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1978年，美国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因此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恺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作“人民庙”（People’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的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纾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南美洲之盖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划地称王，不受美国之法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1978年11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911人（亦说913人），竟于11月18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唏嘘太息，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欤？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并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莲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得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恺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目前在美国还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猬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朝鲜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韩国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韩国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希特勒、史达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们对100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
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
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吟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但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25岁那一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又一次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全家乃至阖族的投资事业。往往阖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阖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地，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又一次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40余日，在昏迷中便产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被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作“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之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述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恺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形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1848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借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借辞笞挞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邪术惑众”和“聚众滋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圣经·新约全书》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见《洪仁玕自述》）的本领。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20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19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秀全于30岁（1843）于广州第四次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地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因为“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铲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官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杀他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作鸟兽散，俟机再聚。没武力镇压，又招安无方，那群众组织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1837年“升天”时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一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的《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的，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自己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在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经》窜改了70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殆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身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1844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1845-1846），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还认为自己悟道不深。因此他于1847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