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他的死引发了种种猜测，人们怀疑的矛头自然指向袁世凯。随着杀人凶手的离奇死亡，和幕后黑手的神秘失踪，案件变得越来越蹊跷。听说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立刻从日本赶回上海。随着善后秘密大借款的公开，袁世凯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国民党和各党派人士的攻击矛头。一连串的事情，最终引爆了“二次革命”这个炸弹。
总理离奇暴毙
1913年3月30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宋教仁追悼大会，那个场面可以想象，一千多人，为了宋教仁之死愤愤难平。
赵秉钧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凶手，他派了一个代表来吊唁。国民党人一看，更加来气，纷纷指责杀害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就是赵秉钧。
赵秉钧的代表王治馨高声辩解：“洪述祖虽然是总理的秘书，但总理对这事情确实毫不知情，有人要杀宋先生，但这个人绝不是总理，总理不能对此负责，自有人对此负责。”
王治馨话里有话，人们纷纷猜测那个要杀宋教仁的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袁世凯？
为了替自己辩白，赵秉钧还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讲自己跟宋教仁的关系是如何如何地好，一个是内务总长，一个是农林总长，没有半点瓜葛，而且我很佩服宋先生的人格，我们从同事变成无话不谈的好友，他离开北京时欠的钱还是我帮他还的。
赵秉钧说这些话，除了引起舆论的猜测和骚乱，对真相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不过，袁世凯看到报纸时，脸上阴云密布。赵秉钧跟随袁世凯多年，一直非常干练，但处理宋教仁这个案件时他开始犯糊涂了，为他后来暴毙埋下伏笔。
不久，赵秉钧称病辞职，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随后，袁世凯解除了赵秉钧的总理职务，任命他为直隶总督。
1914年1月19日，应桂馨被军政执法处的人杀死。报纸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指责赵秉钧杀人灭口，想通过杀害应桂馨让宋教仁案不了了之。赵秉钧觉得自己很冤枉，发电通缉凶犯，并向袁世凯抱怨：“以后还有谁肯为总统做事？”
2月26日，赵秉钧突然暴毙身亡，后来查明是食物中毒。赵秉钧暴毙让宋教仁案变得更加复杂，袁世凯再度成为人们的怀疑对象，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称呼：终极幕后主谋。
不过，赵秉钧死后，袁世凯非常沉痛。人们又不由地陷入了怀疑之中，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不是袁世凯杀的，要么袁世凯的演技太好。当然，赵秉钧被“他杀”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赵秉钧本身就是特务头子出身，杀的人得罪的人不知有多少，想杀他的人估计可以排成一条长龙。
那些认为跟袁世凯无关的人是这样判断的：他们觉得袁世凯做事非常谨慎，像刺杀宋教仁和赵秉钧这样的事太鲁莽了，不是袁世凯的风格。袁世凯究竟是什么风格？很难用语言表述得清，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政敌，袁世凯会先收买，一旦收买失败，他会毫不留情地打击。
是温柔还是鲁莽，袁世凯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目的是否达到。赵秉钧暴毙这事发生在二次革命后，这里提前讲讲，是因为他的死跟宋教仁案有牵连。
赵秉钧之死当然也是个悬案，袁世凯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
秘密借款再惹风波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这是喜事，但中国的事情向来是峰回路转，祸福相倚。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宪法，先有正式的宪法，然后才有正式的大总统。会议现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不是平心静气地提出观点和讨论，而是互相争吵，拍桌子、发脾气，少数性格火爆的直接抡起拳头。爱因斯坦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那么，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过程也是值得欣慰的。
此时，还传来一个好消息，国际上终于出现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了。这个国家不是列强，而是巴西。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听起来非常寒酸，但一个和一个都没有是有本质区别的。孙中山当时建立中华民国时，周游列国，可惜没有得到一个国家的承认。
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感觉自己进步了。
但实际上，这时中国的处境很不乐观，各方面的势力一触即发。宋教仁之死已经让国民党胸中烧满了怒火，因为黄兴的克制，才没有爆发。
很快，袁世凯秘密搞的“善后大借款”被人发现曝光了，“善后大借款”也是一项不平等的条约，以出卖中国的盐税作担保，向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大家知道本来是六国银行的，美国是个很特别的国家，他非常看重人权和主权，他们认为这个条约太过分，对中国主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们不想扮演坏人的角色。
借款这事要一分为二地说。首先，确实出卖了国家的主权；其次，也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事，没钱总得低头。做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穷的时候哪顾得上尊严。没钱的话政府运转不了，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
这个消息捅出来后，国民党一片哗然。“善后大借款”无异于火上浇油，好像唯恐国民没忘掉宋教仁被杀一事。当时大家的主权和民主意识特别强烈，袁世凯这么做事是公然违背宪法无视国会的行为。首先发难的还是国民党人。
黄兴发出通告，公开反对袁世凯借款；孙中山给五国银行写信，让他们停止向袁世凯贷款。议员们也纷纷表达对袁世凯的愤怒，要求弹劾袁世凯，并且声明：借款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无效。这个娄子越捅越大，反对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不过，五国银行唯利是图，不管这些，仍然答应借款给袁世凯，首先预付了200万英镑。就在中国反袁的潮流越涌越大的时候，国际舆论却恰恰相反。5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承认袁世凯政府；第二天，古巴也承认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老牌西方列强也向袁世凯表示，等他当上正式大总统，也承认。
5月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联名反对袁世凯善后大借款。这一天，众参两院否决了袁世凯的借款议案，并且列举了袁世凯三大罪状：暗杀国民党领袖、用武力蹂躏共和、擅借外债。
袁世凯意识到决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不忘记传统的伎俩，组织了一个“血光团”，密谋刺杀袁世凯。结果还没有行动，就被抓获，审讯之后发现是黄兴策划的。究竟是不是黄兴策划的，存疑。我们不能光凭袁世凯的一面之词，他显然很需要一个理由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和维护正义的人。
袁世凯公开痛斥孙中山和黄兴：“我受四万万人民的托付，管理这个国家，如果你们一定要跟我捣乱，为了国家利益，我绝对不会手软的。我袁世凯自信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不比人差，不信你们可以试试。如果你们敢另外成立政府，我一定要领兵讨伐。”
此时，袁世凯意识到在现代的政治斗争中党派的重要性，便火速将民主党、共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主要是由立宪派组成，黎元洪担任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等为理事。这样，袁世凯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一群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党在战斗。一个党和一群人是有所不同的，党比群是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对于联名反对自己的五个省份，袁世凯立即采取了措施，免职的免职，调任的调任，总之，反对我的都给你好看。
又革命了
从小看历史书的我们，都熟悉二次革命。二次革命通俗的说法是“又革命了”。
为什么又要革命呢？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得很复杂，也可以回答得很简单。历史书上就写得很简单，答案是袁世凯破坏了共和。这个说法没错，袁世凯确实破坏了共和，他对南方五省实行的铁腕政策完全没有经过国会同意。
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敦促下，首先宣布江西独立；一向好脾气的黄兴也成立了讨袁军。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这情形跟辛亥革命时非常相似，所以叫做二次革命一点也不过分。
二次革命虽然声势浩大，但除了江西、江苏具有军事力量外，其他地方都是虚张声势而已。最糟糕的是，这次革命并没有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也没有得到社会中坚力量的认可。
袁世凯早就说过，他不怕国民党武力夺权，就怕国民党以投票选举的方式夺取政权。现在，国民党宣布闹革命，等于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国民党的长处是选举、演讲、立法、组阁等等。
事实证明袁世凯打仗确实有一套，在江西战场上，他水陆并进，一口气拿下九江、湖口；在南京，冯国璋的部队没花费多少功夫就攻下南京。袁世凯轻松地获得这场拳击赛的胜利。
二次革命历时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和黄兴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轻松取得胜利后，袁世凯终于又找回了以前那种感觉，当大总统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感觉很郁闷，甚至自我感觉都很糟糕，怀疑自己没有治国的能力，怀疑自己是个不合格的领导者。这一仗打出了自信心，打出了他一世枭雄的本色。
袁世凯发现国民党不堪一击后，决定利用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战果，想起以前收不到税的痛苦，削藩是必须的，铲平地方势力，实现国家统一才能治国根本。
小枪杆子看到大枪杆子，没有办法，只能服输。袁世凯一鼓作气地统一了南方，接着是杯酒释兵权，解除国民党人手中的权力，当然，必须用一种听上去悦耳的借口。完成这一切后，袁世凯将自己的亲信调任到各个地方。
玩弄权术是袁世凯拿手的本领，经过他的整合，全国的政权基本上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时，袁世凯不仅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更感觉找回了自我。因为这一仗，袁世凯在国际上的威望骤然攀升，有人甚至把他比作中国的拿破仑。
此时，强人政治开始了，民主政治开始谢幕。
胜利激发称帝的欲望
1913年的夏天，那是相当地热，热得就跟袁世凯的心一样。
袁世凯的心是滚烫的，整个中国都在自己的控制下，他想凭借手中无边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治理整个国家。回想起早年写的那首诗：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此时他似乎真有当救世主的机会。
命运在等你呢！袁世凯。
袁世凯感觉到命运的召唤，不过他似乎把命运的意思稍稍理解得有点偏差了。命运说：袁世凯，你误解我了。可是袁世凯已经听不到，他沉迷在胜利迷梦中，以前，他在共和和专制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痛苦而纠结。
现在，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帮主张共和的国民党人不堪一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共和并不是什么好制度，说明了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说明了如果中国搞共和也会变得不堪一击。至少内心深处，袁世凯相信：专制是个好东西，专制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独裁者，不是议会选举。议会选举可以要，但主要是用来装饰，就像圣诞树一样，表示我们也很西化。
袁世凯的司马昭之心开始显露出来，之所以显露是因为底气，底气来自于实践，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司马昭比华盛顿更适合中国国情。至少袁世凯是这样认为的。
袁世凯是个亦新亦旧的人物，炎炎烈日下，他叼着雪茄坐在藤椅上，正在一棵大树下想事儿。
这时，段芝贵走了过来。段芝贵刚从江西那边回来，向袁世凯禀报江西那边的情况。
袁世凯听完后，眼睛闪着光芒说：“不到两个月，乱党就被我们荡平，现在全国统一，真是大快人心。”
段芝贵跟袁世凯这么久，深深地了解这个人的脾气和欲望，他想借机拥戴袁世凯为皇帝，自己正好可以弄个开国元勋当当。
这么想，段芝贵便用试探的语气说：“自从搞什么共和，乱党们就打着民主的口号，专事和中央捣乱。这么下去，国家怎么可能治理得好？现在大总统轻而易举荡平乱党，孙中山、黄兴这些乱党魁首已经逃到海外，现在四海归一，人心思治啊！大总统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将共和这个招牌换掉，恢复帝制，还是帝制好啊！帝制以后，谁还敢作乱呢？”
袁世凯听了，肉笑皮不笑。这个段芝贵确实说到了他的心坎里，不过他很清楚称帝这种事情急不得，一急就要出事。就像登台阶一样，得一步一个台阶，最后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
段芝贵见袁世凯表情复杂，不知道他是赞同还是反对，心里忽然没底。
袁世凯很淡定地说：“现在不是议论这种事情的时候。”
段芝贵忙不迭地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