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恐龙，人们对它并不陌生，可能你还能说出不少恐龙的名称呢。你要是去参观自然科学博物馆，一定会被形形色色、体格巨大、张牙舞爪、形态奇特的恐龙所吸引，让你驻足不前，留连忘返。要是你再去翻阅一下有关介绍恐龙知识的书刊，你又会发现，它有一部发生、发展、繁荣昌盛及灭绝的历史。这类动物在地球上曾称王称霸达1亿多年，可是在今天我们再也见不到它的身影了。关于它的灭绝，至今还是科学上尚未揭开的谜，你看这多么有趣。正如我国已故的、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授在50年前所著的一本书中所写到的那样：“这等乐趣，就是观察认识和推断以往各种生物盛衰的往事，如青油灯下读二十四史，如盛暑中读有趣的游记。”
古生物学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已发现好几百种恐龙，目前世界各大洲均有发现。可是你是否知道谁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恐龙的人呢？
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南部的刘易斯镇住有一位叫曼特尔（1790～1852）的乡村医生，他平生酷爱古生物化石的搜集，是一位热心于地质古生物工作的业余爱好者。他年轻的夫人，名叫玛丽安，虽是一位画家，在他丈夫的影响下，也懂得不少古生物方面的知识，成了曼特尔医生采集化石的好帮手。
1822年春的一天，曼特尔医生偕同夫人到乡村去给一位病人看病。这天阳光和煦，春光明媚，田野里百花盛开，玛丽安被大自然的风光吸引到了户外。当她散步时，发现路旁有块修路用的石头，那块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暴露出一块闪光发亮的东西。玛丽安立即停了下来，仔细观察后，她转身回去将丈夫叫来。曼特尔一看，惊道：“啊！这是一块大型哺乳动物的牙化石呀。”这是一颗他从未见过的动物牙齿。他们根据这块石头的特征，终于找到了这块石头的来源地——一个产出化石的采石场。来到采石场，夫妇俩又采到了更多的牙齿和骨头化石。曼特尔凭着他的经验判断，化石的地层是中生代形成的，他推测：“是不是一种身体巨大的以植物为食的哺乳动物的化石？”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在中生代地层里发现过哺乳动物化石，曼特尔又推翻了自己原来认定为哺乳动物化石的结论。迷惑不解之时，他决定把化石寄给法国的居维叶（1769～1832）。居维叶是当时世界上研究古生物化石的权威。居维叶观察这些化石后认为，曼特尔把化石产地的地层时代搞错了，这么大的动物不会在中生代存在，并确认是一种犀牛的化石（犀牛属于新生代的动物）。其他科学家，如英国牛津大学的巴克兰也持与居维叶相同的意见。曼特尔对居维叶的鉴定却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在这一化石点继续做工作，并决定自己研究这些化石。根据经验，他认为产化石的地层时代并没有搞错。后来，他将化石带到英国的许多博物馆去，同那里的博物馆藏品进行比较鉴定。如对比了从美洲采得的鬣蜥（一种现生爬行动物）的牙齿标本，发现与他在刘易斯镇发现的化石十分相似。他把这一研究结果告诉了居维叶，居维叶终于被曼特尔说服了，并就此化石发表了文章，将具有此类牙齿的动物命名为禽龙（Iguan-odon，意为一种像鬣蜥的动物）。研究恐龙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了，曼特尔成了恐龙研究史上第一位发现恐龙化石的人。但是，恐龙这个名字在人类的口头上、文字中还没有出现。待到20年后，1842年，英国的欧文（1804～1892）使用了dinosaur（恐龙）这个名词，指的是那些初次被发现和描述的巨大的化石爬行动物。这个字由两个希腊字母的字根组成，意思是“恐怖的蜥蜴”。后来，随着化石材料不断积累，研究工作不断深入，科学家们发现恐龙与蜥蜴并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而且恐龙也并不都是巨大的动物，有的与鸡、狗大小差不多，甚至还有更小的恐龙，如最近在阿根廷发现了像麻雀那么大的恐龙，头骨只有32毫米，整个骨架可以放在人的手掌中。恐龙也并不都是那么恐怖可怕的吃肉动物，也有十分温顺的素食者。而且，恐龙并不只代表一类动物，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它代表没有直接亲缘关系的两大类爬行动物，即蜥臀类（又称蜥龙类）和鸟臀类（又称鸟龙类）。所以“恐龙”这个名词就不能成为科学上分类的学名，现在只能看做是个俗名。
我国地域辽阔，埋藏着丰富的恐龙化石。除台湾省外，所有的省和自治区都有恐龙化石的发现，只是保存的完好程度不同而已。在远古时代，当人们还不认识什么是恐龙时，暴露于地表的恐龙化石任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的破坏，这是无疑的事实。早在我国的宋代就有人对地层里的蚌壳化石、植物化石进行观察与研究，并提出了“沧海桑田”变迁的论断。可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有限，并没有人对恐龙这种称雄一世的古代爬行动物化石加以研究。
我国对恐龙化石的科学研究比西欧国家要晚半个多世纪。
1902～1928年，我国出土的恐龙化石，是由外国人研究的。中国人自己研究本国出土的恐龙化石，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世界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在学生时代，就有立志从事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抱负。1928年，他从德国慕尼黑大学毕业回国，就着手进行恐龙等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和研究工作。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杨先生只好从北京来到内地——云南禄丰和重庆。首先，他以四川、云南中生代“红色盆地”作为他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基地。抗战时期，他在四川盆地发现了“四川龙”、“剑阁龙”、“中国虚骨龙”、“峨嵋龙”等恐龙化石。杨先生通过对这些恐龙化石的研究，否定了外国人长期以来认为四川盆地的红色地层全是白垩纪地层的错误观点，准确地将其划分为侏罗纪地层和白垩纪地层。1938年，杨钟健教授同他的助手卞美年和王存义等在云南禄丰盆地晚三叠世（有的学者认为是旱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世界著名的恐龙动物群化石地点，其中“禄丰龙”、“卞氏兽”等就是世界有名的化石标本。
可是，这批化石的报告，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发表的，可见当时化石的采集、研究和出版工作之困难。杨钟键等人的重要发现与研究揭开了中国人自己研究恐龙化石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这门科学才得到迅速发展。
四川境内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都是由外国人进行研究的。如1915年美国人劳德伯克在四川荣县采到一些肉食恐龙化石，由美国人坎普于1932年发表了研究报告。
这是对四川恐龙化石的首次科学记述。此后，杨钟健教授在这里开展了一系列考察、发掘和研究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恐龙化石研究工作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1953～1959年是新中国建设的高潮时期，在修公路、建电站、勘探石油的工程建设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恐龙化石。如在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水库、合川县太和镇及四川省渠县太平乡等地发现了“合川马门溪龙”、“长寿峨嵋龙”、“关氏嘉陵龙”等化石。这些化石的发现，引起了我国恐龙专家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四川恐龙化石的丰富埋藏量初见端倪，这可以说是四川恐龙化石发现与研究出现的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应是20世纪70～80年代。这20多年间，一批“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生，分别走进了四川的自然博物馆、地质院校和科研单位从事恐龙化石研究工作，并且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地点和不同的恐龙化石门类。据统计，全四川有50多个县市发现了恐龙化石。目前，世界上侏罗纪和白垩纪已发现20多科恐龙化石，仅我国四川一省，目前已发现11科13个属21种。从发现恐龙化石科一级的数量统计，四川几乎占世界同一地史时期恐龙化石总科数的40%。
四川恐龙以门类比较齐全、化石分布点多面广、保存完美而著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