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蒋氏家族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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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迁都之争(2)

这次会议大大削弱了总司令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七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决议的重要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各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司令部执行。

这些决议,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缩小了。而且《对全体赏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着重指出:

“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出尔反尔,蓄势待发

且说蒋介石是独裁者,他一时的退,正是为了进。面对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约独裁者的决议,蒋介石是不会苟同的!

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时间到了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这时的蒋介石对一年前被他排挤走的汪精卫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此时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矛盾很大,汪精卫去武汉,必增加反蒋阵营的力量,若能把汪精卫留在上海,帮自己一把,日子就好过一些。

“欢迎,欢迎,汪主席一行。”蒋介石异常高兴,“今天我来请客。”

“李石曾已经安排好了。”汪精卫对一年前“蒋汪风波”还记忆犹新,说话不温不火。

正如李宗仁在回忆中所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汪精卫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回到上海的时候是4月1日,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等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

汪精卫道:赶走鲍罗廷,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再是分共,与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符。

蒋介石跳出来反击:这些共产党,我是恨死他们啦,他们一日不除,我是一日不安。在蒋介石带动下,其余人也加入了对共产党的人身攻击,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责任。

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人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听了汪的发言,大家不寒而栗。

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在欢迎汪精卫时开了两次会。出席者有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钮永键、汪兆铭(汪精卫)、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李宗仁等。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帮助蒋介石反共灭共。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决策辩护:“中国面对着的敌手不光是千年的封建王朝,还有一大串的外国列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打击我们的敌人。不然的话,敌人没打倒,倒乱了我们自己。子文,你是武汉政府派来的财政接收大员,我说的话对不对?”

至此,全会保持沉默不发一言的宋子文友好地点了点头。

“汪老兄,你说话绝对些。我看共产党不是什么好鸟。你是吃了共产党的薪水了吧?”

“你这是什么话?我汪某是行得正站得直,不像有些人说话掖着藏着的。”

“既然是这样,大家的要求你就答应吧?”

“要求什么?”

“留在上海,一起革命。”

“帮助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我不会答应。”

“你要不答应,我就下跪求你了!”吴稚晖一时激动,竟真的下跪在地上。

汪精卫见吴稚晖跪下来,连忙拔腿逃避,退上楼梯处,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的成分。接着汪精卫也乖巧地做了蒋介石的俘虏。

4月3日,蒋介石又召集以上这些人开会,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4月3日这一天,蒋介石还发通电,拥护汪精卫,通电全文如下:

广州李总参谋长、龙华杨总司令、南京何总指挥、汉口唐总指挥、九江宋总指挥、陈总指挥并转各军军长各师长均鉴: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篑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督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露,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荡军阀,恪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词军令,以明责任。各军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这则迎汪通电,看上去是蒋向汪精卫“俯首称臣”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蒋介石用“笑里藏刀”的阴谋,目的是迷惑汪精卫,制造舆论,争取蒋汪的新合作。

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

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汪精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从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个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地以为必须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了,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4月5日,蒋介石等正在开会,报上登出《汪、陈联合宣言》,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吴稚晖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4月5日晚,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知道后气愤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

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孙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斥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件”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即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

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弹在膛中,骨子里反动

如果说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是向共产党投石问路的话,那么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则使他真正地走向反动。如今蒋介石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北伐前,蒋介石仅有6个师,1个军,由于北伐的节节胜利,军队大大扩展,收编了不少军阀的部队,变成了40个军。同时又掌握着江浙等几个富裕的大省,再加上江浙财团的支持,蒋介石此时头脑发热,根本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置孙中山的遗嘱而不顾,彻底撕开了自己的伪装。于是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就开始了。

且说4月12日这天,凌晨1时,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就列队组织人马,全副武装,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每人发给赏金十元,从法租界出发,警车开路,去上海工人纠察队部门前动粗。

先是叫喊叫骂,半夜三更,工人纠察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值更的出门巡看,不巧被他们抓住。

“别误会,我们都是自己人。”那队员还在梦里。

“没有误会,抓的就是你!”说完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走上前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杀共产党!”

“我不是……”

“什么是不是,给我捆绑起来!”一位长官模样的走过来吼叫。

四个大汉手疾眼快,三下五除二给捆了个倒栽葱,扔上了警车。

这时,工人纠察队如梦方醒,立即集合队伍,奋勇抵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枪声爆响于凌晨的浓雾中……

此时,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来强行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12时,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已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岐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献身。

“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大肆屠杀昨天还与他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等20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再说上海大流氓黄金荣。

有史书记载,他是浙江余姚人,12岁到上海,24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然是“刑警”,可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由包探升为探目,再升为督察员,再升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1925年退休,仍被聘为警务处顾问,法国帝国主义三次授勋给这只走狗,可见此人的显赫。据《黄金荣事略》中记载,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购置了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惟亭乡下有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

在“数以千计”的黄门狐群狗党里,蒋介石就是其中一流氓。

据黄金荣的心腹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第十节《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记载,不难看出小流氓蒋介石的发迹,与大流氓黄金荣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