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把劝告儿子“回头是岸”当成一项要务
我在伦敦已经待了10年，这期间我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当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家人，我感到深深的疲惫。对妻子的死我一直耿耿于怀，在和我共同度过的岁月里，她总是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我们一直相敬如宾，一生中从未吵过架，如今却是生死相隔，让我怎能不悲伤。
妻子的离去虽然令我伤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年近古稀的我能活着回到家就是莫大的幸运了。在我回家后我的女儿和女婿陪了我很久，我还见到了我的小孙子，他是如此可爱，和我曾经夭折的儿子像极了。在亲人的陪伴下，我逐渐走出了丧妻之痛的阴影。我本打算在家好好休息一下，不再参与政治，但混乱的美洲并没有给我安度晚年的机会，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了。
1775年4月，就在我坐船回家的路途上，位于波士顿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中，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当时，驻美英军总司令接到一个消息，在波士顿不远处的康科德镇上，有一个秘密军火库。于是，总司令便派遣800名英军士兵前往，打算摧毁这个军火库，打击民间反抗组织的气焰。
经过半天的战斗，民兵以损失了95人、杀伤英军273人的战绩获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场胜利，而这个被后世称为“莱克星顿枪声”的事件，随后被迅速传遍了美洲13个殖民地，就此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回到费城的第二天，我就得知自己被选为宾州议会的代表，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5月10号，第二次大陆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上就莱克星顿事件该如何处理进行了讨论。所有殖民地的成员代表对此次事件均持赞同态度，最后大陆会议还在反抗英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国家上达成了共识。
那一年我已经69岁了，本应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可我心中有个愿望，促使我坚持下去，那就是美洲的独立。曾经的忍让和妥协让我发现，越是处处小心，英国人就越是觉得殖民地人民软弱可欺，为了北美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抗争到底。在改变了过去那种中庸的处世方式之后，我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殖民地革命事业已经无法阻挡，这是北美人民的唯一出路，但是这时候我的儿子威廉却走上了一条与北美人民为敌的道路。英国政府曾经为了拉拢我，任命威廉为新泽西州州长。之后，虽然我一直遭受英国政府的猜疑和打击，但威廉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反而因为其在当地的政绩，获得了英政府的认可。
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威廉竟然因为感觉自己深受英国政府栽培，而选择了站在英国人一方。我自然不希望儿子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同时我更不愿意看到父子决裂的画面产生，于是我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建议他辞去新泽西州州长的职务。但是威廉根本就没有打算过要辞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忠实鹰犬。
多年来，我一直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知己，无话不谈。我在伦敦受到攻击的时候，我还曾写信给他，担心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现在想想，恐怕当时我是杞人忧天，他早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威廉了。如今我正带领美洲人走上独立的道路，而我的儿子，正值壮年却留在了对立的阵营中，这让我很沮丧。为了能劝他回来，我最终决定前往儿子的住处，劝他“回头是岸”，加入殖民地革命的队伍中。
8月份的最后几天，我去了儿子那里小住了几天，其间我们交换了政治意见。对于当时的谈话，我不想再透漏什么，因为这对一个老人是很残酷的，我不想再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但结果可想而知，我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甚至无力劝说他。最后，我们父子二人不欢而散，威廉无法理解我为何会对革命如此热衷，我也无法理解儿子为何还执迷不悟。
尽管如此，回去后我也并没有放弃儿子，我依旧给他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期望儿子能够回心转意，加入反抗英政府的斗争中。最后，我发现他倔强得如同一头驴子，便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你这个彻头彻尾的朝臣，是用英国的眼光看待一切的，而不是用普通人的眼光。”
最终我还是没有能够挽回自己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还是选择了继续效忠英国政府，甚至当英军在北美战争失利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前往英国。
对于我来说，和唯一的儿子分道扬镳，应该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几个遗憾之一，但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时代的洪流正在奔涌，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悲伤，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我。
2.潘恩的《常识》犹如暗夜的北斗星，给我指明方向
自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后，北美的13个英属殖民地便聚集在了一起，展开了一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的艰苦战争。但作为殖民地的美洲，根本无力对抗如此强大的敌人，只有通过联合他国才有一战之力。
当时，大陆会议与法国进行联系，但是法国人开出的条件是，如果想得到法国的支持，则必须向世界宣布独立。此时大陆会议担心，如果贸然宣布独立，很有可能立刻遭受英国的打击；而如果不宣布独立，则得不到法国的支持，革命之事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大陆会议决定，暂时不答复独立事宜，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做打算。
此时，革命战争局势对美洲很不利，6月英军焚毁了查尔斯顿，10月又焚毁了法尔茅斯，大陆会议还收到消息称，英国政府打算雇佣其他国家的军队对殖民地进行镇压。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各国的观察，殖民地的人民对独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就在这时候，一篇名为《常识》的文章诞生了。
这是一篇由一个名叫托马斯·潘恩的普通记者以“一个英国人”为笔名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托马斯对政府、政权、自由、君主制等等做出了解释，其中阐释的英国人的“常识”，却是美洲人民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它说明美洲只有独立才能让殖民地人民过上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
我想这篇文章的作用是无穷的，比我出版的任何刊物都有用处，因为他唤醒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它的影响力之巨大令英国人都感到震惊。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英国政府就宣布，禁止任何国家与美洲殖民地有贸易往来。这时候大陆会议也针锋相对地宣布，向所有国家开放通商口岸，除了英国以外。
1776年4月12日，大陆会议举行了一次决定美国前途命运的投票，我忐忑地在会场等待着投票结果。当投票结果公布的时候，我兴奋异常，因为议员们全票通过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的议案。
6月10日，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宣言，向世界宣布美国的独立。委员会的成员有5人，分别是我、罗杰·谢尔曼、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罗伯特·利文斯顿（美国第一任外交部长）、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领导人）。
初稿由杰斐逊起草，完成后交由其他人过目，之后不断改正，在6月28号将草稿提交大陆会议。我对宣言的初稿进行了润色和修改，比如杰斐逊在指控英王批准议会法案的问题上说：“以剥夺我们的宪章，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政府的形式。”我在两句之间插上了一句“废除我们大多数有价值的法律”，因为我曾经在州议会上通过的许多法案都遭到了英国的否决；杰斐逊写有关北美洲殖民地的请愿书一事时，以“报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将其改为“仅仅报以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以加重语气；对于杰斐逊指控英国政府派遣外国雇佣军来企图“将我们淹没在血泊中”，我将它改为不那么夸张的“消灭我们”，但最后这一处被大陆会议删去了，以避免伤及英国人民。
7月4日，成形的初稿经大陆会议修改后，被通过了。8日中午，在费城的广场上，大陆会议的代表宣读了这份宣言，美国正式宣布独立了。10日，宣言在《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发表，称之为《独立宣言》。8月2日，殖民地的56位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
《独立宣言》是高于美国宪法的存在，上面记述了人们的权利、英政府的迫害、美国的独立决心。在《独立宣言》一开始就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利拿起武器，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可以看出来，《独立宣言》既是一份反抗英政府行动中的决心书，也是发动更多人参与到反抗英政府行动中的宣传工具。对于那些签署《独立宣言》的议会代表，他们知道这是一张生死状。就像我之后所说的，我等而今务须生死与共，否则定遭个别处决。
《独立宣言》公之于世，不但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一剂强心剂，也给当时的英国很大的打击。就我来说，我期盼这份独立宣言已经很久了，我早已将身心交给了美国，看着这片我所深深热爱的土地能够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我内心的激动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3.能与法国合作的任何机会，我都不会放过
《独立宣言》的公布，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尽管美洲人对国家的成立大为兴奋，但这个可怜的新生儿，很可能刚刚出生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我清楚地知道，当时绝对不是高兴的时候，没有等到英国承认的那一刻，这种独立只不过是一个梦想。
《独立宣言》公布的前一天，英国军队经过休整后卷土重来，不论是兵力还是装备上，都是美军所无法比拟的。面对直面而来的危机，大陆会议加快了和其他国家结盟的步伐。
其实，早在《独立宣言》公布之初，我就受命加入一个秘密的5人委员会，其任务就是联合世界各地的朋友，以寻求帮助。经过一年多的抗争，我们清楚地知道，想要与英国政府和平解决斗争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既然要战争，一方面是增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削弱对方的势力，而最合适的无疑就是和欧洲国家以及其他英国殖民地联合，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法国的支持，因为在当时也只有法国才有和英国抗衡的力量。
法国和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在欧洲和北美都有过摩擦，双方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对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也已经关注很久了，对于支援美国人民作战，法国人也早有准备。这一期间，我除了负责早期的对外通信，还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写信，寻求他们的帮助。我曾给在荷兰的朋友写信，希望能从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信息，还希望他们多在政府游说，推荐一些军事人才给美洲。
为了争取到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支持，我和约翰·亚当斯起草了一份与外国缔结盟约的草案，作为和外国结盟的基础。1776年9月17日，我们的草案被通过了，其中包括商务条约、友好条约的文本。这些文本组成了“1776年计划”，美国与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签定的条约均以此计划为基础。
我们宣布独立后，战势一直对我们十分不利，大陆会议决定立刻获得法国的援助，而这时，法国方面也带来一个消息，称对美洲的事业很感兴趣，希望能进一步建立联系。最终，大陆会议决定秘密派遣我和另外一名议员作为出使法国的代表，前往法国商谈结盟一事。在我看来，主动去前往欧洲寻找盟友并不是很好的主意，一个“处女”国应该保持它“处女”的纯洁，不应到处去寻求盟友，而是应该怀着矜持的尊严等待他国的邀请。
10月1日，我准备前往法国，商量结盟事宜。我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当时法国还在持观望态度，并没有和美国结盟的打算，这样令美国外交很被动。10月26号，我离开了费城，先是前往纽约和其他人会合，次日才登船前往法国。和以往出行有些不一样的是，我把两个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一个是已17岁的谭波尔，另一个是7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带上他们两个并非我担心子女不能照顾他们，只是我不希望他们会被威廉影响，成为亲英派。12月21日，我们终于到达法国首都巴黎，开始了艰难的法国之旅。
由于生性浪漫的法国人大多将我视为领导美国独立的英雄，所以当我们到达巴黎的时候，市民们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随后的日子里，我的住所外总是围满了从法国各地来的人，对我来说受到法国民众的欢迎尽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在巴黎的时候，很少在外露面。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我的那些朋友们，因为他们时常被亲朋好友缠着向我索要签名。
法国政府考虑的可不是我是否受群众欢迎，而是利益，他们看重的是我能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当时欧洲的局势混乱不堪，欧洲地区联盟经过几次洗牌，都没有改变英国和法国敌对的关系。而且，因为英国在殖民地战场上的屡次胜利，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利益也遭受损失。所以，对于和美国联盟打击英国的事情，法、西、荷三国很是乐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会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支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