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汤集团正加紧向杭州及浙赣线撤退，事不宜迟，粟裕下令东西集团兼程急进，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合围口。
他预计，最后的围歼战场会在太湖西岸的长兴和广德地区，三野各部队都被要求提前到达长兴、广德。
有的兵团指挥员觉得，汤集团退得如此之快，三野不可能在长兴、广德将其围住，还不如先围攻杭州，或者是同时围攻杭州、上海。
粟裕对敌我到达长兴、广德的距离和行程，经过了反复测算。这一带部分是山区，又有追击部队进行攻击和阻拦，汤集团的行军速度必受影响，双方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差不多，换句话说，谁能在时间上抢在前面，谁就能赢得主动权。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连发几道电令，命令的中心词就是“快”：快追，快堵，快截，快歼。
速度被强调到极致，就不可能做到整整齐齐，一如淮海战役时追击从徐州撤出的杜聿明集团那样。4月24日，总前委致电粟裕，认为“应整顿态势，克服并停止渡江追击所形成的紊乱现象”，同时指令三野，在到达长兴、广德后，主力便应暂时停止进军。
接到命令后，粟裕再次表现出机断专行的指挥风格，他只是在部署上做了一些微调，对总的行动方案并未做出更改。
在战场上，粟裕永远是一个固执的人，他一旦认准方向正确，就决不轻易改变，为此，哪怕是“独立处置，事后报告”。
从发起追击开始，指挥部里便电话铃声不断，电报来来往往，夜间也灯火通明。从粟裕到一般参谋人员，谁也不休息，情况一来，立即处理。
粟裕对三野各部的特长了如指掌，渡江作战前，他就着眼于渡江后的追击，对东、中集团进行了精心配置，在苏中、苏南活动过的部队被调到东集团，在皖南和苏浙活动过的部队则被调到中集团。
真正追击时，这些部队因为熟悉当地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都追得特别快，加上猛打猛冲素为解放军之传统，所以追击战进展得十分顺利。
1949年4月25日，东集团占领宜兴和溧阳，切断了南京至杭州的通道。
准备撤往杭州的汤集团，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下，改由溧阳以西山区往广德方向逃奔，而那里正是粟裕早已料定的预设战场。
政治进城
1949年4月28日凌晨，东、中集团在吴兴会师，完全封闭了合围口，汤集团8万余众被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
第二天上午，三野全歼该敌，生俘军长、副军长以下5万余人，加上沿途追歼数，汤集团总计已被歼灭10多万人。
一周后，三野乘胜攻占杭州，先头部队到达时，守敌连钱塘江大桥都未来得及予以炸毁和破坏。
早在渡江之前，粟裕便把渡江和解放宁沪杭放在一起进行了通盘研究。对解放上海，他当时思考的主要是如何截住汤恩伯，因为上海“包不死，有海上的路可走”。
郎广围歼战一结束，粟裕就把指挥重心移到了攻占上海，但是三野并没有像攻占杭州那样，乘敌军混乱之机，立即发起进攻。
这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政治上的。
上海与国内的其他城市都不一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新兴和先进的工业技术都集中在这里，如果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今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可谓是举足轻重。
此时蒋介石已从奉化赶到上海，一边督促汤恩伯部署防御，一边进行撤逃台湾的准备。毛泽东由此判断，汤集团驻沪守军可能迅速撤走，上海也可能和平解放，他下令解放军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也不要急于占领上海周边的昆山等地，让汤恩伯守起来。
他告诉粟裕和三野将领：“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
粟裕非常清楚其间得失，在筹划渡江战役时，他就明确说过：“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宁可让敌逃窜。”
遵照中央指示，他改变了截住汤集团的初衷，放慢了部队的进攻势头。三野一边就地休整和进行入城的政策纪律教育，一边进行接收准备，以便敌军从海上逃跑时，可以主动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就在部队进入休整后，粟裕得到情报，汤恩伯奉蒋介石手令，已从上海运走了不少物资，如果解放军接收不及，会造成上海的混乱。
大家对此都很着急。4月30日，中央军委提出，是否以一个军先行攻占浏河，威胁位于吴淞的黄浦江出海口，使汤恩伯不敢再从海上大批运走物资。
在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攻浏河不成问题，怕的是打草惊蛇，汤恩伯急于撤逃，上海可能会更乱。于是，粟裕一面做出军事部署，一面建议推迟进占浏河以及上海的时间。
1949年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明确在5月10前不占领上海，只要汤恩伯不撤，就继续做接管的准备。
上海战役不光是军事仗、政治仗，还是经济仗。国际社会对解放军最终攻占上海的能力不存疑义，但对他们能否接收好、管理好这座大城市，却是议论纷纷。
5月初，总前委进驻沪宁线上的丹阳。陈毅在丹阳的一次会议上直陈，上海“很复杂，诸如此类，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
上海有600万人口，陈毅举例说，单是每天的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处理，几天就堆成一座山。“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
上海的生活资料全靠外地输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数量很大。三野为此集中了一批经济专家，又从山东、江苏等解放区大批调运一黑（煤）、二白（粮、棉）。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些接管准备甚至比军事准备还要重要，同时也很耗费时间。
1949年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求对攻占上海进行方案部署。
相对于野地运动战，城市攻坚战要棘手得多，尤其是在重兵设防的情况下。粟裕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实施郎广围歼战，就是为了不让汤集团的10多万人马逃入杭州固守。
如果郎广围歼战后马上杀入上海，仗要好打得多，但现在汤恩伯已利用这段时间在上海集结了20余万人马，硬行攻坚的话，三野要蒙受的损失将会很大。
减少损失的一个最好办法就是长围久困，比如辽沈战役中的包围长春，一共围了150多天，直到把城内守军完全困死为止。
可是上海不同于长春。长围久困的结果，很可能是市民生活陷入绝境，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守军却可以借助于海上通道继续生存。
长围久困不行，就只能突击。根据情报，因受到上海工商业界的压力，汤恩伯只把设防的重点放在外围的吴淞，苏州河以南的市区相对兵力薄弱，
插入市区，从里往外打，显然可收奇效，过去粟裕也多次采用过这种掏心战的战法。
但是这个战法又不能用，原因很简单，使用掏心战，上海市区很可能在激战中被打烂，而上海又不允许被打烂。
除了要尽量完整接管上海外，众人还担心因此引起国际纠纷，甚至美国的武装干涉。
据说，对于国民党失去大陆，蒋介石不恨毛泽东，他一恨美国；二恨桂李（即李、白的新桂系）。解放战争末期，眼看着自己即将败于中共之手，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眼巴巴地等着美国出手相救，可美国偏偏来了个袖手旁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先前三野在渡江前，已与英国海军军舰“紫石英”号发生过冲突，也就是“紫石英事件”。蒋介石内心里很希望继其之后，通过上海战役把美国拖下水。他给汤恩伯以下的守城军官们打气：“不出3个月的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固守上海3个月是不成问题的。”
汤恩伯也说：“总裁（蒋介石）指示，只要我们把上海守住半年，美国就会来直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
国民党上层因此普遍议论：“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出面就有办法。”
其实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美国插手援助，全都是没影的事，那不过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已，但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这个危险的确存在——上海驻有各国的领事馆，在吴淞口，美、英、法等国军舰上的大炮炮衣都是卸下的……
在前面的方案全部被否决之后，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案，它成为粟裕的唯一之选。
第六大主力
吴淞是出海口，卡住吴淞，就好像卡住对方的脖子一样。汤恩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不仅将重点设于吴淞，而且一旦吴淞受到钳击，也必然会将市区兵力调出来，在吴淞与解放军对决，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战斗。
从军事角度上来讲，粟裕选择的战法并不划算，迎接三野的必然是一场苦仗、硬仗、恶仗，但为了能够完整地接管上海，也只能如此。
1949年5月8日晚，野司从常州移至苏州。第二天午后，粟裕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其围攻上海的作战方案。
粟裕的具体战法是南北钳击，其中叶飞第十兵团从北线进击，负责攻占吴淞，宋时轮第九兵团从南线进击，负责攻占浦东高桥，两兵团的攻击箭头最终都指向吴淞，以达到切断汤集团海上退路的目的。
5月12日，上海战役的车轮隆隆启动。
在战役发起之前，上海地下党送来了汤集团在上海的防御工事要图，同时野司方面还得到情报，称汤恩伯可能会发动起义。粟裕虽然知道外围攻坚战会打得很艰苦，但有了这些有利因素，加上渡江战役发起以来一路摧枯拉朽般的进展，使他当时断定迅速取胜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叶飞兵团在上海战役担负着主要任务，野司限定该兵团须于5月14日前到达吴淞口，宋时轮兵团则于同一天攻占高桥。
一开始，南北两路大军的进展确实都很顺利，特别是叶飞兵团，可谓一路急进，沿途基本无仗可打，但当到达吴淞西侧的月浦、杨行时，情况忽然变得严重起来。
一个原先的利好因素首先被否定：汤恩伯并没有发动起义。
策反汤恩伯成功的消息也并非没有根据。除上海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外，曾为汤恩伯“恩师”的陈仪也亲自出马，和汤恩伯联系，劝其共举义旗。
用兵之法，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如果可以不打，劝说守将和平起义，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平津战役时就是这么做的。可是汤恩伯不是傅作义，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一直对蒋介石忠心不贰，陈仪的说服不仅没能起到作用，还因汤恩伯的告发而被蒋介石下令拘捕。
早在上海战役之前，陈仪就已被秘密押往台湾，此后地下党的其他动员工作也未能奏效，守军起义再不能指望了。
1949年5月13日晚，叶飞兵团所属第二十九军吹起冲锋号，官兵们向月浦前沿阵地冲去。
这时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的敌堡猛然开火，轻重机枪和冲锋枪发出刺耳的嘶叫，在绵密的火力网拉阻下，部队进攻受挫。
见正面冲不上去，叶飞下令第二十九军从侧翼敌军接合部进行突击，不行。又欲进行穿插，依然未果。
第二十九军系由原管文蔚第十一纵队改编而成，该军在解放战争中经历的硬仗和恶仗不多，这次参与上海战役，也主要是接受一下锻炼，增加一点作战史，没想到会迎头就吃亏。
叶飞急忙再遣由原宋时轮第十纵队改编的第二十八军。第二十八军的大战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了，可是进展同样不顺利。
叶飞逐渐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碰上了硬骨头。
因为总体兵力薄弱，汤恩伯事实上没有办法守长江，他把仅有的一点可战之力都配备在了上海等要点地区。驻守月浦、杨行的为刘玉章第五十二军，老底子是长城抗战的主力，接受美援后被武装成了一支半美械部队。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五大主力”俱在，第五十二军还不算什么，到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先后结束，在国民党精锐部队中，第五十二军硕果仅存，从这时候起，它开始受到蒋介石的格外重视，被称为是国民党军“第六大主力”。
第五十二军建制完整，战斗力也较强。除此之外，月浦、杨行一带工事之坚固亦名不虚传。淞沪战役时，日军多个王牌主力师团在这里始终突不过去，最后还是采用从侧翼登陆包抄的办法才得以攻入。
抗战后期，为了防御美军登陆，日军对原有工事进行了重修，加上国民党军的改造，从而形成了一个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子母堡式火力网，其主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面覆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在主堡周围，还有许多隐蔽的小堡或散堡，以补主堡火力的不足。
叶飞兵团彻夜激战，但前进困难，此时他们距离吴淞口还有100多里，要在一天内攻克敌军主阵地，是完全不可能了，更别说还要进行强行军，原订计划只能放弃。
从5月13日至16日，经过4天激战，还是拿不下敌阵地，而第二十八、二十九军的伤亡却已接近9000，国民党方面宣传为“月浦大捷”。
伤亡如此之大，令粟裕也很吃惊，他问担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敌军防御工事图发下去没有？”
张震说早就发下去了。后来一查，叶飞的兵团司令部是收到了，但因为急于攻占吴淞，图纸并没有能及时送到第一线，前线部队对工事不熟悉。要不然，伤亡很可能会减少一些。
根据敌军战力和工事的情况，粟裕对上海战役进行了重新定位：它不是野战，也不同于一般攻坚战，而是相当于济南战役那样的大规模攻坚战。
攻坚战有攻坚战的一套战法，叶飞纵队随即变为锥形突进，作战方式也由快速突击改为近迫作业，每天对敌阵地进行逐段、逐点推进，一旦正面受阻，便先从敌军侧背打开几个口子，然后通过缺口杀入其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