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人“接收”自家人的风波
美国人在日本本土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宣告了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八年抗战，中国人总算熬出了头。跟所有在抗战中迁到内地的工厂企业一样，荣家在内地苦斗了八年的人也在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复员回沪，尤其是荣家在内地的掌门人荣尔仁（荣德生的二儿子）更是积极奔走，与官府中实权派多方联系，获得了政府部门的支持，制定了令人振奋的庞大的复兴计划，包括自家人“接收”沦陷区自家人的计划。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由于战争的关系，荣家企业在抗战中实际上分成了好几个摊子，各有各的领头人——留在上海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及申新一、二、三、九厂，由荣鸿元实际控制（“八·一三”日本人把申新一厂炸毁后，厂长王云程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家的寅丰毛纺织染公司）；留在上海的福新面粉公司及下属的面粉一、二、三、六、七厂，从1934年“申新搁浅”之后实际上就由王禹卿掌控；在抗战中迁往重庆和宝鸡的企业以及原先就在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面粉五厂，由荣家二房的荣尔仁掌控；还有在无锡和济南的茂新系统的工厂，一直是由荣德生亲自负责的。在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抗战前就由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实际负责，当然也属于荣家二房的“势力范围”，但是抗战中天高皇帝远，无形中也可以自说自划，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抗战八年中客观形成的“定式”有着强大的惯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轻易改变的。
但是荣尔仁先生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他想把几个摊子统一管起来，重新振兴荣家大业，这就是他的“大申新计划”。好在当时有一阵强劲的“东风”，就是从内地复员的官方机构对沦陷区各个企业的甄别和接收之“风”，凡是曾被日本人占据或与日本人有各种形式合作的企业一律没收，等甄别后统一处理。《红楼梦》中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个“好风”来得正是时候，荣尔仁顺手“借”来。
既然荣家在抗战中有一部分企业迁到内地，这说明，起码荣家的这一部分企业还是抗战的、爱国的、干净的。那么，荣家在沦陷区的那些企业，是不是可以由荣家自己来“甄别”和“接收”呢？无需有劳官方大老爷啦！这主意不知出自哪个绝顶聪明的脑瓜，简直是个绝招。一来，荣家人自己人“接收”自己的企业，那还有通不过的道理吗？二来，既然是内地荣家人奉命来“接收”沦陷区的荣家企业，那奉命来“接收”的人威风自然要比被“接收”的人强，谁听谁的，谁领导谁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荣尔仁能够获得这样的特权，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简直是“头上长角”了，令其他的家族集团艳羡不已。同时也说明，荣家二房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努力经营，已经与国民政府磨合得很热乎了。对于官府，荣尔仁采取了比他的父辈更加灵活的战略，有得就有失、有失才有得嘛。在内地，荣家的面粉和棉纱大大支持了危难中的国民政府，现在抗战胜利了，国府给荣家一个方便还不是举手之劳吗！
1945年8月13日，复员回乡已经列上议事日程了，荣尔仁呈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呈为请准接收收复区属厂事：查敝公司虽设陪都（重庆），而属厂除申新第四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一部分迁来后方外，大部分属厂多在收复区。为协助政府迅速复员、恢复生产计，拟即派员前往上海、汉口、无锡、济南等地，俾获即时尊行，毋任迫切待命之至。”【注：《荣家企业史料·重庆总公司档案》下册。】公文归公文走，实际上私下里已经获得“恩准”了。
荣尔仁兴奋万分，8月15日，就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写信给在上海的荣一心，并嘱转荣鸿元、荣鸿三、王禹卿、王尧臣及吴昆生：“胜利来临，普天同庆，甚念近状。陷区工厂，据政府颁布，沦陷两年以上者，概归政府接管，然后再行甄别发还。本范以尔仁在内，各方布置，已承经济部示意，可由在渝机构自行接收，已在呈准之中，请告家君暨诸友好勿念。”这真是天大好事，大家该奔走相庆了。
荣鸿元8月28日发电报给荣尔仁，答应委以全权，让他来安排全局，字字像是密电码：“杨（管北）君晤，来函悉。委全权，相机办理。细则在拟定中，觅便带上。……溥（荣鸿元）、叔（荣一心）、三（荣鸿三）同叩。”
可知这期间，荣家当年的老对手杨管北此时也是帮忙的，在其中奔走联络，告知情况，令荣家人大为宽心。8月30日荣尔仁复荣鸿元电：“电悉。承委全权，相机办理，自当勉力图谋。本范各厂之接收，弟决全权负责主持。”【注：《荣家企业史料·重庆总公司档案》下册。】
接收大计乃抗战胜利后东进复员大军的头等大事，不是一般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决定的。好事多磨，呈请函上去半个月无消息，荣尔仁沉不住气了，于8月30日再致信经济部部长，重提此事：“前次敬谒，承嘱具呈请准晚接收敝范各厂，当即遵示照办，未审大计如何决定。倘获赐示，决当勉力遵循，勿辜我公提携掖进之意。”
谢天谢地，经济部长没有食言，9月8日，“自家人接收自家人”的计划终于获得了正式批准。经济部的批文是：“三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呈一件，为呈请准予派员接收收复区所属各纱厂及各面粉厂请核示由。呈件均悉。除分令本部各该区特派员知照并依照规定督饬办理外，仍仰将分别派赴各厂人员姓名，列单具保报。”【注：《荣家企业史料·重庆总公司档案》下册。】
很快，上海这边等待“接收”的《委托管理书》也写好了，内容是：
本厂委托贵公司代为管理本厂制造、营业、人事、财务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特缮具本委托书存照。此致
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新纺织第一厂无限公司
股东代表人：荣宗辁 荣溥仁 荣辅仁 王禹卿 王尧臣 吴昆生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
此函中的总公司应是指荣尔仁在重庆注册的总公司了，因为原在上海的总公司已经有了“伪”的嫌疑，跟在沪的各厂一样，都处于等待被甄别、被接收的地位。除了申一外，申三、申四、福一、福二、福三、福五、福七及茂新各厂，都签具了这样的委托书。
接着荣尔仁派出庞大的接收队伍，从内地回到上海和无锡，“接收”自家的企业。总公司全权负责人是荣尔仁和李伟国；负责接收纱厂的专员是李冀曜、顾鼎吉；负责接收面粉厂的专员是华迩英、章剑慧；总公司驻沪办事处负责人顾鼎吉、钱钟汉；去福新第一、三、七厂的接收员是李佑人；福新第二、四、六、八厂的接收员李昌弟；福新第五厂的接收员蒋叔澄、荣德新。另有负责接收申新系统各纱厂的接收员多人。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面临企业要被没收的关头，为了能通过甄别、发还这一关，一时表个态，签署个委托书，那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一旦真的看到人家来接收了，而且都是荣家二房及其信得过的人，他们要按照接收敌伪产业的办法来接收荣家企业时，上海这边被接收的人们心理上就受不了了，从上到下情绪对立，矛盾日深。更何况，荣尔仁还想借这个接收的东风，推行他理想中的“大申新计划”，把所有的企业一揽子统一起来，这就遭到了大房荣鸿元的抵制，王禹卿不赞成，荣德生也不赞成。这么一来，不仅荣家大房、二房之间关系出现裂痕，荣德生、荣尔仁父子之间也开始闹矛盾，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这些内部矛盾甚至反映到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那里，刘攻芸出来打圆场，说是：“申新内部之间，当然谈不到接收的。”【注：《荣家企业史料·申总资料》。】如此说来，刘攻芸也是帮荣家说话的，上层的障碍已经没有了，问题是荣家企业中自家人的矛盾问题。
荣鸿元既然不情愿接受荣尔仁的计划，自己又处于被接收的地位，要想挺直了腰杆说话，官府里就得有个过硬的后台才行。真的叫天遂人愿，无巧不成书，想不到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后台自己找上门来了——竟是堂堂行政院长宋子文！
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回忆此事时曾说：“宋子文在美国时，与荣宗敬的次婿薛寿萱（晚清驻美公使薛福成的孙子）交谊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由美国回上海，临行时，薛与宋说：‘两个小舅子（荣鸿元、荣鸿三）请予照顾。’宋子文一到上海，就打电话给荣鸿元、鸿三，叫他们到汇丰银行去。鸿元兄弟叫国际饭店每天送给宋子文喜欢吃的菜，如鱼翅之类，价钱是相当贵的。荣鸿元兄弟为什么要这样巴结宋子文呢？因为荣尔仁战时在内地，胜利后视上海各厂的人是‘伪’的，他就自认为申新总经理，派人到上海接收各厂。一天，鸿元来申九，他对我（他同我是很接近的）说：‘你知道吗？尔仁已叫郑家朴来接收申九，顾鼎吉接收申二，你看怎么样？’我说：‘不知道。’他又说：‘我已同T.V.（宋子文）谈过，他说不要理这些事。你放心好了。’由此可见，宋子文是帮助过荣鸿元的。”【注：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申新九厂厂长吴士槐的记录，1959年1月。】
既然宋子文说可以“不要理这些事”，刘攻芸也说“申新内部之间，当然谈不到接收的”，荣鸿元的态度是冷眼相对，吴士槐等中层干部心中有了底，腰杆子硬了，那么荣尔仁派来的接收人员日子就不会好过了。
能有宋子文这个大后台，实在是求之不得。荣鸿元一度与宋子文关系非常密切，到南京时总是住在北极阁宋子文的家里，他们的子女也常在一起玩。在官方召开荣家企业是否应当发还的甄别会议之前，荣鸿元还不失时机地送上一辆进口轿车，以确保“马到功成”。据知情的恒丰纱厂（曾国藩的小女婿、晚清上海道台聂辑创办）的聂家人说，当时聂家的恒丰纱厂与荣家的申新纱厂属于同一批开会“过关”的，得知荣家“孝敬”了一辆进口轿车，聂家人焦急万分，因为聂家经过八年抗战，工厂被日本人控制，已经拿不出一份像样的礼物了。还好，恒丰纱厂与申新纱厂同一批审批，申新过关了，恒丰被“捎带”着也过关了，所以业内人传出话来，说聂家人沾了荣家的“光”。
但是聂家人说，他们生怕通不过，也走了官方路线的。他们的后台是当时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聂家与俞家有亲戚关系。俞大维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即曾纪泽的女儿），而聂家的老太太曾纪芬（道台聂辑的夫人）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就是俞大维的姑奶奶。姑奶奶家的摇钱树还能不保护吗？何况曾纪芬的孙子聂光堃留美时，与俞大维是睡上下床的同学，在抗战前还是俞大维在兵工署的下属呢。
看来在那些“接收”的日子里，大员们“五子登科”真的很有收获啊！
艰难的企业“发还”之路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战后复兴是一条漫长的路。荣家企业的发还，远不是上级领导一签字，下面就即刻照办的，相反，各级有各级的盖章权，能拖就拖，能推就推，层层延宕，障碍迭出。荣家各厂理应在1945年11月底就发还了，但是一年多后还没有完全落实。自然，这与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很有关系。
当时社会上“肃奸”气氛非常炽烈，大有扩大化的趋势，凡是留在沦陷区的工厂，尤其是那些在敌伪时期仍在生产的工厂，都有汉奸嫌疑，“伪公司”、“伪工厂”、“伪银行”帽子满天飞，报上甚至还出现什么“伪职员”、“伪学生”、“伪工人”等说法。于是国民政府各级机关都是一副铁板面孔，能扣住不还的就扣住不还，实在没有理由不还的也要找点理由拖延一下，能敲点竹杠就更好。这可急坏了厂家，日本人来了倒了大霉，现在日本人走了居然还不太平，王尧臣、王禹卿为此大伤脑筋。
曾外祖父王尧臣为福新第一、三、六厂和福新运输堆栈收回之事，多次写信求助，1945年9月24日连发两封信致市商会和市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苦口婆心地说明情况，诉苦衷，恳请将工厂和堆栈早日发还。
在致上海商会的信中说：
径启者：敝厂在沦陷区内八年之间，倍尝艰苦，敬将经过事实为贵会陈之。敝厂福新面粉第一厂在本市闸北光复路，福新面粉第三厂、第六厂及福新运输堆栈在本市小沙渡路浜北光复路五号。自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人启衅发生，战事至十月初，闸北失陷。当时厂中所存粉麦以及各种物料价值颇巨，厂内职工无法抢救，损失殊难统计，并以地属华界，遂被日军占据。至二十七年，有日商三兴公司自行占用开机出粉，另有日商出面强迫合作。敝厂抱牺牲主义严词拒绝。至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南京伪政府令伪实业部袁次长监视，由敌产管理名义发还业主，而三兴公司日人牧彦次郎仍以合作为要挟，敝厂一本初衷，拒绝如故，日人遂以租借方式向敝厂订立租约，为期三年，嗣后又展期三月。敝厂被势力压迫忍受至今。今则抗战胜利，敝厂已在贵会维护之下，惟日商不及将房屋机器物件移交，敝厂已入集中营。敝厂因未奉当局命令，尚未前去点收。此系经过实在情形。专此布达。敬希发照。
此上
上海市商会
上海福新面粉一、三、六厂
福新运输堆栈代表 王尧臣（印）
看看一时没有动静，十月八日，他再次函呈粮政特派员办公处。
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