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是一首摇滚歌曲，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内容是关于期望。我选了它作为电影的名字，以向人们单纯的希望致敬。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
01 尊重自己的生命经验
一般说来，第五代导演跟第六代导演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很多第五代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小说，但第六代都是导演自己编的故事。贾樟柯自己认为，“这是个很大的转变。第五代导演必须依靠历史与文学来展延他们的素材，以从事电影创作。年青一代的创作者则是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经验，他们希望用电影来直接表达自己的生命经验。当然，第五代导演也表达了他们的生命经验，但并不是那么直接，他们自己跟电影文本之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改编的介入。我之所以改变这种想法是因为我看了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我突然觉得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体验。但我也不排除改编小说或文学作品。我之后的一两部电影还会自己编剧，但未来我特别想改编一个小说。那是个法国小说，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状况》（La conditionhumaine），是写1920年代上海的故事，如果成的话，可能会在东南亚拍”。
贾樟柯与其他第六代导演如章明、何建军、路学长等一样，主张表现普通人，表现日常生活，再现变革中的八九十年代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特别是贾樟柯的《站台》，具有史诗格局，反映了中国八九十年代整整十年的社会文化变迁。
《站台》是《小武》之后，贾樟柯所拍摄的《故乡三部曲》之一。《小武》成功之后，贾樟柯找投资就比较容易了，突然有很多欧洲制片人对他们非常感兴趣。后来贾樟柯选择了日本的市山尚三，因为他制作过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侯孝贤是贾樟柯多年来一直非常热爱的导演，跟他以前的制片一起工作，美学上肯定会有很好的沟通。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制片，贾樟柯就和他一起做了《站台》。
贾樟柯后来谈到这部影片时说：
影片《站台》的情绪，化成了一个标志式的影像。三个年轻人坐在一辆自行车上，前面的人展开手臂，后面的崔明亮，斜侧着头，有一种茫然而又隐忍的表情，他们在汾阳灰暗的街道上如此飞翔。
《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在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我的处女作。我想着拍电影，我将来的第一个电影就是《站台》。1990年以后我从家乡汾阳到了太原，也就20岁，学画，离开原来那个封闭的环境，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头以后，慢慢地开始，汾阳那些人和事比原来要清晰很多。后来1993年又到了电影学院，1995年写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拍的就是80年代汾阳的生活。
因为这10年也正好是从1980年到1990年，正好是我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成长，开始懂事，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开始有自己的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正好一个是自己成长里头最重要的阶段，我不管别人对80年代印象怎么样，我自己觉得80年代对我来说是非常动荡的，是非常激动的10年，为什么说它动荡，因为很多信息，很多人和事情都非常迅速变化。比如说，县城里的摩托原来只有邮局送信的有，邻居几个孩子经常站在马路上聊天，有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看着就非常羡慕，要是我能买上个摩托，那我就满足了。然后他这个话没说几年，他就买上了。可能就三、四年后，说明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比如电视机，就像《站台》里面一样，大家都是排队到单位里去看，公路局啊，公安局啊，税务局啊，畜牧局啊，只有这种机关的办公室有，但是很快就家家户户都有了，你每天在街上都能看到有人在人房顶上插天线，变化非常之快，你真的能经历一个日新月异的生活。那时思想也慢慢开始打开，我觉得在《站台》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四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另一个就是文化。【注：引自《贾樟柯：在“站台”等待》，见程青松、黄鸽：《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1版，第306-307页。】
那么贾樟柯为什么选用80年代流行歌曲的名字作为片名，是否是拍摄这部影片的理由？还是他自己在汾阳的个人体验呢？贾樟柯认为《站台》是自己最个人化的作品，甚至有一点自传的色彩，“当然里面有很多细节可能跟我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剧中人应该都比我大十岁，但是《站台》里很多场戏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看到的。还有电影到了末尾的东西都是影响我非常大的经历”。
的确，贾樟柯拍摄《站台》的最初构想是拍自己成长时代的某些东西，在《站台》这首歌中有以下的歌词：“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使用这首歌名作为电影的题名，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等待着”。正如贾樟柯在《导演的话》所说的：“电影从1979年讲到1989年，中国出现最巨大变化和改革的时期，这10年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在中国，我们总是在国家命运和自身幸福、政治形势和人住处境之中，互相牵连；过去10年，因为革命理想的消失、资本主义影响的来临，很多事都变得世俗化了，我们置身其中，也体验良多。
“《站台》是一首摇滚歌曲，80年代中期，在中国风靡一时，内容是关于期望。我选了它作为电影的名字，以向人们单纯的希望致敬。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一个什么地方。
“人物角色的发展和环境变迁，构成《站台》的叙述程序，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涵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我想通过它去发掘和展现人们之中潜藏着的进步的力量。电影讲述了中国人的一段共同经历，那是我时刻怀念的一段时光。”【注：贾樟柯著、赵静编：《贾樟柯故乡三部曲/站台》，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87页。】
02 粗砺而不失真情的电影
以20世纪80年代歌手刘鸿的风靡神州的伪摇滚名曲《站台》命名的电影，是贾樟柯不声不响地推出的粗砺深沉的巨大电影，这部以山西小镇城乡结合部改革开放影响下青年的成长和生活为背景的漫长影片（片长达3小时），被普遍认为是唯一一部用独特手法成功地再现了中国转型期历史下人们生存状态的史诗作品，各方推崇备至。卡拉OK的疯狂爱好者贾樟何在这部反映破落小镇文工团颠沛流离命运的电影中“大展身手”，以从样板文艺到流行歌曲的流变音乐的强化铺陈和阶段穿插，巧妙地暗示了电影叙事中的时间段落，激发起人们恍若隔世和无限怀念的情感，符号鲜明，画龙点睛。
《站台》作为贾樟柯故乡三部曲，是在《小武》之后投拍的。《小武》是贾樟柯电影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获奖之后，贾樟柯很快找到了第二笔钱。
其实刚上大学时贾樟柯就向顾峥提过《站台》的故事构想，说这是他最想拍的片子。顾峥记住了这件事。准备考研时，他发现英文platform还有“党章”的意思，就告诉了贾樟柯。贾樟柯为这个词的复义感到高兴。
《站台》的筹备遇到很多曲折，等到有了乐观的消息，贾樟柯开始去挑演员。
1999年，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回到太原师范学院当舞蹈老师的赵涛，遇到了来学校挑选演员的贾樟柯。赵涛见怪不怪，她在舞蹈学院经常碰见这样的事。“经常有人跑来，说我是什么什么导演，想请你当演员，然后我们笑一笑，他们拍一些照片就走了”。
贾樟柯原本要从赵涛的学生里选演员，结果却发现了赵涛。
“我觉得挺好啊，就是做一件事嘛，也没觉得很兴奋。”赵涛这时没把这件事特别放在心上。直到就要进剧组了，她才告诉父母有人请她去拍戏。
《站台》拍完之后，赵涛没怎么看。几年过去，回头仔细去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她从头哭到尾。“这时候我才理解了当中的那种情感，才明白那首歌代表了什么。《站台》是那么好的一部电影。”
顾峥觉得《站台》寄托了贾樟柯的许多个人情感。“《站台》里有场戏很怪。有一个温州发廊，南方的温州人来了后，也不理发，每天就去那个地方待着，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听到邓丽君的歌。那场戏拍了五六遍，换了四五个地方，他都不满意。”顾峥觉得，对那个环境贾樟柯有特别深的记忆，所以他每次拍都觉得和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直到最后，贾樟柯还是没找到他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顾峥要去外地，穿越吕梁山区，经过一个县城。那时已经是2000年了，那里所有人穿的都是80年代的衣服。“这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贾樟柯说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的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到了那个县城，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注：详见《讲述：贾樟柯和赵涛的1993到2009》，《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3期。】
贾樟柯后来这样介绍说：“电影由1979年开始，结束于1990年，也就是描写了整个80年代，那是我成长的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同时也充满变化的时代。对此，我的感情——记忆、悲哀、不安等等就像一块大石那样占据在我的心中，使我不得不去把它拿开。”【注：《天府早报》2001年1月9日。】
《站台》的制作规模比起《小武》更大，《小武》只用了21天就完成了的全部拍摄日程，而《站台》几乎花费了1年的时间，因为需要三个季节的不同场面。《小武》的工作人员比较少，而《站台》则用了接近100人。每当贾樟柯走在山西狭长、曲曲弯弯的街道上，他就告诉自己，他只是利用电影产业和其制作方式来拍摄这部电影而已，绝对不能被利用或者改变最初的目的。
影片以崔明亮和尹瑞娟的感情故事为线索，表现了时代带给人的褪变和无奈，平淡无奇的爱情在岁月里沉浮，开花结果。通过粗糙胶片的效果表现了《站台》的沉重感，低照度的夜景镜头体现了故事的沉重和娓娓道来的旧时光，他们以一腔热情投身社会，以“艺术工作者”的心态自居，悲剧对于他们是一场误会，他们的人生是后来者有了一面对照的镜子。贾樟柯在电影中对于青春的感受和领悟，让人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