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立即严厉地批评道：“你既然提议此事，所做的行为是约束大臣的，你就是朝廷的耳目。所有的国家政事，如果哪里处理的不得当，计划的不周全，都应该写到奏折里去，一条条的在朝堂上说清楚，这样天下的人就知道了，也就自认有公论和公道了。你既然是提议，却不写奏折奏明，竟然信口开河。你心里必然想：若皇上觉得不该施行的事，皇上一定不批准，你就说自己是口奏；如果同意此事，那么皇上一定就会批准的，你就可以炫耀说这是自己仅以口奏就获得了批准。你是不是要以此得以虚名啊？事关重大，你写份奏折后再奏吧！”
康熙帝的这番言论不仅在众臣面前显示了威严，也恰恰表现了他的威严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实实在在地严整治吏，决不马虎。
不管是皇帝还是将帅，只有树立自身的权威才能在关键时刻使政令通行。这是皇帝统治国家和将帅领导士兵所必须重视的一项内容。
法法第十六
[原文]
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六“法法第十六”
[译文]
人民随从他们的君主，往往不是随从他所讲的话，而是随从他的性情喜好。君主好勇人民就轻视死亡，君主好仁人民就轻视财富。所以君主喜欢什么，人民就喜欢得更加厉害。因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以君主的喜好为转移，所以制定法律要首先来治理自己，建立礼仪要首先来纠正自己。
所以，君主不能以身作则，人民就不会服从礼法。而人民不服从礼法，国家就必定会混乱。所以有道的君主推行法令、定立礼制，总是能够自己先去遵守。
[实例应用与分析]
上行下效为民众树立榜样
“《管子》第六”中的上文部分为管子对君主统民、治民的分析和指点，说明君主在统治人民的时候，要想人民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自己首先要做到，“君主好勇人民就轻视死亡，君主好仁人民就轻视财富。所以君主喜欢什么，人民就喜欢得更加厉害”，因而，统治者首先要端正自己的言行，为民众树立一个高大而光辉的榜样，这样民众就有了正确的向导，“所以有道的君主推行法令、定立礼制，总是能够自己先去遵守”。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上行下效为民众树立榜样”。
管子主张统治者不仅要以威权去控制百姓，还要以端正的言行去引领百姓。是的，自己尚且不能做到的，何以让民众去做到？统治者自己做到了，民众自然就会乐于去做了。实际上正是如此，榜样的力量比权威的逼迫更有效，更能让人心服。
历史上有很多君主都深知上行必然下效的道理，因此他们能够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在以身作则、躬行节俭方面，康熙帝堪称表率。
康熙帝在节俭方面一向是不尚空谈而注重实践，他对以皇帝个人享受荣华富贵为中心内容从而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的举动甚不感兴趣。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孝庄太皇太后要求重建乾清宫交泰殿，康熙是孝子贤孙，不敢违背祖母的旨意，但他却批示工部道：“不求华丽、高贵，只令朴实、坚固、耐用，”他注重节约的作风可见一斑。
康熙帝对大臣们说：“节俭固然是美德，人们都能挂在嘴上，而真正能够做到的却很少。现在天下太平，国家富裕，朕躬行节俭，宫中费用，非常节约。计明朝一日之用，足够朕一月的所需了。一切费用都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积累而成的，朕思作为人主的皇帝唯有能够约束自己，所谓的尊贵才能更加可贵。如果只知道奢侈无度，则就不觉得可贵了。我祖宗的传统就是如此，我要时刻警惕牢记着。”
康熙二十四年，他对掌管膳食的官员说：“天下的物力有限，现在的酥油、乳酒等物品，供给有余，收取足用则已，不可过多。蒙古地方很贫穷，收取酌量减少，贫民百姓的日用所需就可以满足了。”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曾为康熙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理学等西洋科学知识，他对康熙的日常生活很是了解，他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介绍道：“从康熙皇帝可以任意支配的财宝来看，他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但是，康熙皇帝个人的生活用品绝不用奢侈豪华的，生活极其简单朴素，这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
实际上，像康熙这样名闻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也应该是金银器皿，可他却只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还吃的很少，从饮食上看，从没有铺张浪费的情况。”
康熙的信条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为说明勤俭的深刻意义，康熙帝曾做《勤俭论》一文，主要宣讲勤俭对治理国家、改善人民生活、移风易俗的作用和影响。俭可养廉，廉必清政，政通人和乃民心所向。
康熙从国家的命运前途的高度来认识节俭，既要开源，又注重节流，实在是胜人一筹，也正因如此，在他的统治下，清王朝走上了大治。
为官者就是人民的表率，为官者的言行举止往往代表着朝廷的主张。因此，善于管理百姓的官吏都懂得凡事从自身做起，从而为百姓带个好头。
季文子就是通过给百姓做出榜样的方法，使全国兴起了一股崇尚节俭的风气。
季文子是鲁国的一位名臣，他以勤俭名闻天下。他的妻子持家也十分节俭。季文子当上鲁国宰相后，家中逐渐富裕起来，但他的妻子仍然是不肯穿丝织品，喂马也从不喂粮食。
季文子的一位朋友对他说：“您是鲁国的上卿，妻妾不穿华丽的衣服，不给马儿喂粮食，别人会认为您吝啬爱财，这不仅会影响您的形象，而且对国家来说也很不体面啊。”
季文子说：“我觉得您说的不对，我看到那些老年人穿的都是布衣，吃的都是青菜，我还怎么敢像您说的那般奢侈呢？况且我还听说，君子是以道德来为国家争取荣誉的。品德好，能使我有所得，又能使别人有所得，这才是可以做的。如果过分地奢侈腐化，沉溺于享乐之间的话，又怎么能守护国家呢？”
季文子的朋友听后，惭愧的低下了头。鲁国的百姓听说了这件事，纷纷称赞季文子的美德，他们也都以季文子为榜样，人人崇尚节俭，鲁国不久后便以民风淳朴而闻名天下了。
上有什么样的父母官，下就有什么样的百姓。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勤俭持家，往往取决于为官者的言行。这也常成为判断一个官员是否廉洁奉公的最好方式。
历史上那些名垂千古的贤君，无不是遵循勤、廉二字之主。在他们统治下的国家日渐繁荣，百姓也少有疾苦之日。
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朴素的生活，平时所用之物品都是前朝皇帝留下来的，没有任何的增加。有一次，他想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黄金百斤，他于是说道：“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这未免太浪费了。我继承先帝的宫殿，尚且常感到恐惧和羞愧，还有什么理由去修建露台呢？”汉文帝果断地放弃了修建露台的打算。
汉文帝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夫人，穿的衣服也不许拖地。他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汉文帝之所以如此，就是想用自己的简朴为天下人做个表率。
在为自己修建陵墓时，他下令造陵之材全部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等贵重金属做装饰。他还命令陵墓要顺山而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就连他在将死的前日还是一再嘱咐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作风为君臣树立了榜样，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像汉文帝这样实实在在的君主不在少数，南朝的开国皇帝刘裕也是位以节俭而闻名的君主。
刘裕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尝了人间冷暖，这对于他日后革除弊政，倡导节俭是有很大关系的。
刘裕执政时，世风崇尚奢靡，百姓对此深恶痛绝。因此，刘裕首先从自身做起，开始大力提倡节俭。他对金银珠宝不感兴趣，后宫的妃子也很少。他睡的床很简朴，没有高档的曲脚床，银涂钉，而是最简单不过的直脚床，钉也仅是用铁制造的。刘裕的住处也非常简朴，床头是上屏风，墙上挂着葛布灯笼和麻绳拂。
他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各位公主出嫁，赠送的嫁妆钱不超过二十万。他的穿戴也特别的随意，常穿连齿木履。刘裕外出时，不喜欢被众人前呼后拥，而是仅让十余人跟随。他还把自己打了好几层补丁的破袄送给长女，让她以此教育后人，要他们节俭持家。如此一来，东晋以来的奢侈风被刹住了。
刘裕“光有天下，克成大业”，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君主之一。
刘裕的节俭作风为天下百姓树立了榜样，为国家走向富强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百姓总喜欢拿自己的君主作为自己的“偶像”，如果一个君主行的正、走的直，这对于百姓的引导作用是很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代明君唐太宗在给百姓做表率上也是不甘落后，他身体力行、敢为人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注重勤俭的君主之一。
唐太宗对百官们说过：“身为国君，必须先以人民的生活安定为念。压榨人民而自己却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无疑像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吃一般，虽然暂时吃饱了，身体却也因此糟蹋了。倘若希望天下安泰，自己首先就得端正姿态。迄今为止，还从没听说直立的身体却映出弯曲的影子，也没听说过内圣端正的君主治理下的政治，百姓会胡作非为。”
魏征听后说：“自古以来被尊崇为圣人的君主都努力为百姓树立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开创理想的政治。从前楚庄王聘请詹何来请教政治的要义，詹何的回答也是君主最主要的就是去端正自己的行为。楚庄王又问其他具体的政策，他的回答仍旧是‘从未听过国君身体得正而国家混乱的事情’。看来陛下的观点和古代贤者的看法相同啊。”
唐太宗一心想起到楷模的作用，虽然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但仍然怀疑自己是否做的完美。他对魏征说：“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的嘲笑。”
有一次，一位大臣对唐太宗说：“现在夏天的酷暑还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的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的身体不好，希望陛下马上搭建高殿。”
唐太宗想了想对他说：“朕患有神经痛，这种病体处于湿气太重的地方自然不好，但是建造一座宫殿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朕不敢为了我一人而如此劳民伤财啊。”
在唐太宗的示范下，唐朝上下政风清明，上下百官、黎民百姓都以节俭为荣，唐朝逐渐走上繁荣，后人称唐太宗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和那些有贤德的明君不同，很多帝王为了享尽荣华富贵，可谓是无恶不作。他们生活奢侈腐化，不管人民死活。有这样的“表率”在上面统治，各级官员自然也是纷纷效仿。日子一久，国力尽失，别国怎能不来侵犯呢？百姓怎能不反抗呢？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虽然他登上王位后在政治、经济等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他缺乏远大的谋略，生活糜烂而贪图享受，这不禁为西晋王朝走向腐朽和灭亡埋下了隐患。
晋武帝的骄奢淫逸是在历代帝王中罕见的。他曾下诏挑选公卿以下人员的女儿，以备六宫之用，有藏匿女儿者以不敬罪论处。他规定，挑选期间禁止天下人嫁娶。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的女孩子被迫“败衣瘁貌以避之。”
晋武帝整天游玩，不理朝政，后宫妃妾达万人之多。晋武帝对她们个个宠爱，晚上竟不知道该到哪位妃子处过夜为好。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一到晚上，他便乘坐羊车在宫内转悠，羊车停在哪里就在哪里设宴住宿。妃子们为了取得晋武帝的欢心，便将竹叶插在窗户上，把盐汁洒在地上，以此吸引羊车停到自己门前。晋武帝荒淫糜烂，可见一斑！
在晋武帝的影响下，西晋王朝上下奢靡成风。大官僚何曾，每天光吃饭就要花费一万钱，他的儿子也是“食必尽四方珍美，一日之供，以钱两万”。晋武帝的女婿王济请他吃饭，竟用一百多个艳装女子手托食盘以代替餐桌。菜全是山珍海味，其中有个蒸的小猪晋武帝很是爱吃，王济竟大言不惭地说是用人奶喂养而成的，故而鲜美。
王恺是晋武帝的舅父，他仗着皇帝这个靠山，在朝中为所欲为。石崇是散骑常侍、荆州刺史，他家财万贯，生活腐化，甚至连厕所都专门设有十余个服饰华丽的奴婢，手持沉香汁等物，供如厕的达官贵人使唤。这两人谁都不服谁，竟上演了一出“斗富”的闹剧。
王恺用糖水涮锅，石崇就用蜡烛代替柴禾烧火；王恺用绸缎做布幛四十里，石崇便用锦帛做布幛五十里；石崇用调味的料材刷墙，王恺就用止血的赤石来涂屋。昏庸无道的晋武帝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还火上浇油，赐给王恺一株世间罕见的珊瑚树，想帮助舅父获胜。王恺得意洋洋地向石崇展示，可石崇看都不看一眼，竟用铁如意把它击碎了。然后石崇让手下把自己的珊瑚树搬了出来，其中高达三、四尺的就有多株，像王恺那种二尺高的就更不必说了，王恺只能甘拜下风。
晋武帝死后，惠帝司马衷继位，他的荒淫无度较晋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短命的西晋王朝只维持了二十六年就走向了灭亡。追本溯源，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是最大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