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王朝的历代君主恋栈，只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想更弦改张，从制度上进行革新，于是，有识之士就此进行了反思，马克思嗣后称之为的“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空想的特点是抽象，难以接近劳苦大众，另外，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解决无药可救的态势。正是因为脱离实际，因此提出的改革或改进现存制度是徒劳的。
社会主义思想家一致批评自由经济，但是，他们的灵感有时来自18世纪的唯物主义，有时取自福音基督教，有时干脆借自法国大革命的极端后果。他们对国家地位、经济发展、生产消费等问题上的看法亦与众不同。
圣西主义信徒发展、提升了圣西门的思想理论。所谓的“新教教皇”昂方坦（Prosper Enfantin，1796-1864），法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圣西门去世后成为这一学派的带头人，带人在美丽城小镇梅尼尔蒙唐（Menil mont ant，今巴黎城内）建立社会主义社团，但旋即被宣布为非法，成员受到追捕，入狱数月。梅尼尔蒙唐事件后，圣西门主义分成了几派。多数人或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摇旗呐喊（米歇尔·谢瓦里埃日后就成了半官方《辩论报》的主要编辑之一），或直接参与交通与信贷工作（昂方坦等人）。少数人则走社会主义道路，到外省接触人民大众，不过，在作经济、社会分析时，渗入了浪漫的梦想，过于离谱，受到舆论的抵制。他们影响所及也就是资产阶级青年而已，后者藉此标新立异，反对年长者，丑化正统、呆板社会。圣西门信徒发展了由国家来控制生产与交换手段，普及合作与组织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往往属于不同的作者。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之一，1772年4月7日生于富商之家，中学毕业后当过店员、推销员、经纪人等，开过商店。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洗礼，雅各宾专政之后，感到希望幻灭了，试图创立一种新科学，来为“政治精神开辟新的道路”。寻求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主张用改良的手段来改造社会。撰有各种著作，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设计“和谐制度”予以代替。代表作有：《四种运动论》（1808），《论世界统一》（1822），《新工业与协作世界》（1829）等。
傅立叶凭借崭的词汇、丰富的想象推出了一整套有关人的心理观念，以建立一个能满足各种欲望、有趣工作的社会。1832年建立名叫“法朗吉”的合作社，企图实现他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一个法朗吉通常由千把人组成，人人劳动，男女平等，免费教育，工农结合，没有城乡、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法朗吉的建筑物叫“法伦斯泰尔”，中心区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等。建筑中心的一侧是工厂区，另一侧是生活住宅区。这些团体以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为基础，大家自愿从事劳动，产品则归法郎吉所有。参加法郎吉的人员按时计酬，可有财产和遗产。傅立叶幻想通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案来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而达到人人幸福的社会和谐。这些理念体现在《社会命运》（1835）这本著作中，经孔西代朗（Victor Considerant，1808-1893年，法国哲学、经济学家）的宣传得到推广普及。著作还有《略论法朗吉制度》、日记《和平民主》、系列小册子《工业无政府主义》和《劳动组织》等，所有这些著作无不涉及社会的合理诉求，经由各民主俱乐部介绍给大众。
傅立叶主义的影响立竿见影，因为它作为社会主义关心消费甚于生产，这与圣西门主义截然不同；因为它更强调工作兴趣这一概念，而当时的劳动因机械化或节奏加快而变得越来越艰难。傅立叶主义批判大城市观念，为乡村设计“法朗吉”组织，令人幻想有可能重返神秘的黄金时代。它把工作分得很细，确保每人过最低生活、有最低工资。最后，它主张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以促进经济进步，从而追求休闲，而当代工业的发展却在消灭传统的节日，无视新的大众文化。
从帕拉图、莫尔、康帕内拉，到圣西门、傅立叶，他们的计划虽然不错，但大多是纸上谈兵，或是找块试验地表演一番而已。而巴贝夫就不同了，他不但有理论，而且身体力行，最终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经典作家誉为“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虽然如此，圣西门、傅立叶的思想理论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3）顶尖级文学大师。
巴尔扎克（Honorede Balzac 1799-1850），法国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可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相媲美。1799年5月20日诞生于法国图尔市。5岁入学，20岁通过巴黎索尔本学院法学系毕业会考，曾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从1819至1829年之前，巴尔扎克在文学上处于探索阶段，未有上佳名著问世。1829年方始发表第一部严肃的作品《朱安党人》。
巴尔扎克以犀利的笔锋鞭挞高官显贵的丑恶行径，用满腔热情的笔调讴歌平民百姓的高贵品质。例如他在《高利贷者》中塑造一个叫高布塞克的人，说他宁可把食物放在储存室里而不愿把它们拿出去与人交换，结果食品腐烂变质，既不能食用又难以出卖。不仅活脱脱勾勒出吝啬鬼可笑可悲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上道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流通有着重要的意义。
1931年，巴尔扎克发表《驴皮记》，开始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嗣后《欧也妮·葛朗白》（1833）、《高老头》（1834）面世。前者对吝啬鬼的描写更是入木三分：《高利贷者》的主人公只是不懂商品交流为何物的守财奴，致使一大堆食物烂在柜里；而葛朗台却是深谙投机倒把、善于以蝇头小利去换取更大利益的人；后者则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为金钱所系，即使是父女之间亦不例外：高老头毕生积聚的钱财被两个不忠不孝的女儿榨得干干净，生活贫困潦倒，最终惨死陋室，临终前却思念起亲生骨肉，表现出人世间伟大的慈父情结，是人类之间关系的一种返璞归真，不无积极意义。
巴尔扎克一生著述颇丰，从1829年发表《朱安党人》起，截止去世前不久所写《近代史内幕》，共创作小说91部，描绘了2，100多个人物，这些作品于1841年均被收入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中。作品以翔实的素材、明确的观点，畅达的笔调刻划出了19世纪上半叶复辟时期法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描写了新旧时代交替之际贵族因夕阳西下而垂死挣扎、资产阶级如旭日初升而踌躇满志的心态，从而向读者“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经典作家称：《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巴尔扎克则是“现实主义大师”，奠定了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无可争辩的地位。（《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巴尔扎克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的近代化由启动到勃起的时期，始自拿破仑帝国的第一次工业化，经复辟王朝、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得以完成。其间，政治斗争如火如荼，令人目不暇接，经济建设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作者身置其境，思想里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就政治思想而言，巴尔扎克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影响，认为法国的历史就是一场阶级斗争的历史，“生活可被视为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一场持久的战斗”，“世界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即大人物和小人物”，这种观点贯穿于《人间喜剧》。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工业化虽然得以稳步发展，但外贸因保护主义钳制，出口产品的比重还达不到1780年的水平。巴尔扎克为自由经济思潮所裹胁，积极主张取消关税壁垒，开创自由贸易，并在许多作品里宣传他的这种观点。如在《乡村医生》里，他借主人公的嘴说“国家不要求助于关税和禁运，因为这是不光彩的。”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声音：“必须来一个工业的破拿巴，给共和国一个组织者！”意思就是，来一次波拿巴式的工业政变，由自由贸易主义者来领导法兰西的经济。巴尔扎克的呼吁身后得到了实现：1860年，拿破仑三世终于与英国签署自由贸易条约，执行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大陆封锁政策寿终正寝，法国第一次工业化（革命）至第二帝国末期终于完成。
巴尔扎克毕生著作等身，誉满文坛，但个人的境遇却是不幸。生活一度奢侈，债台高筑，为逃避20余万法郎欠款，常年东藏西躲，不得安宁，贫困不堪。爱情生活不尽如人意，迟至1850年3月才得以与情人韩斯卡夫人结为连理。但新婚不到半年，即于同年8月18日在巴黎与世长辞，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雨果说：“巴尔扎克在最伟大的人中名列首位，在最优秀的人中出类拔萃。”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法国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1802年2月26日生于贝桑松，在巴黎读完中学后入法学院。1816到1827年是雨果创作生涯的第一阶段，其间作品的思想倾向偏保守，艺术上亦欠成熟。
以1827年为契机，到1848年二月革命，是雨果创作道路上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作品的思想倾向较好，写作技巧日臻完善。1830年7月，巴黎人民揭竿而起，反对查理十世颁布的反动的七月敕令。广大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大街上不断发生同警察的冲突。雨果在战火中受到革命洗礼，热情欢迎七月革命，思想日趋接近人民群众。翌年发表小说《巴黎圣母院》，描述美丽可爱的吉普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因拒绝圣母院副主教孚罗洛的求爱而备受迫害，她心爱的情人菲比思被害，自己亦受到诬陷而被推上绞刑架；敲钟人加西莫多虽然面目丑陋，但心地善良，为替暗恋中的少女报仇雪恨，毅然把他的保护人孚罗洛从楼上推下去，跌死在刑场上，自己则自尽在吉普赛女郎的遗体旁边，作品不仅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鞭挞了中世纪教会的虚伪、残忍，突出了反封建的主题，而且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遣词造句铿锵有力，不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力作，标志着雨果的创作已达到成熟阶段。
1848年二月革命后，雨果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作品战斗性极强，重要的有小册子《小拿破仑》（1852）；诗集《惩罚集》（1853）；小说《悲惨世界》（1862）等等。其中小说《悲惨世界》被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作者不仅对因生活所迫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刑的主人公冉阿让等人寄予无限同情，而且对作为法律象征的警探沙威进行了无情鞭挞，从而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劳苦大众的压迫乃至镇压这一主题，立场十分鲜明。在写作技巧上值得肯定的是，雨果有时对诸多景物，如监狱、民宅、水管；重大事件，如滑铁卢战场、1832年6月5日共和党人起义等，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描绘手法，夹叙夹议，绘声绘色，令人读来兴趣盎然，爱不释手。
雨果的政治立场很难一言以蔽之。少年时代的雨果对路易十八称颂有加。查理十世统治时期，雨果一反初衷歌颂起拿破仑（帝国），反对波旁王朝的统治。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又改变态度，1841年在入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仪式上明确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制，认为路易-菲利浦是最好的国王之一。1845年被国王钦定为“法兰西世卿”，进入贵族院。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他又赞同起共和政体，被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并支持路易-拿波仑当选议员。后又发表《小拿破仑》等著作，谴责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称帝。
纵观雨果的一生，他的政治立场随朝代的改换而变化。19世纪上半叶以至中叶，法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勃起、完成，其间没落的封建势力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依次迭进。雨果处在如此变化莫测的阶级斗争的旋涡中，政治方向有时难免把握不准。
雨果自1851年起流亡国外，直到第二帝国于1870年倾覆后返回祖国，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相继被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参议员。1871年3月爆发巴黎公社起义，雨果并不理解公社的意义，把它看作是兄弟之间骨肉相残。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情、支持遭镇压的公社社员，为他们提供避难所。雨果于1885年5月22日去世，6月1日灵枢置于凯旋门下，供万民瞻仰，后葬于先贤词送葬的民众竟有200万人。究其原因，因为雨果是“有功于国家的伟人”。
复辟王朝期间，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福音基督教交相辉映；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层出不穷，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令人叹为观之，从另一个侧面映现了法兰西大国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