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视察南昌飞机厂，由冯安国厂长陪同。彭德怀每到一处，就与那里的职工握手，谈家常。他还对该厂制造摩托车给予赞扬。
12月25日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主持会议讨论飞行研究院筹建问题，航空工业局徐昌裕、熊焰及空军各大部部长参加。会上确定由空军与一机部联合筹建飞行研究院。1959年4月15日，一机部党组批准，正式定名为部属第八研究院。该院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经过多种方案比较，并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积极支持厂，将陕西阎良空军第11航校校址作为该院（连同172厂）的建设基地。
12月26日王西萍局长从莫斯科给航空工业局分党组来信，说他与苏联谈判有关航空科研方面的问题极为棘手，提醒大家不可乐观。信中说：“这次谈判除图-16外，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打开科研和产品设计的大门，但把空气动力研究院方案提出后，苏方态度消极，说这个方案不仅包括苏联的全部成果，而且超出他们的已有经验。当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看到这个方案时，头发都‘竖’起来了。看来我们不能抱什么大的希望。援助是有限的，是有距离的。”
12月全国“大跃进”，全民办航空。
在航空工业局属企业中，按照苏联提供的图样，沈阳飞机厂试制了“东风”103（米格-19П型截击机），改型设计了“东风”102（原准机米格-19C型）歼击机；沈阳航空发动机厂、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试制了PД-45、PД-9Б等型发动机；南昌飞机厂也试制了米格-19П型截击机，后改产“东风”105（ПМ型导弹截击机）；哈尔滨飞机厂试制了米-4直升机。这些飞机、发动机大都在当年制成，并进行了试飞。自行设计的飞机、发动机和火箭型号也很多。主要有：沈阳飞机厂设计的“东风”107歼击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计的“东风”113高空高速歼击机；南昌飞机厂设计的“雄鹰”302强击机；哈尔滨飞机厂设计的“和平”401运输机；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设计的“红旗”2喷气发动机。从1957年开始设计的歼教1和“红专”502（初教6）教练机，在1958年进行了试飞。此外，还有北航设计制造的“北航”2号探空火箭，“北京”1号轻型旅客机；南航设计制造的01号靶机；西工大设计制造的“延安”1号农业兼多用途飞机；哈尔滨飞机厂设计制造的“松花江”1号；沈阳航校设计制造的“沈航”1号轻型飞机；北京航校设计制造的“红旗”1号轻型飞机；哈尔滨航校设计制造的“黑龙江”1号轻型飞机。
航空工业系统以外，也有很多单位设计制造飞机。其中有：首都机械厂的“首都”1号和“首都”1A号；上海飞龙机器厂的“飞龙”1号水上飞机；沈阳滑翔机厂制造的双座滑翔教练机和上海师范学院制造的“上师”1号初级滑翔教练机。这些非专门航空设计部门设计制造的各种飞机共19个型别。一般是以自己设计的机体装国内已有的发动机和成品附件。由于设计制造考虑不周，大都试飞一二次就再无下文。1958年的全民造飞机，除在一定程度上有普及航空知识的作用外，绝大多数无其他实质性成果。在全国设计的20多型飞机中，最终成功的只有初教6及强5。
本年度在“大跃进”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瞎指挥、浮夸风在航空工业泛滥成灾。至1958年底，局属企业33个，事业单位36个，全部职工155140人。金切设备12891台；房屋面积395万米2，其中宿舍面积192万米2；预算全年投资7984万元，预算外投资1517万元；固定资产原值92562万元；工业总产值56774万元，其中民品产值12517万元；交付飞机624架，发动机830台；实现利润15566万元；销售收入66588万元；流动资金期末占用额3378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5333元；工资总额8096万元。
在主机方面，飞机设计基本完成5种，初步试制完成3种，仿制成功2种；发动机初步试制完成1种，仿制成功3种；在机载设备方面，仿制成功：附件35种、仪表66种、电器204种，基本适应了歼5、初教5的配套需要。
有3所大学、7所中专和19所技校。在校学生53043人；毕业学生8506人，其中研究生24人、大学本科生1022人、专科生1040人、中专生2935人、技校生3485人。近两年内，航空工业局与高校合作已建立起8个研究室，其中：北航3个（空气动力、结构强度和发动机），西工大3个（空气动力、结构强度、航空工艺），南航2个（空气动力、仪表与自动器）。
1959年
1月6日2架图-16（后称轰6）样机由苏联飞抵哈尔滨飞机厂。1月12日，油江副局长在现场主持召开图-16试制协作会议，明确哈尔滨飞机厂、哈尔滨航空发动机厂为主制厂，西安飞机厂、西安航空发动机厂及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为复制厂，布置了4架份的试制任务。
在这次图-16机现场协作会议上，图-16机上众多的无线电、电子设备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认识到机载电子设备对飞机作战性能的重大影响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1月根据赵尔陆部长关于“航空工厂、研究所应大办无线电”的指示，航空工业局做出大办无线电的决定，并由油江副局长主持，廖琮懋协助，制定了具体发展规划。主要内容是：针对轰炸机系统自动化、射击系统自动化、空空导弹的制导设备以及导航设备等新课题，通过仿制上马，掌握技术后，即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
此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哈尔滨飞机厂负责的远航仪和南昌飞机厂负责的无线电高度表，均于1960年底用散装件装配出第一台样机，进行了地面测试，基本达到技术指标。正当准备定型试飞时，根据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哈尔滨飞机厂、南昌飞机厂将远航仪和无线电高度表移交十局生产。
2月7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莫斯科签订《1959—1967年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其中，援助航空工业的有空气动力和发动机研究院、505航空锻压基地等项目。随后，航空工业局派徐昌裕、李兆翔等分别于2月27日、3月23日赴苏具体谈判有关航空工业的援建项目。
本次谈判长达半年时间。在此期间，由于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分歧，苏方在谈判中持明显的消极态度，研究院的问题最后没有签订协议。关于锻压基地，1961年、1962年中苏虽进行过两次复议，但505厂建设终未实现。
2月28日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人视察株洲航空发动机厂。
3月1日朱德副主席视察株洲航空发动机厂。
3月17日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试制的装用于米格-19的811发动机（仿苏PД-9Б，后命名为涡喷6）通过国家验收试车。
该机采用轴流式压气机、单转子、带加力燃烧室，其推力与涡喷5发动机的相当，但重量却轻30%，最大直径比后者小48%，适于超声速飞行。结构、工艺较涡喷5复杂。沈阳航空发动机厂从1958年8月开始试制。
3月由于在“大跃进”中严重忽视产品质量，航空工业局于3月、6月、7月，分别在南昌、哈尔滨、西安连续3次召开企业领导干部会议，强调航空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决定恢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
4月26日歼6甲（“东风”103飞机）全天候喷气歼击机及其发动机涡喷6在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通过国家鉴定验收，投入成批生产。1959年内交付部队服役，成为中国和亚洲最早出现的超声速飞机。
5月13日航空工业局召开第一次飞机工厂厂际互换工作会议，颁发了《保证厂际互换工作条例》。这对有效保证飞机在外场，尤其在前线的维修使用，以及促进工艺水平提高都有积极作用，而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5月17日北京航空学院被指定为全国16所重点高校之一。
5月20日航空工业局提出与国防部五院分工的意见。提出以下具体意见：
1．航空工业从它的发展趋势来看，将发展飞机和发展导弹同时并举，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这是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必由之路，亦是一条走向独立自主的捷径；
2．为了缩短战线，突破重点，发挥双方积极性，航空工业局现阶段以发展飞航式导弹为主（弹道式导弹根据条件可以作适当的探索），五院现阶段以发展各种型别的弹道式导弹为主（对其他导弹根据力量亦可做有关的发展工作）；
3．为使导弹的设计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发展，除由国防科委统一负责组织领导外，五院与航空工业局必须加强协作，建立健全联系制度，解决协调等问题；
4．根据全国一盘棋精神，统一安排，加速建设大型研究试验基地，如西北空气动力与发动机研究基地、国家靶场以及五院的重要试验基地，小型的试验研究机构，可以各自自行安排；
5．对五院的初步设计，不必受以上分工限制，可按与苏签订合同不变，无论航空工业局还是五院，试验基地建成后，可以相互委托试验任务。
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视察沈阳飞机厂。
5月陈毅副总理视察太原航空仪表厂。
6月1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视察沈阳航空发动机厂。
6月25日飞行试验研究院在陕西西安阎良成立，周天行任党委书记、熊焰任副院长。该院担负起对中国飞机、航空发动机、电子、仪表设备、军械武器等进行综合鉴定、定型试飞的重要任务，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唯一的飞机飞行试验基地。
7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继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德怀之后，接着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斗争。航空工业很多工厂领导干部因坚持质量第一方针，维护合理的规章制度或反映了对“大跃进”的不同看法而被定为严重右倾，受到批判。以上处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基本得到甄别改正，对于遗留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解决。
7月邓小平总书记，李富春、陈云及李先念副总理先后视察了哈尔滨飞机厂。
7月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视察了株洲航空发动机厂。
8月航空仪表设计研究室设计的中国第一套自动驾驶仪样机，在兰州航空自动驾驶仪厂的配合下试制成功。该样机研制始于1958年8月，该设计室接受为“东风”107飞机研制自动驾驶仪的任务，驾驶仪总体设想由主任设计师昝凌提出。这是该设计室开始从研制元部件向研制大系统转变。
8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视察沈阳飞机厂风洞现场。
8月在陈少中副局长主持下编制了《航空文明生产专刊》印发各厂。该专刊汇集了历年苏联专家有关文明生产的建议，目的是配合整顿生产秩序，提高产品质量运动的开展。这是航空工业第一次把文明生产提到全局议事日程的重要活动。“大跃进”期间，文明生产制度遭受破坏也是产品质量下降，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
9月27日中国自己装配的轰炸机轰6（图-16）在哈尔滨飞机厂首飞成功，设计师孙志端等，试飞员李源一机组。
1959年初，2架图-16飞机和1架飞机部件及1架飞机散装件陆续运达哈尔滨飞机厂，35名苏联专家也于5月到厂。6月28日开始装配，9月3日装配完成。12月交付部队使用。1961年11月，航空工业局决定轰6的试制全部转到西安飞机厂和西安航空发动机厂进行。
9月29日航空工业局机关与在京直属单位召开大会庆祝建国十周年，徐昌裕做了《中国航空工业辉煌成就和伟大前景》的报告，强调：不能满足于仿制，必须加速产品设计与科学研究工作，以便设计制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飞机来装备人民空军。并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航空工业要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要进行探索性、方向性的研究工作。
9月30日沈阳飞机厂试制的歼6飞机首飞成功，试飞员吴克明。
9月一机部总结1958年基本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对质量事故的反思，提出“放”与“管”，“破”与“立”是辩证的统一的观点。认为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破除，凡是科学的程序和制度则一定要坚持，因而决定把行之有效的保证质量的必要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据此陆续制定颁发了《基本建设工程技术监督工作暂行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这一批规章制度的颁发，为后来3年调整时期基本建设走上轨道起到积极作用。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视察沈阳飞机厂。
10月1日国庆10周年，空军有165架各型飞机，组成6个梯队，通过天安门上空。领队长机由航空兵师长廖坚持驾驶。这是建国以来受阅飞机最多的一次，其中25架米格-19超声速歼击机是当年引进的。这些飞机大部分是中国航空工业修理、组装和制造的。