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微不至的母爱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烙进幼年心灵
孔祥熙出生以后，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仍算当地的富户，生活上还过得去。他在父母的爱抚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幼年。
孔祥熙3岁时，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孔祥贞。新生的妹妹没有影响母亲对孔祥熙的管教。从4岁开始，父母就对孔祥熙进行启蒙教育。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母亲庞氏能背诵不少唐诗宋词，还写得一手娟丽的蝇头小楷，她把知识的灌输融进她对儿子的母爱之中。夏日的树荫下，冬日的炉火旁，母亲一遍又一遍教孔祥熙背诵这些朗朗上口的古代诗词和一些华丽的骈文。孔祥熙虽无法理解它深奥的含义，却也背得滚瓜烂熟。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父亲孔繁兹始终不忘“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他是带着他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来对他进行潜移默化的。
又过了一年，父母看到小小年纪的孔祥熙聪明过人，认为再这样零打碎敲地教育有些耽误时光，便开始制订计划，让他系统地学习一些知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三字经》成了孔祥熙第一本启蒙读物，不仅是会背，而且要理解要义；要学写字，不仅是照抄，还要能够默写。
读完《三字经》接着就是《论语》。
可惜，孔祥熙还没学完《论语》的时候，母亲庞氏却患了重病。庞氏在程家庄以贤惠闻名。她从不搬弄是非、说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对家里的佣人也不盛气凌人。她家里有一个帮她照顾孩子的丫头，有一次孔祥熙自己乱跑乱闯跌破了额头，家里其他人都很着急生气，纷纷指责小姑娘没尽到责任。这穷人家的孩子，小小年纪不能读书，因生活所迫到富人家里做侍女混口饭吃，本来就够可怜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她就是分辩也是没用的。小姑娘可怜巴巴，唯有流泪，等主人处置。倒是庞氏动了恻隐之心，在看了孔祥熙的伤势，确认并不算重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替小姑娘解了围，使她能够留下来。这件事使庞氏得了体恤下人的名声。现在庞氏患病，孔家一家上下无不痛心，想方设法给她延请名医医治。抓药煎汤更是不惜花钱。那时候医生看病往往看人下药，有钱的人家就开些名贵的药，贫穷的人家就只开些对症的药。庞氏龙髓凤脑吃了不少，怎奈病情却不见好转，几个月之后，她抛下了恩爱情深的丈夫和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撒手人寰。当地有句俗话说“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意思无非是说母亲心细，对儿女关照周到体贴；作为男人的父亲一般粗心，往往对孩子照顾不周。孔祥熙6岁失去母爱，本来会在他心理上造成缺陷，但他成年后自称对这一点感受不深。
因为父亲孔繁兹用格外的父爱填补了母爱的真空。
为呵护孩子父亲誓不再娶，却不幸染上了鸦片瘾
失去了女主人的井儿院，顿时失去了年轻女人的咯咯笑声，没有了带着对儿女一往情深的母亲的声声召唤，井儿院变得沉寂了。
受这件事打击最大的是孔繁兹。昔日天天同床共枕的妻子突然离去，剩下的尽是些人去房空、冷衾孤枕，还要为两个孩子操心吃穿，过去根本不用他过问的事情，现在必须由他样样亲办，精神上的打击加上日夜操劳，人日见消瘦。
还在庞氏刚刚去世时，就有人张罗着给孔繁兹续娶一房妻子，可孔繁兹由于对亡妻感情太深，无心操办。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第一个恋爱的姑娘因不容于老式的家庭，被生生拆散了，感情上始终像背着一个包袱，欠着一笔债。好不容易和庞氏建立起了感情，竟又横遭如此变故，他已心灰意懒。当有人再提起此事时，他竟吟起了唐人元稹悼亡妻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别人看一时在他心中摆不上日程，只好由他先度过一段心理适应期再说。
孔繁兹亲自带两个孩子苦度日月的时候，又碰到一件事。一次他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跟他一样，前两年妻子亡故，只是不久又续娶了一个太太。自从太太也生下自己的儿子以后，家里就再没了安宁。邻居不断给他说前妻生的孩子备受折磨，可回到家里，太太又不断向他告状，说原来的孩子多么不成器，成天孩子哭，大人闹。他不管不是，管又没法管，因为他毕竟不能整天守在家里。朋友给他诉苦之后，孔繁兹相信了当地人经常说的一些话：“门道底下的风，后老婆子的心”，“后娘打孩子，内里使劲”。要想让这两个孩子不受后娘欺负之苦，只好委屈自己，永不再娶。
但孔繁兹内心的苦处毕竟无法排遣，他不幸染上了鸦片瘾。
“咸丰坐了11年，口里口外种洋烟”，这是太谷流传的一首民谣。既然种植洋烟（鸦片），抽它的人就不在少数。“南庄的架火太谷的灯，徐家沟的铁棍爱煞人”，太谷的灯是什么灯？烟灯。这在当时也是太谷的一大名牌产品，连《老残游记》都载了进去。抽鸦片是当时社会的一大弊病，孔繁兹苦闷无聊，既染上它，人也憔悴，钱也去得快。烟瘾上来，对孩子也疏于管教。孔祥熙只好自己寻找孩童的乐趣。很快，他加入了村里孩子到县城拣煤渣的队伍。别看山西盛产煤炭，太谷一带却无煤矿。为了冬天取暖，孩子们到县里大户人家和饭馆里倒出的煤灰中筛筛拣拣，挑那些没烧透的煤核拣回来备用。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够拣回多少有用的东西本在其次，主要因为可以以正当理由出去游逛，接触些新的环境，长些见识。但这样每次回来，孔祥熙总是弄得蓬头垢面、灰头土脸，天冷的时候，两股清鼻涕更是流得长长的，失尽了富家子弟的模样。
亲朋好友看这样下去不行，就力劝孔繁兹换个生活环境，免得在井儿院里进进出出，到处是旧物唤起旧人情，打不起精神。孔繁兹采纳大家意见，到城南15里远的南张村，当起了私塾教师。
孔祥熙也就跟随父亲，到那里上起了私塾。
环境所迫，父子同领“庸之”精微
孔祥熙上了私塾，就严格按照私塾里的规矩，扎扎实实学起了那套蒙学丛书，什么《千字文》、《百家姓》、《名贤集》、《神童诗》、《弟子规》，一本一本地啃。他最感兴趣的有两本书，一是《诗经》，因为那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不学诗无以言”，这涉及一个人的文化层次；学了《诗经》，说话作文才称得上文雅，“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文就是文采。《诗经》里的比、兴、赋手法，自然是最有文采的。另一本是《礼记》，“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人们做事做人的标准，懂得了礼才能立身做人。当然，这些道理都是父亲教他的，而有大志的他也认为这些至为重要。这两本书都不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一下子能学懂的，他首先需要很好地背诵课文，父亲则尽力为他讲解要义。这两本书他学了多年，一直到他上了教会学校，回家时还要向父亲请教其中一些问题。
孔祥熙是南张村私塾里年纪最小的学生。而且先生是他的父亲，不过这并没有成为放松要求的理由。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自然要求也更严格。下学以后，别的孩子去玩了，父亲总要督促再学一会儿。孔祥熙背书是一大拿手，他从小背诗背词打下了基础，比那些压根儿没接触过诗文的孩子自然多一些优势，课堂上孔祥熙总希望自己能露一手。每天一上课，先生让背诵昨天讲过的课文时，总有一些孩子吭哧吭哧地憋红脸，这时小祥熙总是把手举得高高的，希望由自己当众露个脸。可是孔繁兹却很少给他这个机会，挨个把学生叫完了，也不一定叫他起来。有一次孔祥熙真生气了，他一天闷闷不乐，留下的课文下学后他也不背，趁父亲没注意就一溜烟跑出去玩，直到掌灯时分才回来。父亲早做好了饭等他，看他玩得一身泥土，并未责怪。吃过饭，父亲督导功课时，孔祥熙气还未消，只气咻咻地说：“我不背了，背下背不下还不是一样！反正课堂上你也不叫我起来。”
知道了原委，孔繁兹心里又好笑又难受，小孩子好胜心强，这是好的，但还有深层的道理他就不一定能理解了。孔繁兹叹口气，给儿子讲起了道理：“我在这里教书，任务是把人家的孩子教好，并不是只教好自己的孩子就行了，那样，人家还聘我这先生干什么？我在家里教你不得了？你比别的孩子聪明，这我心里清楚，可是课堂上总让你盖过别人家孩子。时间一长，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你可知道为什么给你起的字叫庸之？庸者，中庸也。遇事要把握分寸。中国历来的现象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圣贤都知道明哲保身，藏愚守拙，大智若愚。只要在最关键的时候露出峥嵘，就足够了。绝不能天天锋芒毕露……”这一番话，深深刻在了孔祥熙心里，也才第一次懂得了自己名字的含义，从此他努力克制自己事事争先的欲望，功课上总是“拉屎攥拳头——内里使劲”，每次考试，父亲总要格外严格要求，多扣他几分，让别的孩子争走班上的第一名。孔繁兹的这个算计的确像他经商一样精明，很快显出效果。他初来时，班上不过八九个孩子，后来村里人都说他教学有方，尤其每次考了第一的孩子家长，逢人就说孔先生学问大，自己的孩子才上几天学，就考了第一云云。这等于是无形的广告，这所私塾很快兴盛起来，不仅本村的30多个孩子都入了学，就连邻村的一些人家也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
私塾的兴盛，给孔先生带来的不仅是束脩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名声。在乡下，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人得到尊敬，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它还是一个家庭可以遗传继承的一笔财富，让子孙后代受益。而孔祥熙也在父亲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他性格的基础。充分发挥了自己名字中“庸之”的要义精微，他此后在政界立足，总是圆滑世故，不肯与人直接对抗，不肯将势使尽、便宜占尽，凡事总注意留有余地，颇得“好好先生”之名。有人曾评价他的庸之是平庸，却不知他是有意为之，深藏城府，练达老到，以使自己处于进退方便的有利地位。
从6岁到10岁，孔祥熙在父亲身边，扎扎实实地读了四年古书，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实根基。第三章基督信徒第三章基督信徒
重病之下父亲带少年孔祥熙走进福音院
当一个古老的中国神圣家族的后代，拜倒在外来的耶和华面前时，在当地社会上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并管理世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早期的基督教反映了当时贫民和奴隶对奴隶制度的憎恶，罗马帝国曾对该教残酷迫害，后于第4世纪定为国教。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裂后，基督教也于1054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和东正教。16世纪，罗马公教内发生了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逐步产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脱离罗马公教的基督教新教各派。
唐朝初年，即公元7世纪，曾有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不过在中国的名称是“景教”。元朝时候，大约13世纪吧，又有一个派别传入中国，不过名字也变成了“也里可温教”。它们都没有流传下来。天主教曾于元代一度传入中国，后又于16世纪的明朝末年传入。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各派大规模传入，则是伴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开始的。
清朝光绪八年，也就是孔祥熙3岁时的1883年，美国在北京设立的华北基督教公理会董事部，派出了医士兼牧师的文阿德来到太谷，行医传教。中国人历来对外来的大鼻子洋人存有戒心，单纯传教困难重重。但是借着行医治病，就使传教变得容易了。因为他们带来的，毕竟是比较先进的现代西医，借助于科学的仪器，使诊病变得比较直观，不像中医的把脉那么玄奥。而且通过化学方法制成的西药针剂片剂，药效也来得快些。容易取得信任。文阿德到太谷的第二年，即在里美庄设立了公理会。1888年，他购买了县城南街的一所院子，挂起了“福音院”的牌子，既是教徒做礼拜的地方，也是他行医治病的诊所。文阿德除看病外，还进行卫生宣传，搞一些流行病的防疫，帮助瘾君子们戒除鸦片，渐渐取得了一些人的信任。
1889年，正在南张村跟随父亲读私塾的孔祥熙突然患病，先是痄腮，伴着发烧，耳朵下面一边鼓起一个大包。这是当地俗称“蛤蟆瘟”的常见病，经当地老中医调治，很快见好。不料几天以后，孔祥熙的脖子里又生了疮，这次的情况就很不妙了，任凭老中医怎么换方换药，就是不见好转，这疮包眼看越长越大，亮晶晶的，顶部已开始溃烂，流出恶臭的脓水。
孔繁兹爱子心切，已经发誓为了儿子不再续娶，可如今儿子患病，眼看不治，自然心急如焚。当地名医已经请遍，竟无一人有回春妙手。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福音院。不过，一想到要去求助于洋人，孔繁兹被自己的想法也吓了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