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蒂亚的自由经济思想是在同封建保守思想的激烈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巴师夏（巴斯蒂亚）曾以波尔多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说明他代表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而反对的却是已经落在时代后面的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七月王朝统治。巴斯蒂亚虽然壮志来酬身先亡，但是他的夙愿终于1860年得以实现：是年，拿破仑三世派巴斯蒂亚的学生率团与英国签署了贸易条约。
法英贸易条约的签订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思想舆论的推动，除此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即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复辟帝国、进兵意大利、兼并尼斯和萨瓦……屡屡得手，令英国不满甚至恐慌，为缓和两国关系需要作出某种让步，而签署贸易条约就是最好的“补偿”。
法英两国世代为仇，战争迭起。1815年维也纳会议虽然把“科西嘉魔鬼”关进了“铁笼”，把法国的疆土推回到六角形的国界之内，但是，1851年拿破仑的侄子发动政变，又于翌年复辟帝国，称“拿破仑三世”，这一连串的举动令英国朝野忐忑不安，“所有的人确信，要不了多久，法国就会向英国挑衅”，报滑铁卢失败之仇。拿破仑三世早就对英国的态度有所预料，因此上台前就宣传说“帝国就是和平”，登基称帝不久又主动与英国联手，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俄国，之后又派工程师到伦敦商讨修建海底隧道，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孰料拿破仑三世这时又倾全力向外扩张，继开凿苏伊士运河、染指印度支那、干涉罗马尼亚后，又出兵意大利帮助萨丁王国与奥地利作战，并得到尼斯和萨瓦，招致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英驻法大使甚至在杜伊勒里宫的晚宴上和皇帝当面顶撞起来，克里米亚战争后刚刚修好的关系重又恶化起来。
第二帝国成立后，法国频频出击而且屡屡获胜，引起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恐惧，为平息这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有必要作出某种程度的“牺牲”，最好的突破口就是向英国开放国内市场作为吞并尼斯与萨瓦等行为而付出的代价。1860年1月15日，帝国大臣奥利维埃在日记中说得很清楚：“我们应与英国接近，自由贸易成了签约的条件，有可能的是，作为回报，对方让我们得到尼斯和萨瓦。”英国大臣格拉斯顿则明确指出：“用发展贸易来阻止战争升级。”法国史家认为：“皇帝改变了力量的对比：皮埃蒙特处境的改善、奥地利势力的式微、法国版图的扩大，所有这些足以令大国感到不快，同时又迫使他们避免随意中断和谈，在得到某种‘东西’的时候加强和平，这‘东西’就是自由贸易。”
1860年1月23日，法英贸易条约经过一段时间的蕴酿、准备终于公布于世。条约规定：法国取消禁运政策，棉、毛、亚麻、大麻线和布料、化学产品、铁、铸铁、钢、机器、工具、车辆等的人境从价税（droit ad valorem）最高不得超过30％，1864年1月起降为25％；钢轨的关税每百公斤从12降为7法郎，1864年1月起为6法郎；煤、焦炭每百斤从0．36减为0．18法郎。上述入境税或从当年7月1日，或从翌年1月起实行。英国方面则同意法国42种商品可自由进人国内市场：羊毛披巾和丝绸、手饰和手套、乐器尤其享受优惠。酒按个案处理：每加仑减3先令直到1861年4月1日，其他条款随后执行。1861、1864年，法国又与比利时、瑞士签订类似条约，终于打破了实行半个多世纪的大陆封锁政策，开创了自由贸易的新纪元。
“海关革命”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扩大了对外贸易：1859年进口为16．4亿多，1861年为24．4亿多法郎，2年间增加8亿多，出口1859年为22．6亿多，1861、1862年效果不甚理想，但1863、1864年分别增加3和3．6亿法朗，嗣后大体固定在年均30亿法郎至1870年，法德战争后重又回弹。其次，50余年来，法国有些企业缺乏活力，如今凭借贸易条约技术设备、产品质量等都得以改进，冶金工业尤其得到长足的发展，民族工业日趋集中。
拿破仑三世──有限自由贸易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长时段来说，19世纪中叶法国的资本主义迟早要冲破海关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的樊笼而奔腾向前的。然而，辩证法亦告诉我们，在短时段内，伟人或多或少可为经济磨盘注水，加快历史的进程。第二帝国开创自由贸易的先河，固然要归于经济发展、政治需要、舆论导向等客观因素，但亦不能排除拿破仑三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960年皇帝之所以不顾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反对，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撇开议会命人签署法英贸易条约，除考虑到在国外过于冒进，需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以平息宿敌英国的不满、巩固帝国的统治外，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本人具有某种自由经济思想，关心国计民生。
拿破仑三世10多岁时逃离法国，数十年间颠沛流离，饱尝辛酸、洞察民情，接受了圣西门“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早在1839年他就说过：“《人权》毫无意义，应给茅屋以必要的帮助，以满足人民的愿望，消弭饥饿。”1844年他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必须让他们成为有产者。他们只有双手，必须给他们一项职业。在骄奢淫逸的人中，他们处于社会最低层，必须给他们以社会地位。”拿破仑三世上台后殚精竭虑去实现所说的“文明的最大利益，以致工人的平均工资有所提高。5060年代的工人，就算是生活费用上涨；但由于寻职容易、工资优厚，还是要比40年代的工人生活得好。”特别是巴黎的工人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这与经典作家所说的“绝对贫困化”在事实上有出入。
拿破仑三世笃信圣西门的“生产本位主义”，主张国家的主要责职在组织人民，发展生产。早在1839年他在阐说所谓的“人道的波拿巴主义”时就给予经济以高度的重视：“要复兴农业，制造新产品，借鉴国外有用的革新经验”；1852年他作为总统巡视外省，发表《波尔多宣言》：“我们要开垦土地，修筑道路，修葺港口，疏通河道，开凿运河，扩建铁路。”当上皇帝后则利用国家权力、行政手段实现上述主张，对贸易更是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致内政大臣的信中说；“必须采取多种方式以促进贸易-否则，工业就耍原地踏步，物价居高不下，消费日趋萎缩}而无工业的繁荣（可增殖资本），农业将处于原始状态而不能自拔。”
19世纪经济发展深度与广度乃史无前倒，不少法英经济学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开放市场，自由竞争。拿破仑三世身囹圄、流亡伦敦时熟读亚当·斯密、让-巴帕蒂斯特·萨伊等人的著作，深受其自由经济思想的熏陶，预料到了世界经济的一体性，认为要开凿的苏伊士运河是大陆和解的最佳途径，还有轮船、铁路、阿尔卑斯山隧道、拉芒什海底通道等不仅促进贸易，而且开辟了超边界的经济。上台后他于1853年向外国小麦开放国内市场，不久又降低生活必需品的进口关税。1853年排除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阻力下令1855年在巴黎举办第二届国际博览会。是年，参展商2．4万家，观众达500万人次。“博览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深远，因为促进了各国的竞争。今后每个国家都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巨人间的有益赛跑。”1859年，他与英国自由经济学家戈登会谈后决心统一两国的经济，立即建立法英贸易区；然而，部分法国人长期囿于拿破仑一世的大陆封锁政策，不理解打开闸门的意义。钢铁冶金家以法国的钢铁要进坟墓了！为由反对政府的举措。面对国人的责骂，拿破仑三世毫不动摇，说“没有竞争，工业就要滞后，国家就要倒退”，命令法国代表如期在贸易条约上签字。法国史家认为：“1860年条约尽管蒙受种种非难，但实际上有利于降低生活费用。当时法国人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得以提高，部分原因要归于皇帝本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拿破仑三世只是一位有限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帝国大臣巴洛什认为：“拿破仑三世的学说从来就不是大家所说的自由贸易主义；他的政策与前几任政府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即一般要比监督他们的议会更自由化。取消海关禁令，维持适度保护政策，这便是皇帝1860年的观点；这种思想皇帝在40年代坐牢时就提出过：一个国家的现有工业需要保护时就应予以保护。”理由是，法国的工业相当年轻，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自我保护，需要国家在海关政策上予以护卫。所以，上台后他只是与英国、比利时等国签订商约，减免入口税，而对非签字国的商品仍然课以重税。由此看来，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不予干预，“国家不是一块应予割去的溃疡”，而是在必要时利用权力予以调控以维护民族的利益。事实的确如此，拿破仑三世实行的是唯意志论的经济政策，目的是以自由交换为旗帜，对外开放过于受保护的市场，把法国企业推向竞争，在外贸中力争技压群芳，俾使国内生产总值翻番，从而称霸欧洲乃至世界。
至于自由贸易的实质，1848年，马克思曾有鞭辟人里的分析。一方面他认为：“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增加了劳动的需求，…劳动价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同时，一切商品都跌价了，“对工人是非常有利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自由贸易“是资本的自由”，“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和被剥削阶级存在。…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总而言之，“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加速了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综上所述，19世纪初，拿破仑一世面对英国压力颁布“太陆封锁令”，对海峡彼岸的宿敌实行禁运，效果微乎其微；到了世纪中叶第二帝国时代，工业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自由经济思潮浩浩荡荡，贸易保护主义受到猛烈的冲击，在这关键时刻，拿破仑三世审时度势，既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亦为个人前途考虑，毅然与英国签署贸易条约，取消海关壁垒，降低人口税率，在法国开创了自由贸易的先河，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法兰西从此跨人了现代国家的门槛，皇帝本人则被人誉为“现代法兰西的奠基人”。
3.一手搞对外扩张
自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功败垂成、法兰西龟缩在六角形的边界后的几十年间，历代君主无不卧薪尝胆。至第二帝国更是卓有成效，拿破仑三世一手抓经济建设，改善民生，培植国力；一手抓对外扩张，触角伸至美洲、欧洲乃至亚洲，终于摆脱了1815年的阴影，宏扬了拿破仑一世的伟大业绩，凸现了在欧洲甚至世界的大国地位。
（1）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3月27日，拿破仑三世向俄国开战，借口是确保天主教徒掌握耶路撒冷的“上帝陵墓金钥匙”，真正的目的诚如拿破仑三世所说：“消除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影响，重新赢得盟友和在外部世界的行动自由，争霸欧洲。”；1855年9月10日，法英联军攻克塞巴斯托波尔；1856年2月26日，俄罗斯在巴黎和会上认输。恩格斯说：克里米亚战争“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而对赢家法英、输家俄国而言，皆是非正义战争。
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基督教经11、16世纪两次分裂后繁衍出了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各派为争夺圣地争吵不已，金钥匙几易其主。
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浦无暇顾及圣地的教派纷争。拿破仑三世称帝后为与俄罗斯争雄，借口保护天主教，积极干涉上述教派的争斗。俄国不是等闲之辈，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容不得法国东山再起，危及自身利益，因此拼死维护东正教在圣城的权益。最可怜的要数宗主国土耳其素丹了，原先他听凭基督教内部你争我夺，希望伊斯兰教渔翁得利，趁机兴旺，谁料想列强要在圣城动刀枪，自己夹在中间左右不是，进退两难。
宗教派系之争终于酿成皇家战争，拿破仑三世在《波尔多演说》中所称的“帝国就是和平”，成了绝大的讽刺。
法兰西参加这次战争的目的何在？拿破仑嗣后对佩尔西尼说得十分明白：“我们之所以同意和英国一起进行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就朕来说，仅仅是为了阻止俄国在君士坦丁堡，从而在地中海的统治。朕所以如此执行法兰西的传统政策，是想排除欧洲的巨大危险，而不是盲目支持愚昧无知、伤风败俗、野蛮无比、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政府。”
在大臣会议上，皇帝进一步阐明了与俄罗斯开战的理由“为了消除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影响，必须离间奥地利和俄罗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组成联盟威胁我们，捆住我们的手脚。法国参加此次战争的最大目标，就在于分化两国，为自己争得盟友和在外部世界行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