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传入，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出土文物来看，在438年左右就已经有汉字铭文的大刀存世了。6世纪初，倭王从百济招聘了懂五经的博士段扬尔，3年后为博士汉高安茂代替。懂五经的博士到日本讲授儒家经典，在政治、思想和道德风俗上都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儒家的君臣秩序观念在《日本书纪》中记载，菟道稚郎子在应神天皇去世后被立为太子，但他认为自己的才德不如其兄大鹪鹩尊，而甘心让位。大鹪鹩尊以弟弟已受父命为太子，礼让而不受帝位。兄弟之间推让致使帝位虚空三年，最后太子自杀，大鹪鹩尊方即帝位，即仁德帝。这个故事本有宣传的意味，背后也有政治因素，大鹪鹩尊为长兄，有强大的外戚势力支撑，太子则是庶出，尽管五经通达也难以胜出，其失败的背后也有儒家的长幼、嫡庶之分存在。
日本早期的朝廷公文文书都采用汉语书写，如604年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就以汉字写就。并将“以和为贵”、“笃敬三宝”等作为重要条目。奈良时期（710—784年）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品《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都是汉字写就的。日本人还借鉴汉字，在《万叶集》中开始出现了表音的“万叶假名”。通过几代日本人的努力，将汉字的偏旁部首变成日本的“片假名”，将汉字的草书字体变成了“平假名”，从而在继承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表音符号——假名。而平假名也成了女性文化、物语文化和平安文化的代表象征，平安时期女性的诗歌、物语等文学作品大都是用平假名书写的。
佛教自6世纪由朝鲜和中国传入日本，首先就吸引了日本的贵族和知识阶层。佛教繁富的仪式、优美的艺术以及深邃的传教经典，都对神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神道在参照佛教发展了其教义，为神道诸神序位，以天照大神为宗，确认皇族为其直系后裔。佛教的信仰问题在日本最初传播就引起了信仰问题，导致苏我氏和物部氏的对立。物部守屋当时是飞鸟时代的大连（有力豪族），作为军事氏族的首领，对传入的佛教坚持强烈的排斥立场。同时，圣德太子与苏我氏的苏我马子一起，尊崇佛教，最终打倒了物部氏的势力，在日本全面推广佛教。
早在奈良时代，日本就吸收模仿中国和印度的佛像画。以后日本的佛教美术从模仿逐渐走向自己的风格，1053年落成的凤凰堂的阿弥陀佛像的颜面和背景就已经完全日本化了，宫廷的演艺和音乐也以大陆传来的唐乐和高丽乐为基础修改成宫廷的雅乐，使用至今。
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记录了皇室起源。早在天武天皇时期就命稗田阿礼诵习天皇谱系《帝皇日继》和《先代旧辞》，由太安万侣记录、编纂，最终而成《古事记》。《古事记》分三卷，上卷记载了高天原、神世七代、三贵子和其他神祇；中卷记录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到第15代应神天皇的家谱和事迹；下卷记录了第16代天皇仁德天皇到第33代推古天皇的家谱和事迹。该书利用神话传说来证明天皇世系的神圣权威，也是日本最早的历史书籍。《古事记》中的许多故事与中国的上古故事相似或相同，对此有很多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些故事上古时代在整个亚洲大地上流传，所以中日两国皆有记载。还有解释认为，日本人模仿了中国的皇权得自天授的故事，杜撰了日本天皇的来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是中国或朝鲜的早期移民或者僧侣带去了这些故事。
日本在推古天皇以前，并不了解律法。640年（舒明天皇十二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日本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学问僧南渊请安等留学大唐归国，首次将唐高祖、太宗时制定的《武德律》、《武德令》、《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等法律条文带到日本。“大化改新”之前，中大兄与中臣镰足还曾向南渊请安学周、孔之教。“大化改新”中所颁律令，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其后天智天皇颁布的《迈江律令》，沿袭唐太宗《贞观律令》。天武天皇颁布的《天武律令》，则以唐高祖《武德律令》、唐太宗《贞观律令》、唐高宗《永徽律令》为蓝本。
到701年（武则天长安元年，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新颁布的《大宝律今》更直接仿效了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主持编纂的《唐律疏仪》而成。《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中笞、杖、徒、流、死刑及“六议”、“八虐”，分别脱胎于唐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大宝律令》是日本史上趋于完备的一部成文法典。
718年（唐玄宗开元六年，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在《大宝律令》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日本又颁布了《养老律令》。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天皇制。“大化改新”以后，自天智天皇至丰臣秀吉的数百年间，日本始终沿用唐律。对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这样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这里所谓的“奈良至平安时期”，即710年至1192年，相当于我国唐玄宗至南宋孝宗前后的一个时期。
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标志着平安时代的开始。平安京的位置，相当于现代京都的中心部位。平安京的建设完全模仿了隋唐的长安城，连地址的选定也参照了中国的风水“四神相应”的说法。平安京东西长4.5公里，南北长5.2公里，是一座长方形的都城。它的中央是大内，中心以朱雀大街将都城分为左京（东侧）和右京（西侧）。朱雀大街的最北端是从任何方向都清楚可见的大极殿，充分宣扬了天皇的权威。9世纪后，平安京被奠定为“万代宫”，皇室希图久驻。
在制度建设的同时，日本吸收的儒家文化也逐渐成了贵族生活的主导。
圣德太子死后，苏我氏独揽大权并杀害了素孚众望的山背大兄王（圣德太子之子）。此时，与苏我氏对抗的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都努力学习大陆文化，联系留唐归国的人壮大自己的力量。“手把黄卷，自学周孔之教于南渊先生所。”他们系统地研究了儒家思想中关于王权和国家的理论，了解唐朝的律令制度和政治制度，准备以唐代的土地制度来制止苏我氏等大豪族的侵吞土地恶弊。645年，改革派杀死苏我入鹿，拥立轻皇子为天皇（孝德天皇），以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的改革派掀起了“大化改新”。改革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仿效唐制，建立年号，称“大化元年”。这是日本天皇继位设立年号之始。
“大化改新”中，按照中国儒家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模式，采用“公地公民”制，实施“班田收授法”，并建立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制度。制定八省百官机构，将倭王变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将其他贵族变成其治下的大臣百官。迎来天皇制的鼎盛时期。
从奈良朝至平安朝近两百年间，唐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极深。上自天皇，下至皇族、达官，都竞相学习唐代的文学、诗、赋、文章。天智天皇就吸收唐代的学校制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到了天武天皇时期，学校规模扩大，出现了大学（朝廷在京城开办）、国学（地方各国设立）以及私学等。教授明经、纪传、明法、音书、算学等科目。最著名的私塾是曾经留学唐朝的僧人空海开办的综艺种智院，教授佛学、儒学、文学、唐诗等。
在日本朝野各界努力吸收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不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朝廷的诏敕、太政官的命令、地方政府的请示报告等全部都是用汉文书写。汉文成为唐代日本朝廷的官用文字。
天智六年（667年），天智天皇迁都近江，翌年举行即位典礼。大友皇子作汉诗《侍宴》：“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昌泰，万国表臣仪。”气度宏大，雍容华贵，被称为日本汉诗始祖。天智天皇的另一位皇子河岛皇子以及文武天皇三子也都擅长汉诗。文武天皇不但在在位期间完成了《大宝律令》（701年），也有汉诗，如《咏月》、《述怀》等。从《万叶集》中的皇室作品、第一本日本人的唐诗集《怀风藻》，可以看出日本贵族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已经创作出当时最高水平的和歌作品。此后，在嵯峨、淳和天皇时期，又出现《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诗赋集。第52代天皇嵯峨天皇（786—842年）也是著名的日本诗人，他擅长书法、诗文，与平安时代的空海、橘逸势同称“三笔”。其诗文、墨迹至今尚有遗存。673年，大海人皇子推翻继承天智天皇的大友皇子的统治，继任天皇——是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模仿唐朝树立王权和王族地位，辅政大臣只从皇族中挑选任命，剥夺各大豪族在政府中占据的要职，将政权集中到天皇一人身上。以至于在天武天皇在位的14年间没有任命一个外姓大臣，一切政令全由天皇自己亲署。这是日本历代王朝中没有的情况，因此，后人将天武天皇的时期看做是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达到顶点的时代。
天武天皇时期，开始将帝室权威制度化，“王权神授”、视王为神的思想产生了。此时，唐朝尊武后为天后，尊高宗为天皇（674年）。天武帝引进这一名称来尊称日本国王。自此“天皇”在日本成为固定传承的称号。
754年，鉴真东渡日本后，首先为已成为太上皇的圣武天皇授菩萨戒，接着皇太后、皇子都依次登坛受戒。756年，鉴真被任命为大僧都，管理日本的僧佛事务，促进了律宗在日本的发展。
隋唐时代，近300年的遣隋使、遣唐使交流，规模之大，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在整个古代世界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日本皇室对来自唐朝的“唐物”极为喜爱，甚至在“建礼门前，张立三幄，杂置唐物。内藏寮官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宫市”，将来自唐朝的物品在宫廷贵族及大臣之间进行交易。崇尚唐物的风气到了五代十国时期依旧不改，大宰府、藏人府以及各家亲王都身穿进口的白缣汗衫、白绢裤子、白绫袜，甚至婢女也“裳非齐纨不穿，衣非越绫不裁”。
宋代的中日往来，主要是平家政权和镰仓幕府对宋的贸易。《开庆四明续志》中描述日商争驶南宋的情形道：“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宋钱在日本大量流通，也导致南宋铜钱短缺，迫使市舶司设置专门官吏，监督制止铜钱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