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董仲舒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大意就是说，现在国家是大一统的帝国，那么学术上也应该要消灭纷乱的百家，实行大一统的学术政策。
那么，谁来统一学术，哪个学派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呢？董仲舒终于说出来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保留儒家而已。董老师认为，学术上不需要争论，也不需要对手，一花独放，百芳凋零。
读史到董仲舒处，总莫名地想起金庸的大作《笑傲江湖》，“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仿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翻版，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这些虚构的武林人物，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董仲舒等等，似乎有若干相通。而天生不受羁勒的令狐冲、退隐世外的高人风清扬、追求艺术自由珍惜友谊的刘正风等人，依稀又看到了一种道家的理念。儒道较量，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演变，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或许后者的影响，还来得更深远些？
然而董老师独尊儒术的理想能否成真，还要看汉武帝以及整个汉朝政治的演进。
二、从放猪娃到丞相：官场标本公孙弘
公务员考试结束后，董仲舒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提拔为江都国的相，这个官职大体上相当于郡守，用今天的官职来衡量，相当于市委书记。江都王骄傲好斗，对董老师倒是很尊重。董仲舒在江都干了几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降级任命为中大夫，后来赋闲在家。
公元前135年，四十五岁的老董听说高庙、长陵高园殿接连发生火灾，触动了他天人感应的神经，于是在家里演算推理，写了一篇论文叫作《灾异记》，准备拿到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结果还没交流，先遭了贼偷（这个小偷，据说就是主父偃）。
最后，稿子被送到了朝廷，汉武帝隐去作者姓名，把稿子扔给儒生们讨论。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一口咬定：“全是胡说八道，写这文章的人十恶不赦啊！”
皇帝一听，好啊，那就把作者关押起来。
“作者谁啊？”
“你的老师董仲舒。”
有关部门一审，董仲舒妖言惑众，死刑。文书送到汉武帝那里，只待皇帝点头而已。总算皇恩浩荡，汉武帝下诏赦免了老董的死罪。
仲舒在汉武帝策问天下之时，畅谈天人感应，力主独尊儒术，大喊罢黜百家，真个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大展宏图的志向，跃然纸上。可是没过几年，仕途不顺，遭遇文祸，险些送命，一朝走出牢狱，重见光明，才晓得自由之可贵。从此“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在家养老。直到另一位也出身儒家的公孙弘当了公卿，推荐仲舒去骄横不法的胶西王那里做相。胶西王陷害过不少地方官，对老董却很客气，但吃过牢狱饭的董仲舒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不愿意在险恶的官场里长久厮混，不久请病告免，终老于家。
董仲舒的仕途失意，与汉武帝对他文章的欣赏，截然相反，着这绝非造化弄人那么简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汉武帝有几分赞同，大大值得怀疑。看来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赏识，只是相对于他文章中维护君权、为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唱赞歌的那部分，至于天以灾异警告皇帝、统治者要自我约束什么的，汉武帝怕是一扫而过，束诸高阁了。
公孙弘是汉淄川（今山东）人，他与董仲舒同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董仲舒外放江都的时候，他接老董的班，做了博士。
说起这个公孙弘，他也是穷苦人出身，因为贫穷，他曾为富人在海边牧豚（放猪）糊口，维持生活。后来他在薛县的看守所里混了个差事，时间不长就因为屡犯过失被开除了。公孙弘人生的这一段灰暗经历对他刺激很大，为了从此不受人欺负，他发奋苦读，一直到四十岁。
公孙弘的研读方向和董仲舒一样，也是《春秋》，当然他的学术成就远不如老董。况且他的岁数比老董还足足大了二十岁之多，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终于混了个博士。
公孙弘当博士当了三年不到，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等到公孙弘回来，报告匈奴的的情况，汉武帝一听：“什么人啊，不堪一用！”免去他的职位，让他回家。
如此又过去了若干年，汉天子又诏书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又推举公孙弘。公孙弘一方面岁数大了（年已七十，堪比姜子牙），一方面觉得难为情。“我是被退回来的，还是请大家另举贤者。”
不知道什么原因，淄川国的官员硬是推公孙上，最后无奈之下，公孙弘只好厚着脸皮到了太常，参加考试。结果公孙弘的试卷，在考官那里评了个“下”的等第，也就是说“不合格”。
既然考试不及格，公孙弘又是如何再次加入公务员队伍乃至最后拜相封侯呢？因为公孙弘的试卷，在考官那里评了个“下”的等第，但是上奏天子的时候，居然得到了汉武帝的特别看重，拔升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名。
喊上殿来一看，老人家身子骨还特硬朗，用《汉书》的说法是“容貌甚丽”，用这个“丽”字形容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老男人，可见公孙弘确实仪表堂堂，保养得不错。于是公孙弘又被拜为博士。
不久，天子派公孙弘去西南地区视察。等到公孙弘回来，报告西南夷的的情况，情景再现，汉武帝一听，又不合意：“真不晓得你去干了些什么？”
皇帝一生气，公孙弘大骇，这下又要免职回乡了，好丢脸啊！但这一会皇帝却没有深究公孙弘的责任，没多久就给忘了。
这一次被责骂之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每次参加朝廷的国事会议，总是先提出要点，陈明情况，供皇帝自己取舍，从不固执己见，更不会违逆圣意。
汉初官场风气与后世差别较大，朝廷官员一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常常驳斥皇帝的意见，一般情况下皇帝也不怪罪。丞相田蚡每次入朝奏事，总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讲半天，皇帝旁听点头而已。所以公孙弘的谦逊或者说是迎合，自然让皇帝另眼相看。长久下来，公孙弘留给了皇帝深厚的印象，认为他这个人厚道有才。
于是提拔公孙弘当主管京畿地方行政的左内史。数年之后，做到御史大夫（副丞相），可谓青云直上。
公孙弘为什么能从一个放猪娃出身的穷老头，在古稀之年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红人，并最终成为大汉第一位布衣丞相？
公孙弘的诀窍在于将儒家学说和韩非的术势之说结合起来包装自己，说明白一点，就是在满口伦理道德的外衣之下，隐藏一颗尔虞我诈的心。
先说说公孙弘的伦理道德。百善孝为先，“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公孙弘的亲生母亲死得很早，他奉养的是自己的后母，那亲生的儿女，尚且有不孝的，何况是无血缘关系的后妈。但是公孙弘却对自己的后妈孝顺得很，特别是在后妈死后，认认真真地服丧三年；其二是个人品行操守很好，节俭持家，每顿饭只吃一个荤菜，对朋友却很慷慨，故旧宾客、亲朋挚友，凡生活困难者，必全力助之，因而家无余财，世人夸赞他厚道。
耿直的大臣汲黯因为实在看不惯公孙弘的虚伪，告诉汉武帝说：“公孙弘位列三公，拿着高薪，却只盖一床布被睡觉，这也太矫情了！”
汉武帝把这个问题扔给公孙弘，公孙弘太精明了，他承认自己虚伪，而且表扬汲黯对皇帝的忠心，皇帝一听，反倒觉得公孙弘大度能容，汲黯却显得小家子气了。
如果公孙弘的宽宏真的出自内心，或者仅仅是有点伪善，这人倒还有点可爱，然而细察他的行为，绝非虚伪那么简单。还是那位汲黯，经常和公孙弘一起去向皇帝报告事务。公孙弘总是等汲黯先说，自己在一边观察皇帝的脸色，如果皇帝面带喜色，他就表示赞同。如果皇帝略有不悦，他马上就改变主张，反对汲黯。
有一次公孙弘和其他大臣们说好了一起面见皇上，陈述同一意见。但是当这位公孙先生察觉到皇帝的表情晴转阴之时，他立刻见风转舵，顺着皇帝的意思发表意见。耿直的汲黯尤其反感这个反复小人，当着皇帝的面就责备公孙弘：“你这个齐人太狡诈多变了，明明商量好的事情，你一翻脸就变了，太不讲诚信了！”
公孙弘厚着脸皮，回答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
汉武帝一听，还是公孙弘说得有理，更加赏识他。轻松地化解反对派的攻势，可见公孙弘的厉害。
但公孙弘的厉害不仅仅是见风使舵那么简单。此人外宽内深，表面伪善，笑里藏刀。董仲舒出任胶西，就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之不过没有实现罢了。而公孙弘之所以陷害董仲舒，仅仅是妒嫉董仲舒的学术地位比他高，且老董说了他的几句坏话而已。
说起来公孙弘是儒生，董仲舒也是儒生，然而两人在仕途上的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原因何在？
细细读来，发现其实两人其实都不是纯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明显受到阴阳家的影响。这一点，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就曾经提到阴阳学说的三个人物“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但是，董仲舒虽然吸收了阴阳学说的部分内容，他的主体思想却还是属于儒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孔子以来，儒家思想的最重要核心，就是引导君主走所谓圣王明君之路。儒家的宗旨，是为帝王之师，以各种教学手段指引他做一个好皇帝。所以，如果皇帝不肖，甚至暴虐，儒家的责任是要教化、纠正他的行为的。
怎么纠正，儒家的办法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乃至“死谏”，历史上，真的有一些大臣是带着棺材去劝谏他们的君主，这些人，的确是真的儒者。
如果纠正不了怎么办，孟子说得好，砍了他，象杀死一个匹夫一样！可见儒家思想有其操守与浩然气节。
董仲舒也有这样的思想，他在策文里也写得很清楚，皇帝不正，则老天以灾异警告，再三警告不听，则亡其国！所以，董仲舒可以说是兼阴阳之学的儒。
而公孙弘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在公孙弘身上，我们能看到上文所述的那种操守与浩然气节么？没有，我们看到的是阿谀奉承和顺应之术。
在公孙弘忠厚儒者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巨人的阴影。这巨人便是韩非。主导公孙弘行为的不是孔孟学说，而是韩非的术。有人说，韩非的术，不是教导皇帝怎样驾驭臣下的吗？不错，但是韩非的术，不但教导皇帝驾驭臣下，也告诉了臣下，如何顺应皇帝的这种驾驭，协助皇帝用好“术”。
公孙弘正是这样的用“术”者。也正是因为公孙弘顺应了皇帝的“术”，从而很好迎合了汉武帝的意图，结果在二人之间形成了融洽的默契，而这种默契，是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所不存在的！而这种默契，正是公孙弘牺牲个人主见，放弃独立思考的结果。
但这只是一层意思，当公孙弘作为丞相面对其他官僚的时候，公孙弘可就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迎合者，而是灵活运用韩非驾驭之术的支配者。这一点，在公孙弘陷害董仲舒、杀主父偃等一系列举动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样看来，公孙弘的儒者身份，着实可疑。难怪真正的汉儒都不以他为同类，老资格的辕固生就曾经毫不客气地训斥他说：“公孙子，你要用正道辅佐皇帝，不要总是阿谀奉承！”
公孙弘的学问，也实在不怎么样。以致于考官把他的考试分数打为下等，也有说是最后一名的。因此，公孙弘至少是一个半法之儒。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半法之儒，却青云直上，得到皇帝的重用，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终于拜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平民入相，公孙弘可称汉朝第一人。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所看到的结果是：真才实学的董仲舒遭遇牢狱之灾，官场失意，而半吊子公孙弘却大富大贵。
所以，班固在《汉书》里写道：“（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天下学子，向往的不是董仲舒，而是公孙弘。
而在官场之上，公孙弘更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学习对象，这无须号召，大利在前，好名利者趋之若鹜。由此诞生了大大小小、千千万万个公孙弘，活跃在古今的舞台上，当然公孙弘们也是与时俱进的，儒家吃香的时候他们是儒家，皇帝向佛之时他们又成了虔诚的居士，等到宋代理学兴起，一个个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忠实信徒和积极倡导者。满洲入关，他们便率先剃去了头上发，甚至为皇帝不许他们自称奴才而委屈落泪……公孙弘们无原则，无理想信念，但生命力之顽强，是董仲舒们远不可比拟的。但是说实在话，公孙弘们什么都行，就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终汉武帝时代，公孙弘从博士到丞相，又为汉朝的繁荣富强立下了多少功劳呢？
三、一位老太太成了独尊儒家的最后障碍
刘彻即位的时候，正是年轻好幻想的时候，对于皇帝这份工作，他充满了理想的憧憬，一心想大干一场，远拟尧舜，近比汤武，做一个万人景仰、千古流芳的好皇帝。
对于少年天子来说，儒学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儒生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地教导说，皇帝是负有天命的，国家之兴亡、万民之幸福，系于汝一生！所以皇帝一定要仿效上古贤君，兴儒学、改历法、设明堂、易服色、巡狩四方行封禅大典，这是名垂青史的作为！少年天子兴奋得几乎要睡不着觉了，这是多么美妙的蓝图！他祖父、父亲没有做的事情，如今就在要在他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