赫金森对殖民地人民更加仇视，他在给英政府写的信中，建议对殖民地人民实行镇压。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殖民地的盲目自由做一番改变，不论用什么办法”。
这些信全部送到内阁手里，不得不说这些信件在英国政府向殖民地派兵一事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信件中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曾和英国高层有过损害殖民地利益的交易。
这些信件被一直保存起来，但当时英国高层的变动频繁，这些信辗转到了我的手里。我拿到这些信件后，认为有必要将信件交给殖民地的反抗组织，让他们知道政府是受到一些奸佞小人的蛊惑，他们的斗争对象应该是这些人，而不是英国政府。这样，我就将这些信件寄往了波士顿，我的初衷是希望反抗组织成员们读到这些封信之后能够改变看法，不要再和政府为敌，因为当时的我一直都觉得政府是“无罪”的。
1772年12月初，马萨诸塞州议会领导人收到这些信件后十分气愤，他们联合向英国政府提出解除赫金森州长和另一位检察官的职务的请求。赫金森信件事件的暴露，让英国高层蒙羞，他们认为有人泄露了信件，于是一些人遭受到怀疑甚至是攻击。起初我一直保持沉默，一方面我答应了永远不泄露是谁向我提供了信件，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多事。但怀疑的力量是恐怖的，甚至有人会因此而死，这让我坐不住了，我想如果我不出来，可能会让这种恐怖无法停止下去，于是我用一种最快捷的方式制止了这次骚动。
圣诞节那天，我在《公众广告》报上刊登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我承认了自己就是赫金森信件的持有人，同时也是将信件寄给波士顿的“始作俑者”。
当我公布自己就是信件的公开者后，英国高层逼迫我说出是谁提供了这些信件给我，但我不想违背我的诺言，这令高层恼羞成怒，认为这是我对他们的侮辱。其实，我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当初把信件寄给波士顿有些鲁莽，但事已至此，我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责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