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见嫌而不苟免”，就是说，一个人的心中一定要有远大抱负和能够容纳天地万物的胸怀。因此，千万不能因为顾忌别人的看法就放弃自己的理想。周公是周代初年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在他摄政期间，他平定了东方几个少数民族的叛乱。他的两个弟弟非常嫉妒他，就到处散布流言，说他想要篡位。周公听后，就跟姜子牙说：“我之所以不顾个人的利益，以及别人的蜚短流长而摄政，是为了天下的安危着想。倘若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我又怎么对得起托付我的武王呢？”他不理会外界的流言蜚语，继续摄政，并且制定了礼仪制度。等到周成王长大之后，他还政于成王。孔子非常推崇周公，多次在弟子们面前称赞他，并且说他制定的礼仪是最为完善的。
日本有个非常著名的禅师，法号白隐。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他为人淳朴，道德高尚，因此得到日本人民的一致尊敬，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圣者。
在他的住处附近，有一对夫妇，开了一家食品店。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生活幸福美满。一天，他们吃惊地发现女儿的肚子突然间大了起来。看到女儿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非常愤怒。他们一再逼问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起初，那个女孩怎么也不说。但是耐不住父母的恳求和逼问，她终于吞吞吐吐地说：“是白隐禅师。”
夫妇俩生气极了，没想到这个平时口中念佛的人居然是一个衣冠禽兽！他们跑到寺庙中去找白隐禅师理论。白隐禅师听完他们的话之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就是这样吗？”
孩子出生之后就被送到寺庙中，交给白隐禅师抚养。见他默认了这件事，大家都非常看不起他。原来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瞬间变成了一个恶棍淫虫，大家都非常鄙视他。但是他对这一切都不以为然，而是非常细心地照料孩子。婴儿要吃奶的时候，他就去向邻居乞求。虽然大家都不给他好脸色，时不时地还要冷嘲热讽，但他总是泰然处之，好像他是受托帮别人抚养孩子一般。
一年之后，那个女子再也不忍心继续欺瞒下去了。在一个夜晚，她老老实实地告诉父母，这个孩子的父亲并不是白隐禅师，而是另有其人。于是，她的父母就将她带到白隐禅师那里。他们非常真诚地向他道歉，并请求他的原谅。此外，他们还希望将孩子带回。
白隐禅师依然像原来那样泰然处之，没有借此机会为自己辩白。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他轻声说：“就是这样吗？”他的话让他们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即便发生过，也好像从耳旁拂过的清风一样，早已烟消云散。白隐禅师这种面对“侮辱”，依然泰然处之的品行，为他赢得了更多、更持久的颂扬。
面对生活里的人和事，我们应该有达观的心态，做到宠辱不惊。这才是真正的修养和境界。
【原典】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①也。
张氏注曰：俊者，峻于人也；豪者，高于人；杰者，桀于人。有德、有信、有义、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于杰，则才行足以名之矣。然，杰胜于豪，豪胜于俊也。
王氏点评：名显于己，行之不公者，必有其殃；利荣于家，得之不义者，必损其身。事虽利己，理上不顺，勿得强行。财虽荣身，违碍法度，不可贪爱。贤善君子，顺理行义，仗义俦财，必不肯贪爱小利也。能行此四件，便是人士之杰也。诸葛武侯、狄梁，公正人之杰也。武侯处三分偏安、敌强君庸，危难疑嫌莫过如此。梁公处周唐反变、奸后昏主，危难嫌疑莫过于此。为武侯难，为梁公更难，谓之人杰，真人杰也。
【注释】
①杰：才智过人的人。
【译文】
看到就在眼前的利益，却不随便占为己有，这样的人真是人中豪杰啊！
【解读】
黄石公认为，只有具备了“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这四种品质，一个人才算得上真正的豪杰。在生活中，大家都懂得趋利避害的道理。明摆在自己眼前，唾手可得的好处，为什么不取呢？黄石公并不是禁欲者，他并不反对人们去追求俗世中的利益。利益也并不像有的道学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社会的前进很多时候需要靠它推动。但是，一个人想要获得利益的时候，一定要合乎社会上的伦理道德。否则，获得的利益非但对自己无益，反而有害。
孔子认为，从人们对待义和利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来。同时，他在教育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看重道义，而小人的眼中只有利益。他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眼中如果只有利益，他在做事时，就会受到大家的指责和抱怨。君子道德高尚，他们重视道义，轻视利益；小人目光短浅，德行卑下，他们重视利益，轻视道义。人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尊敬那些品行高尚的君子，而蔑视那些见利忘义的小人。
中国古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面对利益，人们常常会经不住诱惑，从而做出有违礼制、有违道义的事情来。因此，利益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针对这样的情况，孔子倡导人们要“舍生以取义”“杀身以成仁”。孔子认为，义与利之间有矛盾，但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以道义为上。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荣华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不能够通过正当的渠道得到，宁愿不要；贫贱是人人都不想要的，但是不能通过正当的渠道摆脱，宁愿一直安于现状。他又对弟子们说“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应该说，孔子这种思想在我们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是非常必要的。
到了宋代，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观点。他说：“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口号在民国以前影响非常大，得到很多读书人的赞同和拥护。新文化运动时，一些人望文生义，以为朱熹是要断绝人的一切欲望，将他视为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其实，人们误解了朱熹。所谓“灭人欲”，是只根绝不合理的欲望。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他一生谨小慎微，虽然生在富贵之家，对于名利却看得很淡。他写了一首曲子，要求子孙们熟记于心：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下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此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从这首朴实的曲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醇亲王淡泊的心性和修养。正是因为他对财富的正确态度，他的儿子和孙子成了清朝的最后两个皇帝，分别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
著名思想家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倘若所有的人都为所欲为，那还有什么自由和幸福可言？因此，社会道德的约束和规范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