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王朝的夏商周时代，川西平原上同时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王朝，她与中原文明同步发展且高度繁荣，并与夏王朝共起，与周王朝同亡，地方千里，延续了近千年的奴隶制国家。这就是“古蜀王朝”。由于历史上对古蜀国的记载甚少且模糊不清，于是多数人认为古蜀国的历史是不可靠的传说。那么，古蜀国究竟存不存在？又是怎样灭亡的呢？
与人皇并存的王国
蜀地泉源深盛，地称天府。传说在先秦时代，就有一个古蜀国，后来被秦国所灭。《华阳国志》上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蜀文化不仅可上溯到五千年前的五帝炎黄时代，还更可上溯到更前“三皇”之一的人皇时代。在中国文化里，人皇是一位创世纪的神话人物，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由此可见，古蜀历史之悠久！
“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其后对他有记载的历史文献同样很少，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能找到关于蜀国资料，其中记载的一些历史和传说较为神奇。这些富于神话色彩的记载以及匮乏的文献资料，让后人只能在残破的资料边角中一一还原这个国度，都给古蜀国的存在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认为，古蜀国也许只是神话传说中的国家，事实上根本不曾存在过。
直到1986年，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村发现了两座商代祭祀坑，这一考古发掘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它不仅直接证实传说中的古蜀王朝不仅存在，考证了作为长江上游古代的文明发源地，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他的地位是中国古代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发现为中国古代文明宝库又增添进一辉煌宝藏。
据一些史料记载：“蜀山氏与蚕丛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是古羌人的一个分支。蜀国不只拥有单独的一个王朝，在秦灭蜀之前，蜀分别由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诸族统领。开明五世之前，蜀国的都城建于广都樊乡（即今天的双流县）。到了开明九世建都于成都。开明十二世时‘五丁力士’开辟了石牛道，打通了从蜀至秦的信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时秦国灭掉了蜀国，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灭蜀后，蜀人残部一支在王子安阳王带领下辗转南迁，最后到达交趾，在现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并持续了一百多年。”
这些简单的文字大致为我们勾画了古蜀的轮廓，但是里面众多的细节、里面文明产生的辉煌瞬间都需要我们一一去发掘，还其血肉补充为一个真实的古蜀。要挖掘掩埋在历史喧嚣中的这个朴素迷离的国度，并非易事，因为有史可考的资料有限为对他的研究造成很大阻碍。人类在早期蒙昧时候，更多史实都隐藏在寓意深刻的神话传说里面，所以对古蜀国的探究主要依靠古蜀与中原发生关系的传说，由伏羲、女娲、炎帝、黄帝、颛顼、大禹到古蜀五祖，来解读神秘的古蜀国。
古蜀的文化，同中原的“三皇五帝”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这种关系丰富了蜀国古文化自身的特点，引出种种富有文化想象力的神话和传说，也为后人探寻这个迷失在历史中的国度提供了线索，帮助后人可以一点点还原历史的真相。
蜀族是一个不同于华夏族群的古老民族，由于地域相隔遥远，他们与华夏族群之间的交流联系不多，这就让古蜀在上古时代一直独立发展，保证了其文化的相对独立性。
《华阳国志》里记载：“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即岷江流域的岷山地区）女昌濮为妻，生子高阳，是为颛顼；颛顼称帝后封其后代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三代”。黄帝时期，帝为其子娶了一个蜀山氏之女，生下高阳。高阳之庶子，被封于蜀，世为侯伯。高阳此人，大有来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中的“高阳”，就是此人。依照这个说法，古蜀国很可能是黄帝的后裔。
早期的蜀族，仅仅是个原始部落，其最早的首领为蚕丛。蚕丛其貌威武，据说蚕丛的额头中间有只竖着的眼睛，有传说“二郎神”的形象正是依此所塑。蚕丛在今岷江上游河谷之中的蚕陵建立了部落式国家，蜀国在此落脚，至今较场乡还有《蚕丛故里碑》。不久，蜀国人发现了成都平原，这里土地肥沃，良田万顷。作为一个农耕部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片宽阔肥沃的土地正是部落生存的前提，成都平原是个适合休养生息的好地方。蚕丛带着自己的部落沿岷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历经艰险建都新津，古蜀国在成都平原落脚，这是其正式出现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蚕丛死后，柏濩氏继位为王，古蜀国逐渐壮大，成都平原养活了一方水土，人们安居乐业，柏濩氏迁都崇洲（今崇洲双河村古城），为使都江堰水能够长久滋润土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后有柏濩治导江（今都江堰境）之说一代代时代相传，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建设，古蜀人留下了杀猪宰羊“祀水”的习俗。柏濩氏以后，另一位著名的古蜀王鱼凫氏继位。鱼凫族本是羌族的一支，在夏末商初时率领本族自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古蜀国三代王的接替并非首尾相连，建国地点也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三个相对独立的古蜀部落，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融合。古蜀三族融合的时期当时正是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鱼凫成为古蜀王后，率领蜀人从茂汶盆地东迁至广汉平原，鱼凫部落的军事力量很强盛，鱼凫在此建立了国家——古蜀王国。这一国家的建立体制上是奴隶制，标志着古蜀国由原始氏族公社制进入奴隶制社会。而鱼凫正是古蜀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被永远地写入了历史。
望帝春心托杜鹃
“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是李商隐在《锦瑟》中的诗句。诗中咏的那位“望帝”，为濮人，原名杜宇，他率领部族进入古蜀境地，后与鱼凫争夺王位最终获胜，他建都郫县，由于做出的卓越成绩被后人谨记，他是继蚕丛、鱼凫之后，古蜀国历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国王。
杜宇执政时期，主张“教民务农”，鼓励发展农业，开放先进的统治让古蜀国人丁兴旺、作物丰收，很快整个国家实力有了很大发展，随着人口增多逐渐开拓国家的地域，其疆域也有了一定的扩展——北达汉中，南抵今四川青神县，西有今芦山、天全，东至嘉陵江。而岷山和南中等地又是他狩猎的园苑。杜宇的功劳是有目共睹的，他“自以功德高于诸王”因此称帝，号曰：望帝。据史籍记载，商朝末期，周武王兴师伐纣，兴盛起来的蜀国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古蜀国军队是伐纣联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之一，是推翻暴君殷纣王的重要力量。可见杜宇有一定的政绩，但史上也有记载说杜宇将自己的王位让给了一个叫鳖灵的人，此人是何方神圣？为何能让治国有方的杜宇将王位拱手相让？
史料中对此事并无详细记载，只是在民间有一个与此有关的传说。
杜宇执政时，蜀地水灾为患，无人能治理，此时有一位叫鳖灵的楚人，死后尸体随江而上，至蜀复生，杜宇就请他当宰相，负责治水。透过传说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出鳖灵与水之间关系甚大，他接受下杜宇交付于他的重担。当时蜀国四面环山，中间是盆地，水流不出去，鳖灵凿穿巫山，引导水流出去，形成今天的长江。然而，当鳖灵忙着决玉山、泄洪水时，杜宇与鳖灵的妻子之间却产生了纠扯不清的暧昧，最终两人私通。鳖灵成功地治理了水患，得到了蜀民的拥戴。史上传说受到良心谴责的杜宇于是将自己的王位让给了鳖灵，揖别妻子与姘头，独自隐于西山，也许这是将杜宇进行了美化，当时的情形，获得民心的鳖灵一如蒸蒸日上的红日，已经注定要替代杜宇的位置。
于是，鳖灵便成了新的古蜀王，号称开明帝，又叫丛帝。而鳖灵所建立的王朝，又称为开明王朝。这个时期是古蜀国鼎盛发展的时候，鳖灵治理水患之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古蜀国得到又一大的发展，开明王朝的综合实力大大超过了杜宇王朝。有了稳定的后方经济保证，从开明二世卢帝起，蜀军就开始南征北战，东攻西讨，这一时间古蜀国战国辉煌，曾“攻秦至雍”。时至战国时期，蜀国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大国家，有史料记载，此时蜀国的疆域“其北界已达陕南，汉中地区则全被蜀国占有；东界已过嘉陵江进入长江，势力远达鄂西清江流域”。
到了开明三世保子帝时，蜀国的国境又西推至青衣江流域一带，芦山一带收入了蜀国的版图；保子帝还大举向南兴兵，攻打青衣族，进而“雄张僚僰”，已将僰国牢牢控制在手中，保子帝还册封了一个僰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张，此时蜀国的疆域已经扩大到“东接于巴（重庆），南接于越（贵州中部），北与秦分，西奄峨（峨眉山）嶓（嶓冢山）”，开明王朝甚至还有属国和分封的侯国，此时的蜀国实力可见一斑，被称为“西南诸侯之长”也绝非浪得虚名。这个中国西南首屈一指的大国，势力足以与中原各国相抗衡。
然而，古蜀王朝虽然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盛极一时，但其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却不适应政治形势的日益变化。比起同一时期中原的各大诸侯国，蜀国致命的弱点暴露无遗，那就是，中原诸侯国已经进入到封建地主经济时代，并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让中原诸侯顺利地进行了社会制度的调整，带来国家生产力日渐发达。比如，商鞅、吴起的变法分别让秦、楚成为强国，锋利的铁器也开始用于铸造兵器。
而此时相对封闭的古蜀王国虽然版图大扩，但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国内的矛盾，蜀人自开明王朝以来，一直奉行奴隶制，以至在封建制萌芽的战国早期，蜀人仍然没有根本性改变。虽然已突破落后的奴隶制度，但实行的封建领主制依旧没有转变为进步的地主制经济。这必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蜀与秦、楚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兵戎相见”，深层次意义上说是两种文明与社会制度的对抗，经受了时间验证和竞争磨砺的中原文明占据了明显上风，而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上停滞不前，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弱势。
此时的中国并未统一，诸侯国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从未消停，古蜀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然无法独善其身。事实上，古蜀国与中原王朝的邦交关系，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古蜀人曾经如此不遗余力地与夏人、商朝人、秦人、楚人、巴人奋战，其大小战争多如牛毛。在一次次战争的冲击下，蜀人没能笑到最后，最终亡国灭族，更无缘逐鹿中原。曾经盛极一时的辉煌也随之而去，只是为史书增加了一篇华丽的章节，让人唏嘘。
古蜀的亡国之君
每一个王朝，无论开国是如何强盛，经济的腐朽必然带来王朝的覆灭，而在经济衰退背后必然会有一位昏庸无能的昏君。这是历史铁一般的规律，不容人轻视，更是时刻悬在统治者头上的利剑。古蜀国的灭亡，就跟最后一位蜀王的昏庸大有关联。
治水国王鳖灵的苗裔统治古蜀共十二世，直到最后一个姓名不详的国王，拱手将宗庙葬送于战国时期最大的猛兽——秦国。此时的秦国，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势力蒸蒸日上，连年发兵，一直对古蜀国虎视眈眈，只是一直苦于古蜀国势力雄厚，没有能够得到将其吞并的机会。公元前451年，古蜀国就和秦国有过一场大战。当时两国国力相差并不大，双方为了争夺一块土地，在“南郑”展开激战。
南郑，即今天的陕西汉中，其实直到三国，此地仍是不毛之地，但却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汉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间，进可出蜀入关中，退可固守，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是一块军家必争之地。因此，蜀人、秦人才不惜发动南郑之争。
战争刚开始，秦人猛烈的攻势让蜀人手足无措。秦人的偷袭轻易得手，如愿攻取南郑。然而蜀人却不甘心，又集结兵力反扑。秦人早已做了准备，在此地筑起了城墙，易守难攻，因此，蜀人历经10年的鏖战，才将南郑艰难收复。这段历史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称之为“南郑反”。那么蜀人收复这些地后是否真正好好利用，发挥出这块军事要地的重要作用了呢？
不知为何，南郑被收复后，蜀人并未将其作为前哨，只当作一片领土，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摆设。他们并未想以此为据点，一举歼灭邻国秦人，而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在成都平原上过起了安逸的日子，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走出来。
并非蜀国人不知这个关口的重要性，疏忽大意的背后是一双昏庸的手执导了这一切。此时的蜀国，内有一位贪婪、好色、昏庸、无能的国王，外有虎视眈眈的诸侯国。外加上奴隶制发展到此时的制约。内忧外患交织，蜀国的灭亡似乎已成定局。许多史学家都认为，蜀国最终的灭亡与最后一位昏君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甚至有人说，蜀国的灭亡就是拜这位昏君所赐。为何他会落得这样的评价？史料中记载的一些小故事给出了答案。
有一次，末代蜀王想调侃秦惠王，就写信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军事演习，他本以为秦惠王不敢来，没想到秦惠王却大胆赴约。心高气胜的蜀王想在秦王面前显示，然后却不慎露出了自己的破绽，蜀国军队的兵制在演习中被秦人一览无余。秦惠王摸清了蜀国的底，暗笑蜀王。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秦国对古蜀底细的清醒认识，为后来蜀国为秦所歼灭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次，蜀王在山谷中打猎，遇到了同样出来打猎的秦惠王。两人初相逢，一见如故，秦惠王送给蜀王一筒金子，蜀王回赠了一些珍玩。奇怪的是，秦惠王将这些珍玩带回去，竟都化成泥土，秦惠王勃然大怒，想立刻动兵伐蜀。有大臣前来劝阻，先是说道：“大王不要冒火！这是好兆头——化为土，意味着大王将得蜀土也。”看着秦惠王转怒为喜，大臣才开口劝秦惠王做好周密计划再发兵不迟。蜀兵虽不可畏，但“蜀道难”却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可以说，险要的地形正是蜀国的天然屏障。
冷静下来的秦惠王自然不会不考虑这一因素。在几位大臣的策谋下，便想出一计，引蜀王就范。他命人造了五头大石牛，每天堆金子在牛的屁股后面，声称“此牛能下金”！蜀王听到这一传闻后自然想看看这一神物，便向秦国索要，秦惠王假意许诺，让蜀王派五名力士（史称“五丁”）来迎取石牛归蜀。
这五名力士个个非同凡响，据《路史》记载，称此五人来自武都（今绵竹），他们都力大无比。日常工作就是为死掉的国王搬立硕大的墓碑，同时也肩负警卫之职。蜀王就派这“五丁”劈山筑路，将石牛们运回蜀国。等这五力士回到蜀国时，一条由秦通往蜀的路已经修好。可石牛带回蜀国，并没有生出一点“金”来。蜀王便质问秦国的使臣，使臣早已有所准备，说出一套说辞，蜀王竟也相信了。
蜀王是个好色之徒，这一点在当时几乎尽人皆知。史料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荒唐之事：绵竹有一个男人，某日突然变成了绝色美女。蜀王知道后，就把此人娶来作妃子。后来该妃子病故，蜀王派力士们担土为其作巨冢，面积有好几亩，高达七丈。蜀王还亲自埋下墓碑，躺在坟前高声朗诵自己写的悼亡诗，曰《龙归之曲》，曰《臾邪歌》。
此时的秦王本已按捺不住，但多少还是有点忌惮蜀国的力士们，于是又心生一计想除掉他们。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347年），秦惠王假意对蜀王说：“你那个先是男人后是女人最终是死人的妃子没了，你一定很难受，我特意选了五个绝色佳人送给你。”蜀王大喜，赶忙派五丁前去迎亲。迎亲队伍到达梓潼时，中了秦军的埋伏，力士与美女无一幸免地全部葬身于突然崩塌的山下。蜀王闻讯后，失声痛哭，然而却并不是在惋惜死去的力士，为的却是五个素未谋面的女子，他还下令建筑了一座“思妻台”，以表示心中的哀痛。
蜀王的荒淫无度、昏庸无能，引起了百姓的不满，国内矛盾加剧。公元前316年前后，蜀国发生了内乱。蜀王的弟弟——被封在汉中的苴侯与蜀国的宿敌巴国勾结谋反。蜀王大怒之下发兵征伐。古蜀王亲率蜀军讨伐苴侯，并占领了葭萌（广元昭化镇）。
苴侯逃到秦国求救，秦惠王召集大臣商议。有秦臣认为，伐蜀不如先伐楚，但名将司马错有不同意见，他说：“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司马错的谋略逻辑严密，纹丝合扣，足见其对天下局势的清醒认识，在战场血洗的背后需要的正是这种可以吞并天下的智慧。司马错的话秦惠王觉得有道理，于是便派军以帮助苴侯为借口伐蜀。骄兵必败，一向不可一世的古蜀没想到秦军来势汹汹，蜀王仓促应战，被秦军大败，最后逃到武阳（今四川彭州），死于秦军刀枪之下。蜀王太子及蜀国太傅、丞相等率残部逃到逢乡，败死白鹿山（四川彭州境）。秦军一路高歌猛进，占领巴蜀。这年10月，秦军扫荡了蜀国的反秦势力，一举兼并了蜀国，蜀国至此灭亡。
古蜀国灭亡后，蜀地从此成为秦国的粮仓，蜀国群公子先后被秦封于蜀，但贬蜀王称号为蜀侯。当然，开明王的诸公子中也有没投降的，最为著名的就是号为安阳王的蜀公子，蜀亡后他即率所部兵将三万辗转南迁，来到了交趾（越南河内）一带，不久后建立了安阳王国，这个王国也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曾称雄达百余年。这个风光一时的王朝与夏王朝同时建国，共历1754年。两千年光阴就在征战、平静与动荡的辩证中一晃而过，剩下历史青烟一枚，任随后人评说。
古蜀王陵的珍贵“遗产”
古蜀国虽然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曾是一个经济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古蜀文明，为中国历史发展增添了华丽章节，让人叹服。当后人在面对古蜀出土的文物史料中，面对一个没落王朝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虽然剩下的仅仅是残垣断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中窥见古蜀文明的光耀。
1980年，一座公元前440年的古蜀王陵被发掘。这座王陵坐落在成都新都县马家镇，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马家场（堡），故称马家堡大墓。有资料记载，此次马家堡大墓出土的文物主要有：成套青铜礼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118件，铜礼器中有五件一组的列鼎、壶二式各5件、缶一对、有盖豆一对，还有敦、鉴、盘、匜、勺、鍪、釜、甑等；有编钟五件一组；兵器有戈、矛剑、月、钺等，生产工具有斧、削、凿等。
出土的200余件文物中属于巴蜀者占百分之六七。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文物具有楚及中原文化特征。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古蜀国与中原之间有深深浅浅的往来，并且互相文化产生影响。《华阳国志》中说，开明王朝第一世的丛帝来自于楚国，文物中楚文物的出现证明此说不误。文物中有中原文化特征也证明古蜀王朝在两千多年以前与中原就有密切往来。
研究人员还发现，文物有被盗的痕迹，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有一批车马器，但今人已无法再一睹其风采。这些文物中，最抢眼的当数青铜器，它们出土时皆光泽如初，极为精致。经研究得出结论，早在商朝时期，古蜀王朝的青铜和金银工艺技术就已经十分发达，其水平与中原不相上下。
古蜀王陵的不断发掘，一点一滴在人们眼前展现出一个繁荣的王国，不断充实了人们对它的记忆。
2000年，成都商业街又出土了一处大型船棺葬，这处船棺葬属于开明王朝已经死去的诸位蜀王。研究发现，它们是由其他地方又迁到成都的。船棺葬上面，还有过豪华的宗庙及一些陪葬物。可见，当时的蜀王对这一次迁葬非常重视。在今四川温江通平镇，也出土了柏濩、鱼凫王陵及鱼凫王妃墓；今四川郫县郫筒镇望丛村，出土了望帝、丛帝陵。这两个王陵基本上是按照浙江绍兴大禹陵的形制建造的，是四川目前出土的最大帝王陵寝。由此不难推断，当时的蜀国领导阶层之奢靡，同时似乎也说明了，蜀国领导层的精力并没有完全放在治国安邦、逐鹿中原上。
在部分棺葬物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些一次性埋葬的尸骨，研究人员推断，这是用来殉葬祖先的人牲。从时间的推测来看，当时在中原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早已销声匿迹了，而古蜀国却对此依然热衷，由此可以窥探出蜀人当时文明程度的滞后。有学者认为，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古蜀衰落与灭亡的原因之一。
当然，古蜀王朝也有其自豪与骄傲。除上文提到的青铜和金银工艺技术十分发达以外，古蜀还有一些很值得称到之处。首先，古蜀的水利事业比较发达，史料记载，金堂峡、玉垒山、乐山离堆都始凿于蜀开明时期，秦蜀守李冰建设的都江堰，就是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加以完善的。其次，古蜀的都城建设比中原地区发达，甚至时间也比中原早一些，其重要的证据是：三星堆商城遗址面积26平方公里，而成都商周遗址面积达15平方公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蜀城市大于同期的中原城市。第三，巴蜀文字出现时期较早，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国除汉字外唯一发现的先秦文字，说明蜀国的文化起源较早。同时，这对考古发掘来说非常重要，也为历史研究人员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