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天王显然就有类似的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旁午的时候，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份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我们可以开个玩笑说：洪天王不但像驴、像牛、像鹿、像骆驼，他也像一头雄海狗呢！读者贤达认为这是笔者倚老卖老，对天王不敬吗？非也。这是佛洛依德学派中的主要的严肃的议题呢！这就叫作“以社会科学法则治史”（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对佛君的不朽之作，岂可充耳不闻哉？！
阉割幼童和民间选美
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他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
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的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
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3000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蚕）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做雄海狗的特权！——这些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儿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
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不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
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在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是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
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1852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
东王有令要全城13岁至16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的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东王的声色之好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1823-1856）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28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40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30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以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60余人。
［附注］东王在1856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54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60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60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姊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姊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姊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1853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他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佛洛依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48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衔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项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天也一样地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第1214页，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舆马》。）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知识分子的杯葛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划。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哪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 的知识分子，张良、陈平、诸葛亮、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头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剃发”也，那也是由于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19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象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桩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辞，亦酸入骨髓——哪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吃得消呢？真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划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世袭罔替）。王之下为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12级。其他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起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1853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项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他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的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从哪里来的呢？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及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有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为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功不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
经营丝茶，禁绝鸦片
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
盖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外贸，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