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事件、“禽流感”事件、“海城豆奶事件”……危机事件突如其来，信息公开呼声日高。面对危机，政府和媒体如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已经走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信息时代，互联网使政府的信息控制遭遇挑战。那么，政府怎样才能更主动地“说话”？
新闻发言人制度浮出水面，政府记者招待会备受关注。公众却担心：新闻发言人会不会成为政府封锁信息的挡箭牌？
记者招待会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或个人邀请记者参加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特殊会议，是宣传与新闻结合的较好样式。记者招待会为举办方提供了在同一场合面对众多媒体发布信息、宣传自己的机会，也为记者提供了在较短时间内获取较权威、全面信息的便捷途径。政府记者招待会是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和新闻价值最大的记者招待会形式，它所传递的信息相对直接、权威和丰富，是新闻媒体重要的新闻来源。因此，我选择政府记者招待会作为研究对象，基本上不涉及其他类别的记者招待会。在这里，政府记者招待会专指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信息、扩大影响的特殊会议。通过记者招待会的问答互动，记者获取公众欲知而未知的有价值的政府信息，而政府则得到相对直接的舆情反馈。
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是两种不同的会议形态，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行交集研究而非子集研究，不宜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混为一谈。两者的差异如下：其一，从会议角度看，新闻发布会重在新闻发布，以会议主办者为主；记者招待会则重在招待记者，以记者为主，主办方在简短的开场白后回答记者提问。其二，从会议程序看，新闻发布会必须发布新闻，并且首先发布新闻；记者招待会可以发布新闻，也可以不发布新闻直接进入问答程序。其三，从传播模式来看，新闻发布会以发布为主，单向和双向传播模式均可；记者招待会则强调双方的问答以及其中的沟通、交流与互动，是较为典型的双向传播模式。概言之，新闻发布会必须包括发布环节，而记者招待会必须包括问答环节。为此，我将记者招待会的问答策略作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分列章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找出改进政府记者招待会的途径。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相伴相生、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还有部分重合，在实际工作中也不能完全截然分开。
本书中提到的政府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把政府作为一个抽象的政府考虑，此时的政府是整个国家利益的代表，政府通过记者招待会，利用媒体向公众主动发表信息，有利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利益的实现。政府记者招待会这一宣传与新闻结合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媒体记者采访诉求的斗争结果，另一方面更是政府对媒体采取主动姿态的体现，而这种主动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都来自政府信任和接近媒体的主观愿望，而大多是政府被迫实行的一种客观策略。在中观层面上，把政府作为具象的政府考虑，此时的政府仅是整个国家机器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部门，面临着自身组阁、党派斗争，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各种矛盾，促使政府主动或被动地采取与媒体合作的姿态，比较主动、尽量充分地满足媒体的采访意愿和信息需求。从微观上，把政府作为带有领导者强烈个人色彩的政府，更应该与媒体进行互动、有效的沟通，使媒体因信息需求的满足和有效新闻的获取，在记者招待会后主动地为该届政府作宣传，同时也通过塑造领导人富有魅力的个人形象打造该届政府良好、亲民的整体形象。这样，政府记者招待会才能积极热烈、俨然有序地发展，达到应有的政府公关与新闻传播的效果。此外，在本书中还涉及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记者招待会。
政府通常充分利用记者招待会，及时详尽地向媒体公布事实真相，做好组织的对外信息输出，尽量达到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的双向沟通。通过记者招待会问与答的交流，政府不仅可以改善和提升自身形象，同时还可以促进对外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达到优化政府外部执政环境的目的；而对媒体而言，要报道重大事件以吸引公众的眼球，就必须从政府那里尽量挖掘公众欲知、应知而又未知的信息，而长期参加记者招待会并熟悉其中采访技巧的记者能够在记者招待会现场获得有用的新闻信息。这种主动沟通、积极参与的态度和能力是提高媒体公信力、知名度和销售量的重要手段，使媒体在行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政府与媒体有相同的目标受众群，即关注政府记者招待会、政府信息以及媒体的特殊公众群体——媒体受众。一方面，它是政府新闻信息发布的对象，是政府进行传播的一个特殊受众群；另一方面，它又是媒体议程设置的对象，是媒体进行传播的归宿。因此，政府和媒体在设置议程时都应考虑如何满足媒体受众信息需求，如何通过公开、和谐的形式将政府信息的传播效果最大化。当然，媒体的具体目标受众在实际中又是可以被细分的，可以具体到某一具体媒体、某一具体栏目、某一具体节目、某一受众个体，等等。因此，记者在提问时最直接、最经常的考虑是，如何竭尽全力挖掘符合本媒体、本栏目受众旨趣和需求的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经验的记者会对提问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也会在记者招待会现场与回答者进行观点交锋甚至穷追不舍。
当政府与媒体受众之间呈现良性关系时，媒体受众便成为政府联系其他社会公众，并向其他社会公众传播自身形象的中介桥梁。同时，借助于信息反馈、交流和媒体监督渠道，媒体受众将不再完全是新闻议题、媒体议程和外交谈判的被动接受者，而将逐渐成为事件解决、政策形成和对外交往的参与者。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记者招待会成为政府与媒体互动并通过媒体同公众沟通的重要方式。具体说，政府是记者招待会新闻的信息源头和发布主体，媒体受众是媒体背后的隐性客体，媒体则把新闻传播的各种要素融合在一起，成为联系政府和公众的中介媒质和过滤通道。政府设置政策议程，通过政府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发布信息，并借助媒体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新闻信息传递给媒体受众，从而对社会公众实施有效的管理。在互动、交流和沟通的氛围中，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传递的信息更容易被媒体受众认同并相互传递，通过人际传播方式为所有社会公众所接受。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政府记者招待会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和媒体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或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媒体应该怎样来平衡自己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位置，而这种平衡或失控又将怎样在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接呈现出来？为什么外交议题在政府记者招待会上总显得相对敏感，这一敏感性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媒体与政府的合作与交锋在记者招待会的问答环节表现得最为明显，那么究竟什么是更主要的，是合作还是交锋？……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谨以此书献给我心爱的女儿何乐雅！感谢我的先生，陪伴我数年求学，给予我自由晴空；感谢我们的父母，为我的创作解决了后顾之忧；感谢我的挚友：清华大学的刘华平先生、四川省新都一中的钟饶女士……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无偿帮助；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的老师，他们的学术风范和宽容豁达给我很深的印象；感谢我最好的朋友，他的支持和督促使此书即时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