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新面粉七厂开幕于民国九年九月间，在上海英租界大通路底，坐南面北，南接新闸路，北濒西苏州河，地当水陆孔道，交通便利。全厂面积共约三十余亩，厂房为八层楼，长二百十六英尺，宽五十三英尺，高一百十二英尺。全部墙壁及梁柱，纯用水门汀和钢骨筑成。凡保险门、安全自来水龙头等，各层设备俱全（屋顶更有蓄水柜，可容水量一万加仑）。公事房在其北。其左右两旁，为一二三四五号粉麦堆栈，均平其顶，以备夏秋间晒麦之用。由二号栈斜达河岸，悬架空中，形如天桥者，麦粉输送机也。厂中机器，均购自美国，全部原动力，为六千伏，而次高压一千二百匹马力之大马达亦系美制构造，均极精良。每日夜共计用麦七千担，出粉一万四千包。商标为绿兵船、绿宝星、红绿天竹、红绿牡丹、红蓝福寿、绿渔翁等。所用小麦，均选购大江南北各产区最良之品，而于制造方法，尤力事研究，精益求精，故所成面粉色白而质韧，经线长而酵素足。六七年来，推销日广，凡国内各省南北洋诸大埠及东瀛、西欧，莫不争购兵船、宝星、天竹、牡丹、福寿、渔翁等牌面粉也。……每月制成面粉达四十余万包。若合福新八厂及茂新四厂而并计之，每月共有二百四十余万包，实占全国粉厂面粉额之过半数焉……”【注：王禹卿，《上海福新第七面粉厂全图·序言》。】，完全是面粉业大佬的气势了。
1921年又诞生了福新面粉八厂。这个厂子也拥有八层厂房大楼，安装了直接向美国订购的新式面粉机3000筒，一日夜可以出粉11000包（第一批订购的是美国爱立司厂的粉机2000筒，后因福新二厂失火，损失颇重，此2000筒到货后先归二厂复厂使用了）。第二批订购的3000筒机器分两期安装完毕。福新八厂也在苏州河边的莫干山路上，与福新二厂、四厂连成一片，厂区东西距离长达1300米，很有气魄。
至此，一条不长的莫干山路，简直成了中国的一个大面粉基地，占据了苏州河一个美丽的“三角洲”，因为除了福新公司系统的三个面粉厂，还有安徽寿州孙家的阜丰面粉厂和信大面粉厂，这些面粉厂都排在这个“三角洲”上，每天进进出出的全是满载面粉包的卡车。苏州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除了隔壁阜丰面粉厂的，几乎全是福新面粉公司的，机声、车声、船声，呼应一片，颇为壮观，实为大上海十里洋场原动力的一个缩影。
王禹卿的社会联系非常广泛，办企业的闯劲似乎永无止境。1920年6月，他还租办了元丰面粉厂，并与香港裕和洋行订立了代理经销合同，开始开拓香港市场。
由此可知，最初仅有4万资本的福新面粉厂，仅仅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就摇身变成了八座工厂，形成了福新面粉公司系统，在全国各产麦区还设置了二三十处小麦采购庄和面粉销售、批发部，已经拥有了250万元资本，是当初起步时的62.5倍，日产面粉能力达到70500包，俨然中国面粉企业的龙头老大了。
到1928年，茂新、福新、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面粉公司已经拥有610万元资金，职工1500余人，粉磨280座，平均每日用麦36200担，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加上茂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已占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由此，“面粉大王”的桂冠，荣家兄弟就戴定了。
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为福新面粉公司奋斗了一辈子。抗战之前，曾外祖父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第一、三、七厂的经理，他克己奉公、严于管理、不徇私情，在整个系统中是出了名的。其胞弟王禹卿则是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兼福新面粉七厂的副经理（最初是当经理），他锐意经营、长袖善舞，长于宏观掌控、资金调度和对外联络等，是整个福新系统的灵魂，凡是发展大计几乎都出自他的创意。王家兄弟相互尊重、相辅相成，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们颇以经营面粉的成功而自豪，业内人士无人不明白他们在荣家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荣宗敬先生担任了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所属各厂的总经理，但因为后来申新棉纺织系统的规模逐年扩大，麻烦也逐年增多，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纺织厂的管理和资金调度上面，荣德生则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系统各厂，因此长期以来，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是由王禹卿、王尧臣来掌控和运作的。
每一分成功都有百倍汗水
事业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更重要的是人的心血和汗水。
王禹卿非常注意掌握市场动态，包括与市场有关系的各种信息。他每天早上都要从收音机里听取国际经济行情的节目，详阅各个分庄寄来的“号信”（销售情况报告）、各厂各种面粉的产量，研究当天取来的“粉样”。中午则要听取各厂负责人的报告，分析交易所的行情，以及时局的动态等等。一旦遇有市价大涨或大落，就随时用长途电话与各麦庄或分销处联系，部署应对。他的消息十分灵通、可靠，分析也相当到位，所以常能做到举措得当，应对及时，在别的厂家措手不及的时候，福新公司却能泰然处之。
那时候自然没有电脑，也没有信息发布会。关于他的消息灵通、可靠，仍旧用得着那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王禹卿的朋友遍天下，很多人在要紧的关头愿意出来帮他的忙，原因之一是他善识人头，不亏待朋友。他非常重视朋友们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善于窥测市场动态，即便是一般商户和掮客、跑街，也不惜多方设法笼络，因而信息来源非常广。
他深知办面粉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巩固麦源，小麦的供应要稳定、有效，他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每年新麦将要登场的时候，他就与金融界的朋友及时联系，调集资金，抢先订货、购货，在资金上不让对方吃亏，以保证新麦一登场，就有源源不断的新麦输入福新的麦仓。到了入冬以后，小麦市场已经青黄不接了，当年的洋麦要到年底才能运抵上海，有的工厂因原料用罄只好停产，而福新各厂仍能继续生产。
在面粉的销售方面，他不惜以高佣金来招用掮客、跑街等居间商人。按当时的行情，同业中的常例是，每销售一千包面粉付给佣金2.92元。王禹卿为了吸引各帮商客打开新的销售区域，在重要的地区，把佣金提高到每千包8.19元，等销路逐渐打开后，再逐步把佣金降低。
自然，把好面粉的质量关始终是第一位的。王禹卿经常到工厂生产第一线视察，听取各方反映，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他常与制粉工程师一起研究面粉的质量问题，和办麦主任汪子东探讨各地的采购计划，力求在各个环节上都把好关，不致误事。
关于面粉的质量问题，内行们都知道，一方面是与加工过程有关，但是小麦原料本身的质量也是关键之一，有了好的设备和面粉厂，还应当有上好的原料才行。我国国产的小麦一向“筋线”不足（也就是“筋道”不足），粉色的洁白度也差，出粉率也不如洋麦。有的面粉厂如阜丰面粉厂，为了保证面粉质量，每年不得不进口相当数量的洋麦，与国产小麦合在一起加工，这样质量提高了，而成本也必然提高了。
另如福新三厂的进口设备，原定面粉机600筒，按照国外技师的说法，开足马力每天也只能生产2400包面粉。王禹卿觉得这与设备原来的设计能力相差太远，就和面粉工程师暗中摸索，终于发现了问题，主要障碍是清麦环节跟不上。外国设备是按照外国的小麦品质来设计、定制的，而中国的小麦由于产麦区分散，各地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小麦品质不同、杂质较多，所以清麦设备跟不上清理，只能将麦机关小，产量自然就少了。查出了问题的症结，王禹卿对症下药，添置了立式打麦机、风箱等设备，加强了对小麦杂质的清理，这么一来，产量大为上升，每天可出粉3500包了。后来经过进一步改进，采用了本厂工人根据进口设备仿制的圆筛、荞子机等辅助设备，可以有效地去掉小麦中的荞麦和雀麦，结果效果很好，使得小麦干净清爽、粉色洁白，每天的产量提高到了4500包，较原先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如果用这样的设备做洋麦，产量可以达到5000多包。
王禹卿在办厂的同时，在同行业的协会组织中也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改革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规旧矩，促进了行业的整体发展。比如，我国机制面粉，过去每袋净重都是50磅，而进口的洋面粉每袋则净重49磅，为了与洋粉在价格上竞争，他提议国产面粉也应当采取每包净重49磅，同业人士一致赞成，所以自1924年5月起，国产面粉一律改为每袋49磅。又如，关于小麦麸皮的处理，过去的办法都是通过中间人承包转卖，供饲养家畜之用。后来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发达起来了，可以从麸皮中提取特殊的营养素，可以作为营养类药品的原料，因此需求量日增，甚至可以出口国外。王禹卿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后，就把给麸皮中间商的权利收回，把麸皮直接售给专门客户，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并把这个做法介绍给同行业，使面粉行业全都受益。
所以王禹卿在同行中也享有盛誉。他曾对面粉公会的会长顾馨一说：“同行之间，竞争则两败俱伤，团结才能共同盈利。”所以他从来不做拆人家台抬高自己的事情，对行业的共同利益多有建议和维护，因此得到了行业内人士的尊重，大家几次要推选他担任行业工会的负责人，可是他不愿出头露面，一再推让别人，遇事宁可躲在幕后策划。
与荣老板不同的管理方式
荣家申新系统的一位老人、当过荣德生先生秘书的朱龙湛先生，生前写过不少关于荣家企业的文史资料，其中有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数十年来，荣（宗敬）所主管的申新厂内，职员贪污舞弊、营私投机、亏空企业巨款者，迭有多起，而福新厂内是绝无仅有的。”“在‘茂福申新’整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荣氏主管的申新棉纺织企业，由于经营上的投机性和人事管理上的麻痹性，几度遭遇投机失利和所托非人，发生了浮冒舞弊情事，以致企业受到重大损失和牵累。而福新在王禹卿对职工的严格要求、相互监督的制度下，没有发生过什么差错。在福新企业里也没有派系之争，更没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之事。荣、王二氏经营管理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有人比诸汉代两位名将——李广和程不识在治军上的不同。一个是行军简易，一个是严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治军簿，彻夜至天明。”【注：朱龙湛，《王尧臣、王禹卿与福新面粉公司》。】
这既说明了王禹卿与荣宗敬在管理方法和效果上的差异，更说明了王禹卿的管理方法是以严格和规范取胜的。福新面粉公司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十分严密，供销和财权都集中在福新公司，下面各个厂只负责生产、劳动和原材料的保管等。各厂每天要把产量、出粉率、原材料用项、成品、库存及财务日表送公司审阅，王禹卿每天都要亲自看这些第一线的材料，他的精明和勤奋同样都是很出名的。
他对手下的职工管理极严，曾不止一次地对荣氏兄弟说：“治厂一定要从严，才能使职工有所警惕。触犯厂规，执法唯严，不论皇亲国戚，也要停职开除，这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有一次，荣家的一个族亲违反了厂规，王禹卿要按纪律处置他，荣宗敬前来说情：“小事一桩嘛，算了算了吧！”王禹卿不肯买账，说：“你要我办好厂，我就要严格按照厂里的制度办。小事不纠正，大事更难处理，在我面前，决不能马虎。何况‘将帅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荣宗敬无可奈何，只好听任处置。
曾外祖父王尧臣在管理上也是这样，自己以身作则，崇尚实干，严格要求，反对奢侈，一旦发现问题，必要追个水落石出。遇有职工违反规章制度，如属无意偶犯，则给予教育了事；倘若故意敷衍搪塞，就一定予以惩处。有一年，一位原任厂里科长的王氏族人与五金商勾结，收取回佣，弄虚作假，他发现后立即开除，在全厂职工中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随意。
其胞弟王禹卿善于识人，也长于用人，对于有用的人，他是想尽办法加以笼络，使他们能尽力为福新效劳。他出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时，各厂有不少荣家的亲友在掌权，如福新二厂、四厂、八厂的经理丁梓仁是荣宗敬的亲家，副经理陆辅臣和施复侯是荣德生的旧部，对王禹卿的话未必能够全听。王禹卿采取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办法，设法拉拢陆和施，使之就范。不久恰遇丁梓仁投机失败、挪用公款的事情败露，王禹卿不顾情面，抓住这件事情要荣宗敬秉公处理，最后丁梓仁不得不辞职。于是他立即举荐陆辅臣、施复侯继任福新二厂、四厂、八厂的正副经理，荣家兄弟对此没有话可说，陆和施日后对王禹卿就唯命是从了。
王禹卿与荣宗敬“大方向”是绝对一致的，都是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开放式的人物，但是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不同。荣宗敬是粗线条的，抓大钱，放小钱，对职员较宽松，尤其对高级职员和亲戚朋友顾及情面，管理上不甚严格。王禹卿则是细线条的，大钱小钱都要抓，严格企业管理，不讲情面，对于投资也较谨慎。如要进口外国机器，他一定要了解到有人家使用过，证明的确有效，方才签单。荣宗敬常劝王禹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是真宰相啊！”但是王禹卿不肯买账，这种时候总是不以为然，还反唇发问：“那么‘涓涓不塞，流成江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又该怎么解释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禹卿的管理是切实有效的，干部中不仅没有出现过徇私舞弊的事情，而且生产一直良性循环，即便是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福新系统仍能保持独占鳌头，直到抗战爆发之前，福新系统的产量始终占全市面粉总产量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