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仪在旁听话，插嘴道，她愿意跟我去看祝淑慎。我并未介意。但过了约两星期，忽接到周家仪来信，要我实践诺言，陪她到杭州去看祝淑慎。其实这是公差，红十字会护士学校一班学生快要毕业，周家仪是该校教务长，毕业文凭需要校长祝淑慎签名盖章。
我接到周家仪的信，就捉摸到她别有用意。我自己的态度可说是模棱两可，故要求同寝室的殷明禄送我上火车，让他看一看周家仪，如觉得好就对我说Good luck，如觉得一般就对我说 Good bye。最后殷明禄因故未送我上火车，便说Good luck anyway。
到了杭州，周家仪和祝淑慎吵了一架。祝说周并不是去看她的病，而是借故要王士倬陪她去杭州。从杭州回到上海，我觉察到周对我的热情颇高，故写了一封信给周家仪，要求她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冷静地考虑一下。我说两个星期以后，再去看她。她接信后马上雇出租车到我的住处，说她好比一块炽热的玻璃，我的信好比一杯凉水，玻璃要炸裂了。涕泗横流，泣不成声。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说：“何必把自己看得过高呢？”于是我就吻了她的泪眼，心想就这样吧。
周家仪认识一个英国老头子，怡和洋行的会计，他很有钱。这位英国人似乎结交五至六个像周家仪这样的中国女人，并答应赠给每人一万元。后来这英国老头子同其中一个名叫孙葆瑜的结了婚。我没有见过这英国人，但有一次他约这些女孩子看电影，也托周家仪邀了我，约定地点和时间。我准时到了约定地点，他们没有到，我就独自看了电影。周家仪利用这英国人所赠一万元赴美国留学，进Cleveland的Western Re-serve大学，这是1931年夏季的事。
京华印书局
1931年4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派我到北平，担任京华印书局的经理。京华是商务印书馆设在北平的印刷分厂。当时北平是故都，市面萧条。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狂轰乱炸上海闸北地区，把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房烧毁殆尽。商务印书馆便在北平和香港两地的分厂赶印1932年秋季开学时全国中小学校所需的教科书。
京华印书局日夜三班，开足机器，完成了任务。上海总公司派来了庄百俞先生联络并指导生产。庄先生是清华1923级同学庄新的父亲，庄新不幸于1921年病故。我与庄百俞先生合作得很好，总公司对北平分厂的工作表示满意。
卧病协和医院
我到北平不久，就觉感冒发烧，到协和医院看门诊。主治医师李宗恩让我住院，复查后确定我患的是斑疹伤寒Para-typhoid fever（注：副伤寒，是由沙门氏副伤寒杆菌甲、乙、丙型 Salmonella paratyphi A，B&；C所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住院约一个月。我住的是H2号病房，该病房的值班护士是袁瑾瑜，可谓巧遇。
袁瑾瑜是上海红十字会护校的毕业生，是周家仪和祝淑慎的学生。她们的毕业典礼我参加了，我与殷明禄同去的。在典礼晚会上，她们手提灯笼表演节目，周家仪是导演。殷明禄和我都注意到了袁瑾瑜，殷说袁最漂亮，周家仪可列第二。周家仪向我介绍了全体毕业生，并告诉我袁瑾瑜有男朋友，意思是不让我接近她。后来毕业班学生分配工作，袁被分配到北平协和医院。她们离开上海的下午，碰巧我到红十字会去找周家仪，袁打趣说道：“Mr. 王，送我们上船吧。”我因在上海尚未登过轮船，满口答应了。但周家仪不同意，使我的诺言成为废话。
我在北平生病，周家仪在上海忙着准备出国，没有来看我。在协和养病期间，认识一位史维良先生，他来到京华印书局看我，谈到在医院认识的几位护士。史先生建议由我二人联名宴请袁瑾瑜和另一位与史有些亲戚关系的高小姐。史打电话给高小姐，由高约袁于某日到北海仿膳餐厅吃晚饭。席间谈笑自若，俨然像老朋友。
又隔了几天，我约袁瑾瑜和沈安芸到清华大学玩，又到颐和园划船。沈吐露了她和男友刘某有些矛盾，袁对沈说：“男人全是贱的。”我当时觉得袁有些厉害，而自己则有点儿贱。
感情的转移
1931年12月24日，是外国人的圣诞节，我和京华印书局副经理王稚圃二人到东单牌楼闲逛，随便买些巧克力饼干随意吃着。逛到帅府园想穿过协和医院东去，恰巧碰到袁瑾瑜下班。她问我圣诞节送什么礼物给她，我顺手把巧克力饼干递过去，她便顺手接受饼干吃了。既大方，又随便。
过了阳历年，又过阴历年。大概是阴历年初三，天气晴和，我约袁瑾瑜逛小汤山的温泉，我洗了温泉浴，她没有洗。租了一辆小汽车回来，在回程途中，我向袁瑾瑜吐露了感情，说：“老师不如学生可爱。”她不置可否。
陶葆楷结婚大概是在1932年4月某日，我当男傧相。袁瑾瑜也送了礼，去吃喜酒。席间有人问袁，什么时候吃她的喜酒，她答说没有影儿呢。是晚我俩到北海公园划船，就在那天晚上，在北海公园的船上，我动了感情，与袁瑾瑜第一次接吻。从此以后，我俩当众承认彼此是恋爱的对象。5月某日，我们在欧美同学会设筵两桌，正式宣告订婚。
怎么告诉在美国的周家仪呢？我用暗示的方法，写信说：“长堤草不尽红心。”我的信愈拖愈少，她也察觉到我的变化。我也和某些朋友谈论自己的感情变化。同班同学王公武讲得痛快，“千万不要因怜悯而结婚，结婚必须植根于爱情。”
1932年8月，我受聘到清华大学当教授，应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辞职，并到上海交代工作，袁瑾瑜随我同行。某日，正在商务印书馆开会时，传达室通知我有客人来访，原来是周家仪刚从美国回来。见面后告诉她开会暂不能脱身，约好傍晚到她的住处面谈。
我如约找到周家仪，出屋散步，她挽我的手，并肩而行。我告诉她我已与袁瑾瑜订婚，她说不相信。我说袁也来到上海，于是约次日再见面。次日，我偕袁同到周的住处，周就哭泣不已，甚至晕倒，不欢而散。后来听王之说，周还服生鸦片自杀，被人送进医院。我觉自己无能为力，遂偕袁瑾瑜匆匆乘轮船回天津转北平。
时隔十余年，约在1946年某日，清华同学罗家选之妻王雅芳在重庆告诉我，周家仪已与尹兆康牙医师结婚，罗是尹医师的病号，约我同去尹医师诊所，王雅芳告周说王士倬来访，周说：“我恨他，不见。”但隔一天井，约30米远，她还是露了一面。后来王雅芳告我，是日周表现失常，尹询问她究竟，她说道：“我嫁给你时还是一个处女。”答非所问，两人几乎要闹离婚。以上是插串闲话。
清华教书
秋季开学，我到清华教书。1932年11月26日我与袁瑾瑜在协和礼堂结婚，由清华校长梅贻琦11证婚。
在清华讲课，因机械系尚无高年级学生，我只教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还教材料试验。主要精力放在筹建航空工程系及风洞设计上。我与冯·卡门12教授取得通信联系。清华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官费留美学生，其中有钱学森13，后来成为世界航空科学权威，实由冯·卡门所栽培。清华聘冯·卡门为名誉教授，冯推荐华敦德到清华教书。
同时我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兼授四小时的“航空器”。北平大学的校风与清华有天壤之别。平大学生根本不做习题亦不举行考试，但也有个别学生成材的，李耀滋14就是一例。李听我的劝告，投考中央大学的特别机械班，在该班毕业列第一名，由航空委员会资助官费留美，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成为美籍华人。
1935年夏季，忽收到钱昌祚15打来一个密电。我生平第一次收到密电，说有要事相商，请我到南昌航空委员会一行。钱告诉我，航空委员会当时深感飞机维护亟需地勤人员，要办机械学校，先设筹备处由他做主任，请 我 当 副 主任。我回到北平，请示梅校长，梅说清华愿与航委会合作。因此我就参加了航空委员会，铨叙二等三级机械正，相当于空军中校，月薪310元，比我当时的教授工资还少30元； 平大兼课还可拿40元，实际少收70元。袁瑾瑜不赞成我离开清华，另外还有人说我有官瘾。我当时考虑的是日本侵华野心毕露，平津危象可忧，而抗日的基地围绕着南昌。我自觉摹仿古代班超的投笔从戎。
初到南昌
1935年的南昌，交通还是不大方便。从北平先到南京，乘长江轮船到九江，再坐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然后坐木划船渡赣江。我第一次到南昌，时值夏季，住旅馆不知哪一家好。在车站招揽生意者手中看到有“百花洲”字样的名牌，认为不错，其实是最蹩脚的旅馆，洗澡都没有地方，让旅客在弄堂里露天放一大木盆洗澡，弄堂里老太婆进出无忌。黄学诗让我赶快搬到他家里暂住，果然环境大异。
到航空委员会换穿军装，那时空军制服差不多全由“同陛泰”承做。与我同时治装的有一位在建筑科的科员叫程镛，其妻李登云是袁瑾瑜在上海红十字会的同班同学。我们初到南昌时，和李登云、程镛住在一起，租一栋民房在孺子亭。南昌的旧式房屋都是木结构，很易着火。一晚，距我家约三里处一民房着火，我们受了一场虚惊。
后来，我们搬到新住宅区的上海村，那是上海银行在南昌兴建的。毗邻洪都招待所，再后来又迁到梅村，与刘敬宜16及陈卓林17为邻。一个星期日，我与袁瑾瑜闲逛，碰见李励侬，可谓奇遇。
李励侬是湖南娄底人，在北平协和医院与袁瑾瑜同事。她后到南京进修公共卫生专业，分配到江西省教育厅工作。当时江西人患癞痢头秃发者很多，她很耐心地向居民讲解卫生常识。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志气、很热心工作的人。据袁瑾瑜告诉我，李励侬曾因与友人辩论，当时做官的人是不是100%都贪污。其友坚持100%都贪污，无一例外，李励侬说王士倬就不贪污，其友坚决不相信，为此李励侬气得哭了。她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动。我骑自行车的技术，不见得高明，她要站在我车的后轮轴上，车颇晃动，我吃惊了但她不吃惊。
1937年初，机械学校撤离南昌，我乘一小车率一卡车赴长沙，李励侬搭车随行。袁瑾瑜已在月前带领王昌一随陆贯一乘轮船到了重庆。李励侬到长沙后，给我介绍认识了杨家鸿，她俩是湘雅护士学校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叫龙纫萃。
初进航委会
我初到南昌时，航空委员会主任是陈庆云，钱昌祚是第四处（机械）处长。第一处（参谋）处长是沈德燮，第二处（教育）处长是黄秉衡，第三处（总务）处长由陈庆云兼任，第五处（经理）处长是王家骧。
机械学校筹备处立即训练机械士，首先是召集各地场站的机械兵予以三个月的训练，即成为机械士。又从山东等地调来军工工厂的技工，称为技工班。正规的机械学校教育计划，规定由指定省政府的教育厅通知初级中学一二年级学生报名考试，第一期、第二期在安徽、江西两省招生，但事实上确有高中程度甚至有个别大学程度的学生应试。试卷都是密封，杜绝了说情或舞弊情况。录取新生报到后，反复向学生说明机械士不是机械官，更不是飞行军官。
机械学校设有高级班，当时只有清华、交大和浙大设有航空系，由各校保送，计有华文广、许锡缵18、叶玄、王修琛、宁 19、方俊 、李登梅、吕凤章、佘秉枢、石家龙、杜宗正、徐昌裕20、王裕齐、姚积尧、朱越生等共16人。
机械学校大量的学生，当然是机械士，所谓甲科机械士，指的是在场站部队服役的。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飞行员们对学校出身的机械士，普遍的批评是纪律不佳，归根结蒂是机校训练不够严格，而机校内部从事军训和政训的人员，则扬言教育长支持军训、政训不力。
适值航委会主管教育的厅长毛邦初21访问成都，我向他陈说自己没有受过军事教育，希望调动一下工作。他征询我的具体意见。我说当时王承黻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回来做第二修理厂厂长似乎屈才，我建议与他对调工作，到南昌设立了这个飞机修理厂。1935年6月，修理厂建成。厂址两处，分别在南昌新旧机场。不久，陈昌祖和刘敬宜职务对调。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应在1937年5月，王承黻接任该厂厂长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
航委会那时迁到武汉，设三个厅。第一厅管参谋作战，第二厅管教育，第三厅管机械。钱昌祚任第三厅副厅长，他质问毛邦初为什么要调动我的工作，毛说这是王士倬自己建议的。钱后来写信给我，说我失了街亭。
第二修理厂
1938年秋季，我只身坐长途汽车到贵阳，转赴芷江。当时张治中当湖南省主席，自己焚烧了长沙城。贵州公路局卖票只到晃县，到晃县后再买票到芷江。航空第二修理厂原设在南昌，上级命令迁芷江，路过长沙时，一部分器材在大火中损失，但大部分人员和器材当时迁到了常德的德山镇，我到德山遇见了技正邓开举及工务处处长刘焕文等。
在抗战初期，航委会的长途运输专组了兵站司令部，派石邦藩为兵站司令，常德的兵站负责人叫敖伯言。二修厂的家属要搬家，厂领导自然尽量照顾。待修飞机的机翼，体积大而重量有限，放在卡车上作为掩护体，在机翼下面躲藏家属、妇女、小孩及家具等，并不显眼，但敖伯言坚决不同意。他乘坐小汽车，持手枪追赶卡车，强迫家属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