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陈立夫仍很自负，在一次报告中，他曾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七年的历史。他毫不谦虚地说：“我于教育行政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学教材，统考统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这些成就固然与我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还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权威。是他们的建议帮助了我的决策。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说到这里，陈立夫站了起来，道：“章益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顾毓秀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吴俊升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陈立夫道：“我代表我个人向三位当年曾给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一阵热烈激情的掌声。
回忆历史，陈立夫的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迈得既坚定又艰难。
统一招生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招生机构的设立，变多方自招为一家统招；二是统一考试，亦即时间统一、试卷统一。追溯起来，原是抗战前的打算。陈立夫上台后，国民政府已退缩山城重庆，这是个地处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试想全国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烽火战场，要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搞统一招生考试，难度相当大。一是难在各地时间的统一上，试卷的保密送达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牵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监考机构的安排，也是一个难题。主要是换地区人员监考，这也有一个人员组织和交通问题。三是统一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又在战争中。总之困难重重。
在这困难面前，不少人顾虑多多，还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等战争结束再统招统考不迟；或说政府在西南后方，交通不便，不便于指导；或说沦陷区和后方的招生难以协调等等。
开弓没有回头箭。
陈立夫是改革者，他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同时他还认为，谋事在人。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研究方案落实的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他们把方案做得尽量完善，万无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前面，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应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一个朝霞似火的早晨，作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终于拍板施行，结束了一夜的长会。太阳又是新的，他们没有休息，又投入实施的“战场”。这年正是1938年。中国统招统考的实行，伴随着抗日救国的烽火燃烧起来。
陈立夫坚守阵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因为理论和实践总有一段距离。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显然比预料中的要大。比如交通方面，各考区分散在后方，试题全靠派员乘飞机专送，万一遇到类似天气、机械故障之类的阻碍，试题就难以在统考那天到达。又如，战时敌机空袭频繁，万一考试的那天，有敌机骚扰，学生闻警离场，统考的筹划就被破坏了。再如试题的保密问题，因为是分区复印，增加了全过程监控的难度。
恰巧在统考那天，重庆山城有一考场被日机轰炸。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按预先的准备执行，启用预备考场。结果撤离后的学生很快进入预备考场，时间虽然推后了40分钟，还算没有影响考试的进行。
第一年统考统招工作，虽然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总算顺利。在公开场合里，陈立夫高度评价了准备工作的“周密”，与具体办事人员的“勤谨负责”。第二年，为保险起见，陈立夫总结经验，稍作改动，把十九省市划成几块，改为分区联合招生，看似大统一的退步，其实倒是切合实际、可用可行的局部统一。统招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三年，统招工作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然而，在贯彻过程中，有的因为早先习惯自行招生而反对统一招生的院校，眼下却因为习惯了统一招生不乐意联合招生了。听着嘀嘀咕咕的噪音，善于从生活现象中提炼人生哲理的陈立夫，顿生感慨，叹谓：“惰性二字，世人痼疾，即便面对良法美意，也是难于图始，而乐于现成。真的到了分区联合做出眉目之后，他们或许又属于撑顺风船的那类了。”
据陈立夫回忆说：
“为了统一大学生入学水准以及解除高中毕业生各处奔波参加各大学入学考试的困难，我决定在后方十九省市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为此，“教育部成立了统一招生委员会，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阅卷事宜。考试日期由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主办，由部公布”。
这个制度连续试行了三年，陈立夫对结果比较满意，他说：“对于整齐入学水准免除学生奔波之苦，并保证录取的公正无私，又可减少各院校个别办理入学考试的浪费，实属一举数得。”
对于大学考试制度的改良，似乎要简便许多，用陈立夫自己的话表述，即“改进毕业考试的办法，除学期学年考试外，增加了毕业总考”。陈立夫的这条改良设想，缘于他对欧美教育的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欧美大学，处理学生毕业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平时无成绩考核，毕业考试算总账，如德国就沿用这种办法。再就是注重平时及学期考试，考试及格，给予学分，如美国就通行这种办法。陈立夫经过比较，认为美国的方法较好，中国的大学，应采用美国模式。国联教育调查团认为美国这种模式“至不妥当”，当时曾建议改为“最终试验及格”的方式，没有被当局采用。
后来陈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线，也就是略改原制而另加毕业总考。因循此法，每学期学年有考试亦是累积学分，但要求学生必须修足四学年课程，才可以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试除了考末一个学期的课程外，还须举行毕业总考。之所以要这样做，陈立夫的理由是：“平时有学期学年考试，对于学生之学习进程，随时有督促与考核，但不是只要求学生累积若干学分，即可毕业，而要在举行总考时，使学生对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通盘复习，使其对所获知识作最后之整理而得系统的了解，不致东鳞西爪支离破碎，有学分制之流弊。”作为一种解释，陈立夫相信它的说服力，相关的评价当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后，他仍然认为，“此种折中办法，比德国及英法两国类似的办法，也尚胜一筹”。
“统制教育”与费氏夫妇结仇
陈立夫在推行他的统考统招工作中，随着时间的推进，日军炮火的延伸，中国的华北、华东已成为了日军的控制地，大批山河沦陷。一批批的逃难者，从前方拥向后方。他们中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还是穿长衫的知识分子。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指示，要对口安排，即文化口安排文化口，教育口安排教育口。陈立夫作为教育部长，有责任承担起教育口的安排。
开始时，从战区和沦陷区来的学生、教师还少，还好安排。可是随着形势发展，逃难者越来越多，一时人满为患。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排，急得教育部的官员团团乱转，束手无策。
“给我一支烟。”从来不抽烟的陈立夫向部属要了一支烟提神。
接着又有两名教师带领12名学生到了教育部的门口。陈立夫说：“城里已满，那就安排在郊区吧。小王去办一下。其余人继续开会。”
这次会是难民安置会，从下午3点直至晚上9点。目前，难民安置已打乱了正常的工作节奏，成了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我发言。”顾树森向陈立夫举起了手。
“好，大家静一静，听听树森的意见。”
顾树森说：“我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当地区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予以收容。另外对一部分中学教师和一些小学教师、社会教育人员，设立战区中心小学教师服务团，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维持生活。建一座学校，就能安置1000到3000人。这样既能使学生不失学，教师也能有活干。各得其所。比那就安置而安置显得主动。”
“树森的意见很好。今天的会没白开。”陈立夫立刻表态支持。
会后，他先在河南淅川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门收容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逃亡后方的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各临时中学去掉“临时”二字，改为国立中学。
接着，陆续在陕西安康设立国立陕西中学，甘肃天水设立国立甘肃中学，湖北郧阳设立国立湖北中学，陕西洋县设立国立山西中学，湖南乾城设立国立安徽中学，分别收容各战区陆续退到后方的中等教师和学生。后来，陈立夫将这些国立中学，按照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定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学，到1942年，共成立国立中学22所。此外还专门设有招收妇女教师和女学生的国立女子中学；还有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华侨中学和其他特设的国立艺术中学。
另外，还有一些大、中、小学成建制地从沿海地带搬迁后方。在搬迁中，由于日机的轰炸，人员流散，已不能单独成校。陈立夫便把这部分学校，收拢合并，采取战时措施，成立联合学校。其中以中、小学联校居多，大学也有，最为著名的如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设在西安的“西北联大”。
国立中学的设置，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职业各科训练等。国立中学校长人选，由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休掌握，经费的支配和发放，由总务司长章益掌握。陈立夫基本上管不了各联合大学，但对各国立中学控制极严，意图防范各校教师、学生思想“左倾”。为了约束学生，他大发国民党入党志愿书和党证，动员中学教师和学生整批入党或集体入党。为了随时观察学校动向，有的学校发展不了CC分子，他就派人强行打入，充当教师或学生。有的充当教师或学生的CC分子，既不教课也不学习，整天在学校四处乱逛，查找别人的思想问题。
对于沦陷区，陈立夫基本上根据《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制定各种管理方法。将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九省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四市划分五个教育指导区，每区设置专员，负责办理从沦陷区撤退到敌踪不到地区的各中等学校的事情。1939年“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重新划全国沦陷区为70区，由陈立夫亲自指挥。“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下辖三个组，分别主管特别教育、战区教育和战区救济工作。
陈立夫任教育部长除了安置战时流散教师、学生，恢复教学秩序外，更重要的是统制教育，也就是让教育完全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这也是蒋介石让他出任教育部长最重要的目的。陈立夫统制教育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