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既陷、圆明园被烧，而清帝咸丰亦死于承德，导致宫廷政变，寡妇垂帘。清室至此对西方帝国主义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对列强的予取予求，简直是百依百顺。因此清政府于天津、北京两地与列强所签诸条约，可说均是据英人所要求之条件为基础的一边倒的城下之盟。强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听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谓促成中国加入“世界社团”、采行“条约体制”之实际经过也。
在此“条约体制”下，清廷随后签了一连串的条约，不特把中国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开放，外人在内河航行、筑路开矿、传教办学、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条约保护。英人监督我海关、代办邮电亦均一概落实，而《中英北京条约》（1860）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则为“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
《中英南京条约》（1842）中，鸦片走私被蒙混过关，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厦条约》（1844），则明订鸦片为“违禁品”（contraband），贸易为走私，美商不得参与。1858年中美天津续约，美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原拟重续此条，然为英使额尔金（Elgin）所绐，乃将此条删除，遂使英人未费一词竟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矣。（见列卫廉1858年6月23日发自天津对美国国务院之23号报告。原件存于美国国家档案局。）
既经合法化，“鸦片”这项“商品”在中国进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占全中国外贸总额60%以上；而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之运输，几乎亦由英商总揽承包。英帝国主义之对华发展，至此亦可谓登峰造极矣。
席丰履厚，圆颅方趾，大英帝国之臣民，当时真是傲视万邦，睥睨全球。那亿万个贫穷肮脏、面黄肌瘦、愚昧无知的鸦片鬼“约翰·支那曼”（John Chinamen），仰视豪华幽雅的上海“外滩公园”，也就不能与狗同入了。
朋友，这便是清朝末季，以英国为轴心的“西方帝国主义”侵华之大略及其严重后果之实况。虽然当前中西汉学界尚另有说辞，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来发掘历史事实时，是非终必大白。林肯总统说得好：“你可骗所有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这正是公正历史家的信条。
因此当《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人对华之愿望可说已全部达成。大英帝国虽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没有沦中国为第二印度，却取得把中国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经济权利。可是中国毕竟还未成为殖民地。诸强蜂拥而来，则大英帝国如何保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怎样维持“现状”（status quo）更从而推进之，就变成其后一阶段英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了。
英帝政策的蜕变与法帝的“非洲模式”
长话短说。自1860年的《北京条约》到1901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之签订的40年间，大英帝国随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姆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1885）、“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1898），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
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当然都是以“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论进退，它都能发而中节，正如丘吉尔所说：“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与日本那样作风恶劣。
再说说法国。法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原是个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者。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后的非洲模式之延续。在19世纪的非洲，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建立其殖民地。分据之后，彼此壁垒森严，互不相让、势同敌国。一旦欧洲本土有矛盾，则非洲亦矛盾随之。此即法人强占安南（1885）及广州湾（1898）之后，向广西、云贵延伸之意图也。其后德人之占领胶州湾，据青岛（1898），以山东为“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亦属此类。
至于俄国，其入侵中国之方式与性质，则又为另一形态。
疆土帝国主义的俄罗斯
前节已言之：“欧洲扩张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The Modern Era）的时代现象。欧洲扩张主义者之向东发展原有海陆二途。上面诸节所述原是以西葡两国做急先锋，以英美两国压阵的“海上帝国主义”；而取道陆路东侵的帝国主义，就只有俄罗斯一国了。
以基辅（Kiev）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的俄国，原是一个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极其落后的东欧小国。1240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辅为蒙古远征军所破，其后沦为蒙古帝国之附庸凡240年。至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然在此240年蒙古统治期中，此一原为不东不西之小国，却学到一些既东且西的统治技术。其尤要者则为蒙古治下之极权政府也。因此俄国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即为当时世界上凶残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统治者。俄罗斯时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统治，一旦恢复独立，也就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做最恐怖的扩张主义之反弹。其在西方因受阻于强有力而更开化的西欧诸强，就只有疯狂地向东推进了。斯拉夫原为东欧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发，不数十年竟翻过亚欧交界之乌拉山（Ural Mountains）而成为中亚与西伯利亚（Siberia）之第一号煞星了。Siberia者原即鲜卑利亚之转音，我国西北边陲内外少数民族之故乡也。这些“少数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移，每年南北转徙千余公里的游牧民族。本身虽极剽悍，若无大单于为之统一，则亦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俄人东侵时，其武力虽不过数百人至数千人，然其拥有现代火器，以故“各个击破”之实力极强。而俄人扩张之时其残酷程度可能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其杀人灭族、奸掳焚掠，甚至烧烤人肉佐膳，亦时留记录，有案可稽。笔者族叔唐盛镐博士精通俄语，彼自俄国革命后所公开之沙俄档案中，翻阅有关史料，读之真骇人听闻，不堪想象。所以沙俄东侵百余年，鲜卑利亚真被它杀成一片血海！所幸于17、18世纪时，中国清室崛起，而康雍乾三朝（1662-1795）本身固亦为一强大之陆上帝国主义也。以故于17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之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俄军挫败，乃有中俄《尼布楚条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170年。直至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俄语Vladivostok，即镇东二字之组合也），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国自沙俄迄苏俄俱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在清朝时与中国贸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无太多进口货物，故其对华贸易兴趣不大，而所重者领土也。所以俄帝于晚清末叶为一单纯的土地帝国主义（territorial imperialism），较之英国之十项全能，逊色多矣。但是在英法联军之役时，彼竟能趁火打劫，不费一弹而尽占我东北，并及外兴安岭以东之整个西伯利亚，且乘势穿越白令海峡而尽占阿拉斯加（Alaska），与自加拿大东来之大英帝国主义短兵相接。俄人自知不能守，乃贿通美国参众两院，以720万美元之廉价（约五美分一顷）售与内战后之美国，然其以非法武力强占我之东北全境却寸土不还。
余读咸同两朝之《筹办夷务始末》，见清朝疆吏向北京朝廷之告急文书，纵在英法联军推向北京炮声正浓之时，其篇章亦以来自盛京（今沈阳）为最，足见俄帝趁火打劫之急切也。
俄国对华疆土之兼并，自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统治俄罗斯43年，1682-1725）至史达林（统治苏俄30年，1924-1953），初无稍变。东起海参崴、西迄伊犁，两国疆界绵长5000英里，俄人总是虎视眈眈，伺隙而动。其志在兼并整个满蒙与新疆，证据斑斑。我国近代史家每举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与伊犁等小区为例，真是小看了北部邻家。北邻之大志固在中国长城以北之整个满蒙与新疆也。
此种帝俄对中国之侵略远景，受祸最大者固为大清帝国，然清廷至此如能保住北京禁城，已属难能，对边疆、藩属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