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从晚清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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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1)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子”,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烦,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20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不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血脉偾张、咬牙切齿。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他们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怕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20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30年)才出生的中青年华裔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心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 subject),就应该言简义赅地去搜搜它的根,再做论断。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 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human social 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 social 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在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

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着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着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1700余年,在性质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着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它们于四至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徙”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个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的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hurch)两头大的“中世纪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 P.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300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

“扩张主义”的“两面性”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有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涵盖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做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传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举个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们。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不都是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四德”?!

可是,我们如果只看见人权、民主、科学、技术,而忘记了那杀人放火、贩毒走私,血淋淋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而胡吹或变相地胡吹,说什么“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把贩毒走私,说成只是提供一般商品;杀人放火,是为帮助落后地区开化,不得已而为之;武装侵略,是帮助愚昧帝国加入“世界社团”(world community),纳入“条约体制”(treaty system),那岂不变成“魔鬼的辩护士”、杀人犯和毒枭的律师了?!因此我们读历史、写历史,都应观其多面。窥豹之一斑、摸象之一块,便说教终生,强人从己,那就无啥学术之可言了。

黄粱梦醒,天翻地覆

再者,“帝国主义”也不是任何一个单纯的国家或民族所可包办的。它种类繁多,因国而异。葡、西、荷、英、法、俄、德、意、日等国扩张的方式,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相异之处。

纵是同一个国家,向同一地区侵略,其发展也不是平面的——它是因时而异,各有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1493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1945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450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15、16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记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60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1521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1602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万四千余人;1639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未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沙”(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向“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1662年(清康熙元年)为郑成功所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