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十几年，彼特拉克在教廷谋得了一个职位，并且在红衣主教乔万尼·科伦那的周旋下，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彼特拉克生活的非常清闲、安逸，这也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诗歌的创作。这一时期也为他在日后的诗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彼特拉克亲眼目睹了教会的黑暗、腐败、贪婪和虚伪，促使他走上了人文主义的道路，成为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
彼特拉克最优秀的作品是抒情诗集《歌集》，这部诗集是用意大利语写的，主要表达了他对一位女性的爱慕，这位女性就是劳拉。彼特拉克第一次见到劳拉是在亚维农的一座教堂里，当时劳拉出演《离散的旋律》这部歌剧，劳拉的身影，激发了他压抑已久的创作冲动。劳拉这一形象就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一样难以确定，她可能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也可能是诗人幻想的人物。彼特拉克在诗中刻画的爱情与那些游历诗人笔下的爱情不同，每次劳拉的出现对诗人来说都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这场单相思最终无疾而终。在诗中劳拉除了长着一头金黄的头发，高贵不可侵犯的气质之外，很难再找到关于她的任何描写。彼特拉克对她的爱慕是单方面的，劳拉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有一位著名的诗人曾深深地爱恋自己。而对于彼特拉克来说，他将对劳拉的全部感情投入到了创作当中。当劳拉离世的消息传来之后，彼特拉克悲痛欲绝，他将这份哀伤揉进了那首《给后人的信》，在这首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年轻时，我曾一直同那无法抵抗的，但是纯洁的，我唯一的爱，斗争。如果不是她的早逝，我会继续斗争下去，（斗争）痛苦，但是对我有益的。斗争把那团火熄灭。我常常希望我能说我完全自由于肉体的欲望了，但是我知道，那样我是在说谎。”
《歌集》中的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诗体日记，这些诗大都是诗人即兴而作，情之所至不吐不快。后人根据劳拉的一生将这部作品分为两部分-《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彼特拉克这样大胆地描写、歌颂爱情，冲破了禁欲主义的束缚，完全摒弃了中世纪诗歌中神秘象征、隐晦寓意的写法，大胆地描写了现实中的人，他诚实地向人们表达如何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他的笔下，劳拉只是一位单纯开朗、平易可亲的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女性，完全不是中世纪那种高不可攀、矫揉造作的贵妇人。彼特拉克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用写实的手法将劳拉的美貌刻画出来，这使得他的诗歌具备了清新的特质，使读者百读不厌，让人们体会到了艺术独有的感染力。当他将他对劳拉的爱慕公布于世的时候，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很多人也对劳拉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他们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地从很远的地方赶到阿维农，希望能够见一下，欣赏这位诗人笔下的绝代佳人。当时这使得劳拉已经步入中年，加上生活所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彩，这样就使得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歌集》以歌颂诗人对劳拉的爱情为主，但也包含了少量的政治抒情诗。诗人热情地赞颂祖国，希望它能够早日统一，并借此揭露教会的腐化。《歌集》也反映了诗人生活和内心的矛盾，诗人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大自然，渴望得到人间的幸福，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摆脱宗教传统和禁欲主义的束缚；热爱祖国，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但又远离群众，看不起群众，而这些恰恰也反映了从中古过渡向新时代过渡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他的抒情诗有着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诗歌的抽象性和隐晦的寓意，表现出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使爱情诗更加贴近生活。诗人在劳拉身上寄托了对美的想象，不但对其形体美大加赞赏，还注重其精神品质。彼特拉克的《歌集》无论从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辟了道路。《歌集》中十四行诗占了整部作品的大部分，可谓是达到艺术上的完美，因此也成为了欧洲诗歌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诗体。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彼特拉克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还是一位政治家。他对国家的安全问题、民众文化、政治和人民生活的关注尤为密切，尽管在表述方面用了政治学上的术语，但其参政的想法已经初见端倪，彼特拉克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向统治者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从中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
这种情况也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所要面临的问题，作为市民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只是参与了政治，并没有真正掌握政权。而人文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将高高在上的政治学拉回人间。
在晚年，彼特拉克写了《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市民精英阶层是怎样看待政治的。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了统治者实行统治的一部具有指导意义的书。它与《神曲》一样提出了统治者必须依靠美德实行自己的统治，它们都认为只有靠美德才能维持统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和谐，但与《神曲》不同的是，《论统治》谈论的并不是如何修身养性，而是向人们展示了真正的美德是什么，即统治者实行统治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在文章中彼特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好的统治者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应该维持社会的安定，要有强大的财力的支撑，并且要学会依靠群众力量，不能随意挑起战争，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要保持学习，让自己有足够的智慧来治理家。可以看出，彼特拉克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政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和治理下，民众的基本需要如安全、稳定、秩序、和平、节俭、财政充裕都能得到充分保障。实际上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君主统治，但另一方面君主必须吸纳市民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只有得到市民认同才是一个君主统治的基础，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里，统治者的美德必须得到公众认同，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城邦的繁荣，就必须使得政府与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总之，彼特拉克并不反对君主的统治，只不过渴望这种统治能与民众建立一种结盟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能否体现人民的意愿。这种联盟关系是需要通过实践检验的，正如他所言：“当事实自己能说话的时候，细枝末叶地赞美就只是一种愉快的练习了。”
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掌声和赞誉。他歌颂爱，歌颂自然，歌颂新生的太阳。每当他到达一座城市，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蜂拥地迎接他，就像欢迎一位征服世界而凯旋归来的英雄。
在《论统治者应当如何统治》一文中，彼特拉克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民生方面，将它作为衡量一个政府政绩的主要方面。国家需要保护公共利益，政府如何对待人民，人民心中有数，自然以同样的程度回馈政府，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方面的转变，从对君主的完全依附转向了政府和人民相辅相成。公民需要积极参与国家管理，政府执政要呈现一定的透明度，而最关键的是民心向背。这样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尽管统治者手中仍握有大权，但他却没有办法独断专行，在发布命令前必须要先考虑到人民，把民生问题纳入到政府事务的框架中去。因此只有那些时刻关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能最终赢得人民支持。
彼特拉克认为君主或者政府美德的发扬有助于实现君、民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他谆谆告诫统治者一定要在心中时刻高举美德的火焰，将美德视为自己的知己、好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利于发挥君主的聪明才智。人民需要美德，他们的美德主要是对政府的服从，而统治者也需要美德，他们的的美德则是能够维护国家主权、保卫人民的财产安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彼特拉克希望统治者能够将人民的善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准绳，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做出背离人民的事情。
彼特拉克所提到的这种公共的善，或者是政治方面的善，都是与具体的民生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需要承担各种公共设施的建设，如城市街道的维护，残缺城墙的修葺，城市的下水管道的铺设以及及时处理沼泽地带，公共环境的维护，当然最重要的当属教育问题。城市不仅要开办小学、各种研习班，还要开设一些综合性的大学，提高国民素质。
在彼特拉克看来，仁爱思想可以分为公爱和私爱。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公爱和私爱是相同的。如果一个人想要被人爱，那他首先就要学会如何去爱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统治者应当付出自己真实的爱，而不要把爱当作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筹码。如果用这种标准衡量，统治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万民敬仰的，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父亲”的统治者，另一种是以国家和信仰的对立面出现的。一个领主必须怀有一颗公正之心去善待他的人民。一个父亲可以以一颗真诚、没有欺骗的心来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爱很容易而且不求回报，但对于统治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超出私爱的范围，必须要把公民看做自己的一部分，要像爱自己灵魂、身体那样爱民众。这种爱是有回报的，而这种回报就是国家的安定、统一。
从彼特拉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启蒙主义的力量，就政治而言，不仅可以给君主以警醒的作用，也可以让民众看到自己的力量。
文艺复兴的先驱——薄伽丘
薄伽丘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作家。他是彼特拉克生活上的挚友，文学上的助手。对于他的出生地，后人很少有人知道。据说他是法国女子与佛罗伦萨商人的私生子。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跟随父亲来到佛罗伦萨。他的童年缺少了同龄人的快乐，父亲对他很严厉，后母也虐待他，可以说，他的童年很凄惨。
在薄伽丘大些时候，其父将他送到了那波利。为了能让他有一技之长，于是把他送到了一个商社学习经商，但薄伽丘对此毫无兴趣。没有办法，其父只好让他学习法律及一些宗教法规，但薄伽丘依然没有兴趣。后来，他自学了文学，因为从小他就喜欢文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薄伽丘自小喜爱文学，自学诗学，阅读经典作家作品。而在那波利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他深入接触了市民的生活，这一时期的生活为他日后创作《十日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有幸进入到安杰奥的罗伯特国王的宫殿，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交了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诗人、学者以及法学家，他的才学才得到了很大的施展。这一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生，激发了他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也成为了日后创作《十日谈》的素材。在《十日谈》中看到这样一个女性，她就像彼特拉克《歌集》中的劳拉一样。这个女人就是薄伽丘在宫廷期间认识的罗伯特的私生女玛利亚，他与玛利亚陷入了深深的爱恋当中。因此，在创造《十日谈》时就将其放入其中。
不幸的是，薄伽丘的父亲的生意遭到了变故，致使他悠闲自在的生活难以继续下去，没有办法，他不得不回到佛罗伦萨，而此时的佛罗伦萨正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薄伽丘在共和政府中谋得了一份官职，他不仅管理财务，还受共和政府的委托，与意大利其他城邦及教会周旋、打交道。而对薄伽丘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与彼特拉克的相遇。他们相识不久后，因为文学的共同爱好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文学的热爱，再加上孜孜不断的探索，终于使得薄伽丘成为一位学贯古今的人文主义者。晚年的时候，薄伽丘更是致力于《神曲》的研究，并在佛罗伦萨大学主持了《神曲》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